兑浩建
[提要] 目前，人类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初期，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物联网等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无不昭示着一场重大变革即将到来，各个科技大国都希望抓住机遇，成为此次变革当中的领航者。技术进步对经济、政治、环境等都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从理论与方法角度对经济学界关于技术进步的研究进行简要回顾。
关键词：技术进步;理论;度量方法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0年1月9日
一、理论回顾
科技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经济学中，对于技术进步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古典经济学家们对知识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亚当·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强调了知识和技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并把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结合起来，认为知识与技术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李嘉图（1817）发现了技术进步对抑制边际收益递减具有重要作用。随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得（1912）开创了以“创新经济学”为核心的熊彼得学派，他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动态过程，新的技术和产品不断淘汰落后的技术和产品是经济增长的表现形式。
尽管技术进步意义重大，但经济学家们真正将其作为独立生产要素纳入经济学框架进行分析的历史并不长。索洛1957）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首次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引入生产函数。他认为技术进步会使生产函数的形式发生变动，也指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却并未对技术进步的形成机制以及来源进行解释。在这之后，不断有学者试图对技术进步的源泉进行解释。阿罗（1962）提出了“干中学”的概念，认为技术进步是经验累积的结果，这为技术进步的内生化提供了一个思路。之后，维哈利（1966）以及谢申斯基（1967）对阿罗提出的理论进行了修正，他们认为虽然学习能提升产出增长率，但仍然受限于人口及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宇泽弘文（1965）则将教育部门引入了经济系统，形成了两部门模型，构建出了一个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共同生产的增长模式，并认为技术进步是教育投资的结果，产生于教育部门，这种思路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卢卡斯（1988）从人力资本角度对技术进步进行内生化，他认为人力资本的增长等同于技术进步，并界定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罗默（1990）构造了一个包括研发部门、中间产品部门和最终产品部门的模型，而产品类型的增加意味着分工的演进，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厂商将拥有一定力量，因而市场将不再是完全竞争的，厂商将会获取一定的垄断利润，这就是厂商研发投入的激励，从而增加对研发部门的投资，进一步产生技术进步。卢卡斯、罗默的研究对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技术进步内生化处理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也被认为是新增长理论的开创者。
不仅是在增长领域，技术进步在其他领域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李廉水、周勇（2006）估计了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提升效果。魏巍贤、杨芳（2010）运用1997～2007年中国省市面板数据，对我国技术进步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吕晓萌、张永亮（2019）对技术进步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地区差异。而对于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是从外商直接投资（FDI）、国际贸易、制度因素等方面开展的。
另外，有学者对技术进步的类别进行了区分。根据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可分为资本偏向型、劳动偏向型以及中性技术进步，希克斯、哈罗德、索洛均对三种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做出了定义，他们的前提假定依次为资本劳动比不变、资本产出比不变、劳动产出比不变。由于假定不同，所以内涵也有一定区别。除此之外，也有学者提出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等类型的技术进步。
二、方法回顾
技术进步的度量方法对技术进步领域的发展至关重要，其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也产生出了许多不同的度量方法。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索洛等学者把全要素生产率（即索洛余值）作为衡量技术进步的指标。但这种度量方法存在诸多缺陷：首先，全要素生产率不仅包含技术进步，还包括效率的改善;其次，索洛的方法仅在中性技术进步、规模报酬不变和生产完全有效等前提下适用。另外，这种方法还需要依赖于一定的生产函数和行为约束。这显然与现实中的技术进步存在较大差异，也不可避免会带来测量误差。即便如此，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直接与生产力相联系，较为直观，所以它仍是技术进步相对合理的代理指标之一，并且被广泛应用。根据郭庆旺、贾俊雪（2005）的总结，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方法主要可分为增长会计法和经济计量法。增长会计法是以新古典增长理论为基础，计算过程相对简便，但假设约束较强，也较为粗糙;而经济计量法是利用各种经济计量模型估算全要素生产率，能较为全面地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但估算过程较为复杂。我国学者徐瑛等将产业结构变动、资本空间集聚、人力资本积累等因素引入生产函数模型，对索洛余值法进行完善，测度我国1987～2003年间技术进步。
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并不等同于技术进步，为了更准确地度量技术进步，许多学者开展了一系列研究，试图将技术进步从中分解出来，所使用的方法一般可分为参数法与非参数法。使用参数法分解技术进步时需要设定一定的函数形式以及约束条件，通常使用的函数形式有柯布-道格拉斯形式、超越对数形式等。非参数法中最常用的是Malmquist生产力指数法。另外，我国学者刘伟、张辉（2008）使用转换份额分析的方法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从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并分析了它们在经济增长当中的作用。
除此之外，许多与科技相关的指标也被学者用来度量技术水平，例如研发投入、专利数量等。格林哈尔希等（2001）使用研发投入、专利数量以及商标拥有量作为衡量技术进步的指标，利用英国1987～1994年间的数据，探究了技术水平与企业就业水平之间的关系。我国学者李从容等（2010）、封伟毅等（2012）也曾在研究中使用研发投入作为技术水平的代理指标。李华香、孙久文（2012）将专利数量和能源的经济效益分别作为知识创新及技术创新的指标，利用全国30个省市区1997～2009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自主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另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与技术进步的联系日益密切，使用计算机相关指标来度量技术进步也是一种新的思路。卡德、迪纳多（2002）认为，可以使用整个经济中信息技术（IT）部门的相对规模，以及工作中使用电脑的工人比例等指标来量化技术进步。实际上，克鲁格（1993）就曾利用美国的当前人口调查（CPS）的数据，将使用计算机工作的工人比例作为衡量技术水平的指标。乔治森（2001）也曾对美国1948～1999年IT部门的产出占总GDP的比例进行了详细计算。
主要参考文献：
[1]李廉水，周勇.技术进步能提高能源效率吗——基于中国工业部门的实证检验[J].管理世界，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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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吕晓萌，张永亮.技术进步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基于产业和区域差异性的实证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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