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冉宏梅 齐晶晶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湖南·长沙）
［提要］本文以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为起点，从经济增长的效率、结构、稳定性、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生态环境代价以及国民经济素质等六个方面构建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重庆市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进行评价，分析其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重庆市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在考察期内逐年提升，其中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代价贡献最高。政府应加大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完善就业机制和建立平稳的物价保障机制，扩大对科学技术、公共安全的投入，保障经济增长质量进一步提高。
我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与经济转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同时，经济发展中存在结构性矛盾突出、成果分配不和谐等诸多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经济步入新常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阶段，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保障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已然成为最紧要的问题之一。自直辖以来，重庆经济迅速发展、成果显着，2017年全市生产总值达19，500亿元，是2000年的11倍，年均增长速度12.4%。作为长江上游最大的经济中心，分析其经济增长质量状况，不仅能为政府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策略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也能促进中西部区域经济的发展，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一、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经济增长质量的界定。构建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经济增长质量。卡玛耶夫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即经济增长的效率。Barro则指出经济增长质量是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宗教等因素。但是，如果把经济增长数量以外的所有因素都纳入经济增长质量的范围，会使经济增长质量的外延难以确立。因此，本文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视角确定经济增长质量究竟包含哪些内容。
经济增长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产品和服务总量的持续增加。但由于这样的定义并未把与经济增长相关的成本计算进去，也未能反映商品和服务在社会不同家庭和企业之间分配的变化，仅表现为量的扩张，逐渐不被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接受。而更多的学者认为经济发展将增加人均实际收入作为追求目标。可见经济发展不仅是一个量的概念，同时也包含了质的内涵，既是经济数量上的增加，也是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整体推进。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确定经济发展的外延包含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内涵既包括了增长的数量，又囊括了增长的质量。
（二）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钞小静、惠康从经济增长的结构、稳定性等四个方面构建了质量指标体系，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历程进行了有效度量。任保平则从经济增长的效率、收入分配等五个维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评价与分析，但这些指标体系并未充分反映经济增长成果在全体公民之间的分享效益，同时现有评价体系也并未体现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改善。考虑到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2012年西北大学任保平等学者共同确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质量指标体系。因此，本文根据重庆市的经济情况，从经济增长的效率、结构、稳定性、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生态环境代价以及国民经济素质六个方面建立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SPSS软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价重庆市经济增长质量以及分析其影响因素，为相应的政策实施提供理论参考。（表1）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本文数据来源于各年份的《重庆市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为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所涉及的数据均以2000年为基期。在构建的指标体系中，逆指标采取倒数形式，适度指标采用公式“X=1/|原始值-适度值|”进行处理。按照项俊波的研究结果，分别赋予本文中适度指标投资率适度值0.38、消费率适度值0.6。最后对基础指标数据进行均值化处理。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础指标及方面指数的权重估计。本文采用第一主成分确定各基础指标的权数，即各基础指标的系数除以其相应方面特征根的平方根，进而合成方面指数，再求得各系数及权重，如表2所示。（表2）
由表2可知，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的系数和权重在六个方面中值最大，分别为0.991和0.4673，表明该指数是影响重庆市经济增长质量最主要的因素；经济增长的效率、国民经济素质同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三者权重相差不大，表明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对经济增长质量有显着促进作用；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权重为0.1924，不足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权重一半，影响程度较弱；经济增长的结构权重为-0.4159，表明在考察期内经济增长的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有明显负面效应。总体上，为保障重庆市经济增长质量进一步提高，权重为正的五大方面需继续优化，还须着力调整经济增长的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重庆市2000～2017年经济增长质量时序变化分析。以方面指数为基础合成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对重庆市2000～2017年的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序变化进行分析，计算结果见表3。（表 3）
从表3可知，考察期内重庆市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呈现上升态势，由2000年的-0.6114上升至2017年的6.6544，增加了7.2658。质量指数的大幅提升归因于经济增长的效率、结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生态环境代价以及国民经济素质指数的提高，其中生态环境代价贡献最高。生态环境代价指数增长幅度为2.7702，结合其所占权重为0.3918，表明该指数是推动质量指数提高的最主要正向影响因素。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数仍为负值，但其逐年提高，指数增长幅度为1.7761，即该指数对质量指数的负面影响逐年下降，表明重庆政府在提高经济总量的同时，也积极调整经济结构。经济增长的效率增长幅度为1.0670，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增长幅度为0.9719，国民经济素质增长幅度为0.6954，表明市政府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让经济增长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由2000年的0.3295下降至2017年的0.3146，将会影响到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进一步提升，政府应着力对其进行优化和调整。整体上看，经过18年的快速发展，重庆市政府着力改善生态环境，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善民生福祉，使得经济增长质量实现持续提高。
表1 重庆市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一览表
（三）重庆市经济增长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1、经济增长的效率分析。一般而言，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用经济增长的效率来衡量。由表3可知，经济增长的效率指数从2000年的0.0517上升至2017年的1.1188，指数增长幅度为1.0670，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重庆市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在增强。但是，重庆市经济增长的效率提高主要是因为资本生产率（权重为0.6472）和劳动生产率（权重为0.6432）的提高，而非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权重为-0.4090）。而在《中国区域科技进步评价报告2015》中，重庆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跻身全国第八位，达历史最高水平，由此可以得出重庆市的科技进步更多体现在对人力资本素质的提升上，但是缺乏科学技术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有效机制。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应着力建立科技有效转换为生产力的运行机制，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2、经济增长的结构分析。由表2可知，经济增长的结构权重为负，表明对重庆市经济增长质量的贡献为负，会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当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数的绝对值每下降一单位，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就会相应提升0.4159个单位。该方面指数从2000年的-1.8893上升至2017年的-0.1132，指数增长幅度为1.7761，表明即使考察期内全部为负值，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经分析结构指数为负值主要是由于产业结构（工业化率）、国际收支结构（进出口总额/GDP）以及城乡二元结构（二元反差指数）没有得到显着改善，以上基础指标的权重为负数，其中工业化率权重为-0.3388，负面效应最高，说明重庆市的经济增长结构失衡主要源于产业结构不协调。进出口总额/GDP的权重为-0.2787，且进出口总额在2014年之后逐年下降，表明国际收支结构存在较大问题。二元反差指数权重为-0.2838，说明重庆市的二元经济结构并未改善。投资消费结构和金融结构权重较高且为正，能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因此，需要对产业结构、国际收支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进行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表2 各方面指数第一主成分系数以及权重结果一览表
3、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分析。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贡献为正，但是从2000年的0.3295下降至2017年的0.3146，指数下降幅度为0.0148，阻碍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该方面包含的四个基础指标中，消费者物价指数和生产者物价指数的权重较高，说明重庆市在稳定物价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经济波动率权重为0.3836，而原始数据中经济波动率在2008年之后呈现为低波动状态，表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较好。城镇登记失业率在2010年之后逐年下降，有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因此，为预防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重庆市应完善就业机制、建立平稳的物价保障机制，出台一系列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保驾护航。
4、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分析。重庆市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处于持续上升的态势中，从2000年的0.4927上升至2017年的1.4646，指数增长幅度为0.9719。从表2可知，该指数权重值最大（为0.4673），是影响经济增长质量最主要的因素，对质量指数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构成该方面指数的基础指标中，泰尔指数为逆指标，考察期内从0.17下降至0.11，且所占权重最大（为0.4091），表明重庆市在提高经济增长的同时缩小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人均GDP权重达0.4078，从原始数据可知重庆市的人均实际GDP从2000年的6，274元上升到2017年的44，139.94元，提高了7倍，表明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得到极大改善。人均住宅面积的逐年提升、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也推动了该方面指数的增长，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劳动报酬占比所占权重为-0.3821，从2000年的54%下降至2017年的42%，说明该指标的下降阻碍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因此，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处理好要素之间的分配比例关系对于提高重庆市的经济增长质量至关重要。
5、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代价分析。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代价指数逐年上升，从2000年的0.3718提高至2017年的3.1420，指数增长幅度为2.7702。由表2可知，该指数所占权重为0.3918，对质量指数的提高产生了重要影响。构成该方面指数的两个分项指标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都有显着提高，其中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吨标煤/万元）从2000年的1.77下降至2017年的0.5，单位产出污水排放数（吨/万元）从2000年的47.09下降至2017年的1.42，表明市政府积极出台相关环保政策，提升节能减排技术，有效提高了生态环境质量，从而推动了经济发展。单位产出大气污染程度（标立方米/元）2017年仅比2000年下降0.36，对该方面指数的贡献较弱。因此，有效降低单位产出的废气排放将会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代价，提升经济增长质量。
6、国民经济素质分析。国民经济素质总体表现良好，从2000年的0.0322上升至2017年的0.7276，指数增长幅度为0.6954，结合表2中权重为0.4489，表明考察期内的国民经济素质对于重庆市经济增长的质量有促进作用。在基础指标权重的构成中，公路里程/人口数（公里/万人）从2000年的10.28上升至2017年的48.10，铁路里程/人口数（公里/万人）从2000年的0.21上升至2017年的0.72，二者所占权重也是最高，表明重庆市在提高经济增长总量的同时也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投资，交通运输环境的显着改善使得国民经济素质得以有力提升。行政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在考察期内上下波动，但是整体呈下降的态势，作为一个逆指标，该指标的下降说明政府的运作成本有所下降，提升了国民经济素质。科学技术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最少且变化幅度小，表明重庆市的科技发展潜力有待进一步加强，该指标未能有效改善考察期内国民经济素质的发展水平，且阻碍了重庆市经济增长的质量（权重为-0.1465）。公共安全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逐年下降，从2000年的0.076下降至2017年的0.054，在基础指标权重占比中为-0.5179，对国民经济素质的负面效应足以抵消公路里程/人口数（权重为0.5162）带来的正向效应。因此，政府应加大对科学技术、公共安全的投入，进一步缩减对行政费用的支出，提升政府运作效率，降低成本，改善国民经济素质水平。
表3 2000～2017年重庆市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计算结果一览表
三、结语
（一）重庆市2000～2017年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地区实际生产总值均速达到12.4%，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平均增速也达到10%以上，整体上缩小了经济增长的数量与经济增长的质量之间的差距。
（二）自2000年以来，重庆市的经济增长质量整体呈上升的态势，考察期内经济增长质量大幅提升，归因于经济增长的效率、结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生态环境代价、国民经济素质指数的提高，其中生态环境代价指数的贡献最高；结构指数仍为负值，但逐年提高，表明对质量指数的负面影响逐年下降，提高了经济增长质量；效率、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国民经济素质指数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稳定性指数总体呈下降的趋势，这将会影响到重庆市经济增长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三）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应着力建立科技有效转换为生产力的运行机制，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需要对产业结构、国际收支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进行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完善就业机制和建立平稳的物价保障机制，提升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处理好要素之间的分配比例关系；有效降低单位产出的废气排放，降低生态环境代价；加大对科学技术、公共安全的投入，进一步缩减对行政费用的支出，进而全面保障重庆市经济增长的质量指数得以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