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欣欣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 北京）
［提要］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逐渐显露的“城市病”问题开始制约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并引发学术界对于城市病成因的探讨。人口膨胀作为城市病的重要表现之一，对其是否导致城市病，学者们的观点不一。本文通过回顾相关文献，对城市病的缘起、概念及表现进行整理，对人口与城市病关系所持有的不同观点进行比较评析，最后提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发展方向。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对流动人口限制的逐步放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地涌入城市，在为城市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在一些大城市或特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出现了诸如交通拥堵、人口膨胀、房价高升、资源短缺、环境恶化、贫富差距严重等现象；小城市则相应的出现缺乏创新活力、人口流失严重、就业艰难、污染严重、人才缺失等问题。从时间纵向看，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多，“城市病”越发加剧；横向比较看，大城市的“城市病”要更严重，很容易使人们认为人口数量的增多是造成“城市病”的重要原因。那么，人口因素在“城市病”的产生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大城市是否一定会产生“大城市病”？学术界对“城市病”的研究林林总总，但从人口学角度进行研究的较少。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对“城市病”的缘起、概念、表现等进行整理，对人口与“城市病”关系的不同观点进行比较，最后提出已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
二、“城市病”缘起
“城市病”一词最早出现在英国，作为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英国的城市化发展速度之迅速，超出人们的想象，但各种城市问题也接踵而至。经济学家哈蒙德夫妇曾用“迈达斯灾难”来形容这段历史。简·雅格布斯（2005）曾就“城市病”问题研究发布着作《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相对而言，国内较晚对城市病展开研究，最早在1980年吴友仁在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中提到了“城市病”。早期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于“城市病”的概念、表现、产生原因和应对方案。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病问题”越发严峻，掣肘着中国城市的健康发展。政府对此问题的关注度也逐渐增强，“城市病”首次作为官方用词出现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此后，对“城市病”的研究增多，且开始定量地对城市病进行测度，分不同视角分析城市病的成因和对策。
三、“城市病”概念界定及表现形式
（一）“城市病”概念。到目前为止，“城市病”并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概念。一般认为“城市病”是指人口及其发展所需要素在城市过度集聚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统称。各个学科角度的侧重点不同，经济学者们从集聚经济的角度出发，认为“城市病”是由于城市化进程中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过度集聚引起的效益下降或成本提高，是一种规模不经济现象；社会学家们认为，“城市病”是指在城市中由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冲突和失调所带来的城市病态；从地理学上讲，“城市病”是指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加快，城市系统方面存在缺陷使城市运行出现错误而导致的一系列社会负面影响。不论从经济学、社会学还是地理学看，“城市病”都会对城市的健康发展产生消极作用，有必要进行有效的预防和治理。
（二）“城市病”表现形式。学者们对“城市病”表现形式认定各有不同，主要通过列举的方式进行表述，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大城市病”与“小城市病”。根据城市病的不同表现形式分为大城市病和小城市病。但在很多研究中，“大城市病”与“城市病”的概念是等同的，“大城市病”是“城市病”更为复杂性和代表性的表现。一般认为“大城市病”主要表现为人口持续膨胀、交通严重拥堵、环境不断恶化、资源匮乏、就业困难、楼价高涨以及城市贫困等。随着时间推移，学者分别就“城市病”的表现提出五种问题、六大症状、七大病症。相对于大量的大城市病研究，针对小城市病的研究较少，且大都聚焦于某个小领域，如中小城市房地产、汽车服务、公交车供给问题等，不同城市也很难存在共性的城市病。近几年才有学者提出城市病不仅大城市有，小城市同样会有。戴庆锋（2013）认为受国家政策的影响，中小城市过快的进行城镇化，城市数量不断增多，但城市质量没得到相应的提升，导致小城市病的产生。李瑾将小城市病归结为“四化”，具体表现为经济发展能力相对退化、环境恶化、社会无序化以及文化荒漠化。
2、“典型城市病”与“非典型城市病”。按照城市病形成结构的不同，将城市病归结为典型和非典型性两大类。其中，前者与上诉“大城市病”表现形式相近，后者主要是指一些与人相关的主要是心理方面的城市问题，如抑郁症、买房焦虑症、乞丐问题、手机综合征、宅男宅女、网恋问题等。
3、呈倒U型发展的“城市病”。有学者依据城市化发展水平及相应出现的城市病严重程度对城市病进行阶段划分。周加来在2004年对城市病的发展形态进行研究，认为其呈现出倒U 型的升降规律，分别对应有隐性、显性、发作、康复四个阶段。但杨传开（2014）认为该划分不够合理，又进一步提出非对称的倒U 形升降规律，同样划分四个阶段：初始形成期（城镇化率在30%以下）、逐步发作期（城镇化率30%～50%）、集中爆发期（城镇化率50%～70%）以及稳定恢复期（城镇化率70%以上）。
四、人口与“城市病”关系评述
学界对于人口与城市病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病的成因分析中，主要观点有如下两种：
一是认为人口因素是产生城市病的重要原因。从人口规模和空间分布两个方面进行讨论。前者认为大城市较高的经济水平和更多的发展机会，驱使着人们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动，人口过快和过多的单向聚集，使得大城市出现相对超载现象，人口与资源矛盾激化，随之城市病逐渐凸显。如，王桂新（2011）认为城市规模过大会带来人口拥挤、交通堵塞、住房紧张及环境恶化等问题，但同时也指出，城市病与大城市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陆杰华（2014）认为人口膨胀是造成“城市病”的根源所在，从而认为应对特大城市进行人口调控。也有学者认为大城市的人口问题不止体现在人口规模上，人口的空间分布问题同样是城市病的重要原因之一。石忆邵（2014）通过计算中心城区人口密度与郊区人口密度的比值，并将国内部分城市的该比值与国际大城市相比较，发现我国城市内部存在空间分布不均衡现象，并认为城市病产生的深层原因是城市内部优质公共资源空间分布不均衡。张洋子（2017）利用客观赋值的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38 个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城市进行城市病的指标测算，分析测算结果，认为城市中心城区的人口规模越大，城市病会越严重。
二是认为人口规模或集聚并不是城市病形成的唯一原因，而且大城市并不一定产生大城市病。更多的学者支持这一观点，并分别从城市建设与管理、政府决策、城乡矛盾、资源分配不均等不同学科角度分析城市病的形成机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如童玉芬（2018）认为虽然人口与城市病之间存在着显着的相关性，但并不是唯一影响因素，大城市病的出现主要由城市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方面的供需不相匹配所致。更有甚者，陆铭（2016）认为城市病与人口增长的关系不大，认为要从供给方面（城市规划和管理）入手，并指出控制人口规模或限制土地供应是有悖于城市发展规律的。
综上所述，从表面上看，人口规模导致城市病这一观点更容易得到认可——伴随着人口的增多，需求增加，从而出现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资源短缺、住房紧张等问题。这种看法很容易使我们陷入“人口决定论”，从而错失问题的本质，学者们也从多种角度分析证明了城市病与城市规模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大城市病根源不在“大”而在于“大而不当”。人口因素作为影响城市病的重要因素，我们不应忽略其作用，但更不能以偏概全。
五、现有研究不足及展望
目前，学者们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即人口膨胀作为城市病的一个重要表现，并不意味着城市规模大就会产生大城市病。从目前相关研究看还存在不足：（一）研究思路上看，多是针对人口与城市病关系的定性研究，定量研究较少，且多是针对某一大城市的城市病程度测度，从人口学角度出发的很少。定性研究结果缺少数据支撑，很难得出可靠的结论。（二）研究对象上看，多是对大城市病的研究，针对小城市病研究的较少。整理目前的文献资料可以发现，对大城市病的研究已经涵盖了城市学、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行政管理等多个角度，但对小城市病的研究目前只有社会学视角。（三）研究方法上看，多是对城市病发展历程的纵向研究，跨地区或跨国别的横向比较研究较少。
由于长期以来国家对大城市发展的关注度较高，相对对小城市病不够重视，但若想真正地了解和治理城市病，就必须双管齐下，加大对小城市病的研究。同时，也应增多人口空间结构对城市病影响的定量研究，这便于我们判断人口调控能否减轻城市病。另外，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对城市群的规划和建设在为城市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能否缓解或解决城市病？同样也可以成为未来研究方向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