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祥凤
（河北经贸大学 河北·石家庄）
一、秦汉时期商业城市兴起的原因
秦汉时代是商业城市大量兴起的时代。早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年间，商业城市就已经随着水陆交通的开发和商业的发展而纷纷出现。到了秦汉时期，这一发展趋势又在进一步增强和扩大。除了原有的大城市仍保持其固有的兴旺和繁荣外，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商业城市，所有这些新旧大小商业城市，都比过去更加兴旺和繁荣。造成商业城市大量兴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
第一，交通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为商业城市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在具备了这两个前提条件之后，全国各个地区和各个生产部门都交织在一个总的国民经济体系之中，打破了过去的政治疆界和各种人为的限制，汉初政府又采取了完全放任政策，“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富商大贾可任意周流天下，自由从事于商业贩运活动。当商品需要从一个市场转到另一市场时，自然就必须有一些位置适中的城市来作为商货的聚散地点，尽管这些城市都是早已存在的古城，其自身仍然保持着古城的特色，不言而喻，它的最初建立也不是为了适应商业的需要，并且大都是远在商业没有发达以前，就已经适应着当时的统治和防御的需要而兴建起来。
第二，由商业性质决定了商业必须向城市集中。这是由需要和供给两方面的条件所形成的。
首先，从需要一方面看，古代商业所贩运的商品主要是奢侈品。所谓奢侈品，实际上就是单位价值很高的精美昂贵物品，这些物品不是广大贫穷农民或其他一般人所需要的，由于他们没有购买力，即使有需要也是无效的，所以能够消费这些昂贵物品的，只限于少数统治阶级，他们于满足了生活基本需要之后，仍有充分的购买力来获得“雕文刻镂，锦绣篡组”，以满足高一级需要，所谓“奇怪时来，珍异物聚”，主要都是为少数富有者服务的。城市是各级统治阶级等财富所有者的聚居地点，城也是由他们根据其统治的和军事的需要而建立的。正由于定居城内的是财富所有者，是奢侈品的主要消费者，是渴望能获得“奇怪”和“珍异”的人，故于建立城的时候，还特别在城内划出一个固定地点作为市场区域，专供商贾交易之用，并且限定一切交换行为必须在市内进行，尽管在建城时商业并不发达，甚至商业还根本不存在。
其次，从供给一方面看，商业所贩运的物品既然主要是奢侈品，而奢侈品的供应对象又主要是居住在城内，则商业荟萃的地点必然是购买者集中所在的城市。所谓的商品从一个市场转到另一个市场，实际上就是从一个商业城市转到另一个商业城市。这样，所谓商业经营，实际上就是商人从各地把商货运到一个商业城市，或者在那里“废居居邑”，待价而沽；或者从那里再转运到另一个商业城市去出售，出售地点就是商业城市中所划定的那个固定市场。因此，各个大城市的市中，既有众多的行商，又有不少的坐贾，所以大都是人烟稠密，车马填塞，摩肩接踵，熙熙攘攘。
二、秦汉时期的主要商业城市
汉时，有五个极具规模的大商业城市，分别为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当时，大大小小的商业城市遍布全国各地，在已开发的和尚未开发的四大经济区——山西（关中）、山东（中原）、龙门碣石以北和江南各地，皆有大小不等、繁华不一的商业城市。
（一）长安。长安位于关中平原上，在渭河流域，一向以发达的经济而着称，是西汉最大、最繁荣的城市。
秦时，关中农业生产发达，“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沃野千里，民意富饶”。汉时，这里仍是全国农业生产力最先进的地区。秦和西汉皆以关中为根本，故建国之后，徙豪富以实关中。以西汉而言，多次迁徙或招募关东富户到关中。“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宣帝即位的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招募各郡国财产值一百万钱以上的吏民迁居昭帝墓地（平陵）。成帝于永始四年（公元前19年），徙郡国财产值五百万钱以上的富民五千户到正在建造的自己的墓地（昌陵），这批富民的资产，以每户五百万计，即达250亿之多。
除迁徙富户，一次性地把其他地区的财富迁移到关中外，政府还通过赋税和贡献等途径，经常把全国的财富集中到长安。
因长安是首都，汉朝的许多行政费用都在此地开支。长安是奢侈浪费的集中地，也就成为全国奢侈品贩运贸易的中心。《汉书》卷二八《地理志》记:“又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仿效，羞不相及。”故富有者“则商贾为利”。
秦汉修筑的全国性驰道、直道，以咸阳或长安为出发点，为中心。长安交通方便，“四方辐凑，并至而会”。
附近的“雍，隙陇蜀之货而多贾”。栎邑，“北却戎狄，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因此，“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关中是全国最富裕的地方。长安就此繁荣了起来。
秦汉时期，长安城周长大约50华里，规模大约25平方公里，人口为24.5万余，是当时的一个商业中心，异常繁荣。市区内人很多。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太子刘据起义杀佞臣江充，驱四市人数万众，与丞相军战斗五日。
（二）洛阳。洛阳也是秦汉时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城市，它在西汉之时是陪都，而在东汉之时则成为国都，是关中与山东两个地区的要塞，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城市，所以很是繁华，与长安相比毫不逊色。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洛阳出现一批大商人，如师史，“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
到了东汉，洛阳成为了全国的政治中心和丝绸之路的新起点。财富、贵族及中外商人亦随之集中于此。富贵者的生活奢侈浪费。富贵者的这种生活方式，是洛阳商业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邯郸。邯郸是赵国的都城，国土面积较广，并且又处于交通要塞之处。所以，在战国时期，邯郸已经非常出名了，其经济繁荣，文化盛行，又是政治中心，直到西汉之时，发展极好，仍然非常繁盛，史籍有载:“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邯郸是河东区最大的商业城市。它主要是和西方上党区进行交易，中间需经河内区的温和轵两个城市，；通过河东区的杨与平阳两个商业城市，“西贾秦、翟，北贾种、代”，与边塞外的匈奴人贸易。邯郸向南，与郑、卫、齐、鲁地区贸易。邯郸是一个转运商业的中心。
（四）临淄。临淄是商业发展较早的城市之一。战国时期，它是齐国的都城。齐地工商业发达，“通鱼盐之利”，“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农业、手工业生产条件优越:“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中具五民”。“具五民”，即住着从各地来的人。可见，战国时临淄已很繁荣。
到了汉代，政府在此设有三服官。富贵阶层对丝织品需要的扩大及丝织品输出的增多，刺激着丝织品的普遍化，以至“齐郡世刺绣，恒女吾不能”。临淄成为全国丝织业的中心之一。临淄的铁工业很发达，政府在此设有铁官。临淄的大商人很多，刁间用“奴虏”和“桀黠奴”来经营鱼盐项目，以此获取财富。汉初，“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到西汉末，长安才八万余户。至于市租达千金，更是工商业繁盛的证明。临淄是一个盐业、铁业与丝织业的生产中心和贩运中心。临淄从西周以来已是东方最大的商业中心城市，是秦汉时期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
（五）南阳。宛就是南阳，是一个交通要道，当地生产铁，冶铁业极为盛行，并且具有很繁荣的经济。“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南阳的兴起晚于长安、洛阳、邯郸与临淄。它的兴起，一是由于生产的基础好，发展快。其地灌溉便利，农业生产发达。同时，又有发达的工商业。孔氏是南阳的大冶铁商人，“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南阳是秦汉时期重要的商业城市。
（六）成都。蜀地是开发很早的一个独立的经济区，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成为关中经济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的经济和政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都又是一个重要的丝织业中心，所产锦缯，驰名中外，不仅畅销国内，而且远销西域各国，中外商人通过着名的丝绸之路贩运出去的大量丝织品，其中大部分就是成都的织锦和杂缯，故商贾云集，生意兴隆。
［1］王利器.盐铁论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2.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