李雪
编者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根本上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精髓，并凝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复杂的国际关系实践中积累的外交智慧。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更是这个理论的思想精华。其继承性标志着该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属性，其发展性则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发展，到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继承与延续中不断得到丰富创新，创造出了不少国际关系新模式和新理念，例如新型伙伴关系等等，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并在“一带一路”的实践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2021年召开的《第二届“一带一路”长安智库论坛暨第二十四届全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联席会议》上，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段愿探讨了中国“和平外交”思想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系发展中的作用。{1}
本刊将段愿的发言以专题形式刊发，以飨读者。
本刊：段老师，请您谈谈中国“和平外交”思想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系发展中的作用。
段愿：首先，国际关系新主张及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
第一，新型伙伴关系。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政府开始尝试建立各种“伙伴关系”的外交框架。它跳出了或结盟或对抗的窠臼，结伴而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是一种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它拓宽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伙伴关系”外交体系。它摒弃了冷战思维，为建立新型国际关系贡献了中国智慧，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发展。虽然国际社会风雨动荡，但中国通过建设广泛的伙伴关系来化解矛盾和冲突。截至2019年7月，中国已同包括主要大国在内的90多个国家以及欧盟、东盟、非盟、阿盟等区域化国际组织建立并且发展了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伙伴关系。其中有60多个国家在“一带一路”辐射范围之内，包括4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其中既有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同中国关系极为密切的“伙伴”，也有一些同中国存在领土主权争端的“伙伴”。
第二，睦邻共荣。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将“共同安全”和“共同繁荣”确定为自己的外交方向，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推进地区合作。它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和平思想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的延伸和新的实践。在经济领域，中国积极推进区域合作，与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还成为蒙古国、越南、印尼、印度等海陆邻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在政治领域，中俄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并推动上合组织成员国缔结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东盟—中国（10+1）、东盟—中日韩（10+3）合作成果显着；“中阿合作论坛”“金砖四国”等合作机制也日益充实、完善。
第三，“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搁置争议”最早是1972年周恩来总理同日本公明党领袖竹人义胜及稍后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谈话时提出的。②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至60年代前半期，中国政府据此先后与六个周边国家圆满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陆地边界问题。1970年代后国际紧张局势开始明显趋向缓和，邓小平同志不失时机地系统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争端的思路，将“搁置争议”的外交政策完善为“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种崭新的国际关系是对“和平共处”原则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它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在这一外交政策指引下，我国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不断化解紧张局势，为地区的和平稳定作出了很大贡献。图们江开发计划、亚洲嵋公河流域的开发、欧亚大陆桥的建设等，都证明了不涉及国家主权争议是可以实现共同开发的。
其次，国际关系新理念及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
第一，“五通发展”愿景。2015年中国政府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正式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要以“五通”（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打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互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五通”以和谐共生为宗旨，告别了西方式的全球化布局与运作模式，完全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进行国际合作，甚至平等者中间居首位者也只有在直接行动的条件下才是需要的”之思想。③真正做到了共商、共建、共享。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已写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及其他区域组织等有关文件中；新亚欧大陆桥以及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等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将亚洲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联系在一起。中国—中东欧银联体、中国—阿拉伯国家银行联合体、中非金融合作银行联合体也先后成立。这些都是实践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的大手笔。
第二，新型大国关系。2012年中美在北京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时，中国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习近平主席用三句话对其作了概括：一是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三是合作共赢，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④俄罗斯是“一带一路”65个沿线国家中除中国之外唯一的大国，2001年中俄签署了两国关系发展的里程碑式文件《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并共同倡导了“上合组织”。2013年中俄签署了32项合作文件，数额大、期限长，被称为“世纪合同”；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会见俄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时表明：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树立了大国、邻国交往的典范。⑤中俄建立良好的新型大国关系，不仅对维护世界和平格局意义重大，而且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友好合作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新型大国关系”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贡献。
第三，负责任大国。中国积极维护世界和平，已经成为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努力推动世界经济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国冒着本国经济受到负面影响的风险，承诺人民币不贬值，避免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些东盟国家的新一轮货币贬值；中国本着对国际环境与资源保护负责的态度，积极参与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内的各类重要国际环境公约和协议的谈判和缔结；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发生后，中方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分享了病毒基因序列信息，推动地区和全球的联防联控，并分4批组织实施对89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的抗疫援助；⑥中国努力贡献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和共同繁荣，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风采。
最后，国际关系新观点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
第一，世界新秩序。中国提出齐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力推和平合作的新型国际关系，并率先实践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俄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同欧洲国家、次区域及欧盟机构合作全面深入发展，共建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中国提出中国—东盟“2+7”合作框架，与东盟制定2016年至2020年合作行动计划，正式启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中国同中亚国家实现战略伙伴关系全覆盖；中国同阿拉伯国家致力于构建战略合作关系，实现同发展中国家整体合作机制全覆盖；中国与南亚国家合作也显着增强。中国积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支持以多边主义为基本的秩序运行机制，摒弃霸权和强权政治，坚持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立足点。我国迄今已向20多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维和人员两万人次，并将设立为期10年、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加入新的联合国维护能力待命机制，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以及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⑦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以公平、平等、正义为基础，以合作共赢为原则，以关切发展中国家利益为重点、以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发起设立丝路基金，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一带一路”倡议摆脱了“修昔底德陷阱”的掣肘，为政体和国情各不相同的沿线国家呈现了合作之路；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对最不发达国家给予高度关注，为弥合南北鸿沟、构建世界共同体指明方向。2020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中国同有关国家守望相助、共克时艰，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一批重大项目进展平稳，尤其是“健康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成效明显，“一带一路”朋友圈越来越大。被誉为“金砖之父”的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席吉姆·奥尼尔勋爵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危机过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有望引领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⑧在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中国态度明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做出全面、有效的安排。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而又积极介入国际事务，包括反恐、伊核、乌克兰问题、巴以冲突、南苏丹国内冲突等一系列重大热点问题，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为维护国际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大国作用。
第三，底线思维。“扞卫主权、安全、发展三大核心利益”充分展现了中国国家利益内涵的鲜明特色和底线思维。⑨面对美方挑起贸易摩擦等消极动向，中方顶住压力、保持定力，既坚定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又着力稳住中美关系大局，便是中国国家利益观的一个很好的诠释。中国在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一带一路”国家的积极互动中，积极展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理念和外交实践，“一带一路”精神被写入联合国、中非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亚欧会议等重要国际机制成果文件。而“主场外交”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又一大亮点。中国政府先后主办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亚太经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11次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联合国第二届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等一系列国际性重要会议和活动，显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特色与大气派，以及我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
本刊：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并创新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风云变幻的复杂国际环境中砥砺前行，逐步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以及在此指导下形成的中国“和平外交”思想不仅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经典理论”，而且在国际关系尤其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关系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和平发展，互利共生将会成为国际关系持久的良性形态，也只有不断地丰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坚持更符合国际形势、国情、时代需要的中国“和平外交”思想，才能更加智慧地书写和平与发展、共同繁荣以及惠及更多国家和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
注释：
①本文为节选自本作者论文.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创新与指导作用，原本发表于.观察与思考，2021（03）
②张香山.中日复交谈判回顾.日本学刊，1998（01）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2页。
④习近平对世界如是说.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11月23日。
⑤习近平会见俄联邦委员会主席.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7月5日。
⑥中国已组织实施对89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的抗疫援助.人民日报，2020年3月27日。
⑦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23日。
⑧张倩楠.“金砖之父”吉姆·奥尼尔表示 疫情过后“一带一路”倡议有望引领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国际在线，http：//news.cri.cn/20200424/18637fa2-3fl8-d889-d4e0-c8494b31c5db.html.
⑨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有力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人民日报，2020年7月31日。
（责编：查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