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越明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电子商务学院 浙江·宁波）
［提要］ 为了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府应该始终贯彻效率最大化原则。在社会保障制度、对外贸易政策、信仰和文化方面的政策、促进社会公平的政策等方面，都不应该树立绝对化的价值观念，而是应该根据实际环境和需要适时调整政策措施。相应地，政府执政理念分为三大类：积极干预型、有限干预型、随波逐流型。
一、经济发展本质与效率最大化原则
（一）经济发展的本质。“经济发展”这个概念，通常是跟“经济增长”有联系又有区别。先来谈谈“经济增长”，在宏观表现为国家GDP增加，在微观表现为政府、企业、个人这些微观个体的收入增加，无论是国家追求GDP增加、还是个体追求收入增加，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在单位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类似于物理学上加速度的概念。
由于国家GDP就是这个国家所有个体收入的加总，所以我们可以仅通过分析个体收入增加原因来了解经济增长的本质。先从浅层原因分析：从投资者角度来说，就是以尽可能少的投入来获取尽可能多的产出；从劳动者角度来说，就是增加劳动产品；从销售业务员的角度，就是卖出更多的商品。更深层次原因则比较复杂：一般来说，只要增加劳动生产率就能同时达到这些效果。劳动生产率增加以后，单位商品生产成本下降，导致利润增加，投资者收入因此上升；下调售价以增强商品竞争力，在供求关系作用下销售量会上升，销售业务员收入因此上升；企业总收入增加，那么劳动者收入也能水涨船高。但是，个体收入增加并不一定是劳动生产率原因造成的。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投资者可以通过炒作稀缺资源价格来提高收益，劳动者可以通过无节制延长劳动时间来增加劳动产品，销售业务员可以通过煽动人们进行非理性消费来达到目的。如果是通过这些方式来增长经济，虽然GDP同样增加，但是国民经济的质量反而下降了，可能会出现泡沫经济、血汗工厂、资源浪费等不良现象。
“经济发展”的概念与“经济增长”有近似的含义，但更注重于国民经济的质量。只有通过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导致的经济增长，才能称之为“发展”，不然就只是低水平地扩大规模而已。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则分为自然与人文两大方面，即：一方面提高科技水平，另一方面提高社会效率。
（二）效率最大化原则。要想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在社会制度建设方面我们有且只有一个基本原则需要遵守，那就是效率最大化。举例来说，市场经济非常高效，因为其资源配置状态是由商品供求双方直接决定的，无需经过第三者（政府）审批同意，与此相比，计划经济则极为低效，因此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经济陷入困境，一旦实行市场经济以后，经济就快速发展起来了。
再举例来说，在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某些民主国家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毫无作为，经常任由经济野生野长、自生自灭，这是低效的，而在大部分有儒家文化传统的东亚国家里，政府致力于国家治理效果，通常会较多地介入经济活动，甚至主导经济发展方向，这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比较高效，因此过去几十年以来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远远领先于世界。所以说，效率是决定经济发展速度的最重要因素。
过去有很多学者认为公平与效率是相互对立、不可兼顾的，所以为了维护公平就讳言效率。但这种看法是有误的，公平与效率其实可以是一致的。在贫富两极分化极其严重的地区，赤贫者在教育、医疗、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等方面都处于不公平地位，不但无法成为健康有知识的劳动者，反而更易成为违法犯罪分子，对社会有害无益，拖累经济发展，所以不公平会导致低效。为了效率最大化，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消灭贫困，减少贫富分化，努力让每个人都得到良好的教育医疗条件，人人都成为经济活动的正向推动者，从而达到人力资源最大化。
现实中的事物往往具有复杂性，即使是同一事物，有时候能提升效率，有时候则会降低效率，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可能同时存在，究竟哪种作用会起主导作用，取决于这一事物与环境的双向互动。物理学所谓的“混沌现象”无处不在，“蝴蝶效应”也偶有发生。下面就从各种执政理念以及各种政策制度的效率影响机制具体展开分析。
二、各种执政理念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我们基本上可以根据相机抉择能力，把世界上所有国家政府执政理念分为三大类：积极干预型、有限干预型、随波逐流型。
（一）积极干预型。积极干预型执政理念，指的是政府采取积极活跃的姿态，在维护市场机制有效运转的前提下，以市场主体之一的身份参与并引导经济活动，当面临经济发展瓶颈时能准确找出问题症结，并对症下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般并不认同这种执政理念，因为他们基于某些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对政府缺乏信任，认为政府机构基本是腐败低效的。另外，政府权力过大也会带来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任人唯亲等问题，严重带坏社会风气。新加坡政府可能是这种执政理念的成功代表之一。新加坡素以法律严苛而闻名，政府高调主导经济生活，领导人手段强硬，虽然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但并不受制于政治正确理念，执政风格务实高效。
（二）有限干预型。有限干预型执政理念，指的是政府能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社会保障，如道路、治安、医疗、教育、失业救济等，行政机关、立法机关、执法机关、司法机关都能各司其职，但是政府尽量不干预经济活动，只在有限范围里做一些宏观调控。
这种类型的政府安分守己，工作按事先拟定的标准程序执行，权力部门互相监督制约，比较公正、透明。但是，这种政府的领导人通常任期短而政敌多，卸任后政策不能保证连续性，自然就会比较短视，可能在任内会干出一些损害长远利益的事情，甚至为了连任而突破道德底线，与利益集团狼狈为奸。在面临突发灾难时，这种政府通常不能及时做出反应，导致出现重大经济损失。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都属于这一类别。当然，这一大类里，不同国家政府的执政水平差异很大，有些国家政府形式原是照搬别国而来的，并不符合本国国情，因此效果有所差异。
（三）随波逐流型。随波逐流型执政理念，指的是政府没有独立、长远的经济管理思路，当届首领凡事都从相关利益集团的角度出发来制定政策，政策效果往往只是有利于少部分人，而对整个国家不利。有些政府经常好心办坏事，出台不合时宜的政策，一步步走上发展歧途；有些政府消极颓废、放弃努力，管理者只图中饱私囊；有些政府则把下层人民当作可以肆意盘剥的对象，统治阶级自己为所欲为。这一类国家通常没有经历过比较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旧有的土地制度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思想观念也比较保守落后。下层人民缺乏改变命运的手段，上流社会的人则利用等级制度确保自己优先获得社会资源。这种类型的执政风格普遍存在于南亚、东南亚、中东、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政府。
三、各种政策制度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一）社会保障制度。关于社会保障制度是否有利于国家发展的问题，历来是有些争议的。赞成者认为它抑制了两极分化、削弱了社会不公，使贫穷者也能够享受先进医疗教育服务，从而提升了社会总体人力资源质量，从这个角度看它是能够增进效率的。反对者却认为它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又以增加税率方式转嫁给企业，导致创业积极性下降，从这个角度看它是减损效率的。
社会保障制度对效率的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无疑都是存在的，但哪种作用占据主导则跟具体环境以及保障程度相关。在贫穷地区或者贫富差距较大地区，政府的适度社会保障支出能有效改善人力资源状况，边际收益较高。而在富裕地区，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对人力资源状况影响较小，边际收益较低。因此，贫穷地区或者贫富差距较大地区更应该增加社会福利支出。
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对效率也存在抑制作用，所以它并不是解决贫穷问题或者贫富差距问题的终极方案。贫困人口过高，有时候是历史文化原因造成的，如有些国家曾经出现过的奴隶制度和种姓制度等，有时候是产业结构原因造成的，如在土地分配不公情况下农业、矿业常常会导致贫富悬殊。解决贫困问题，一方面要发展现代科技、振兴工商业；另一方面要改革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提倡公平道德文化。
（二）对外贸易政策。对外贸易政策是采用自由主义还是保护主义，同样是有争议的。自由贸易拥护者认为自由贸易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能合理分配资源，减少交易成本，增进大众福利，从这个角度看自由贸易有益于效率提升。自由贸易反对者却认为它会损害一部分至关重要的本地产业，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从这个角度看它是有害于效率提升的。
自由贸易政策对效率的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确实都是存在的，究竟哪种作用占据主导也跟具体环境相关。在一个人口稀少、资源单一的地区，实行国际自由贸易政策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国的资源、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削减关税政策的边际收益较高。但是在一个人口众多、资源多样化的地区，本国发展完整的产业结构带来的实际收益更大，削减关税政策的边际收益较低。因此人口大国虽然也可以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但对于关键弱势产业需要进行适度保护。
（三）信仰和文化方面的政策。信仰和文化方面的政策，对经济效率的作用同样具有两面性。宗教信仰通常会贬损经济效率。它们通常是既得利益集团用来巩固社会地位的工具，以往社会的统治阶级可以借着神的名义来平息下层人民的不满，相应的后果是削弱了竞争程度，造成阶层固化和两极分化。不同的宗教团体之间经常容易引发各种矛盾冲突，不但社会因此动荡不安，而且人民的主要精力都被消耗在无谓的纷争上。宗教氛围浓厚的地区，经济发展往往滞后。在当代西方社会，“政治正确”和“网络暴力”常常束缚住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言论自由名存实亡，经济制度和社会规范都趋于僵化。但宗教信仰对经济效率有时也有一定积极意义，因为：首先，有些宗教信仰提倡美德，有助于建立一些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其次，有同一宗教信仰的人们相互之间有认同感，有助于团结互助；最后，有些宗教信仰提倡正义的斗争，能够启发民智。因此，不同的信仰对经济效率的作用会有所不同，领先于时代的信仰常常导致高效的社会，落后于时代的信仰常常导致低效的社会。
何种文化更加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个问题也颇有争议。具体来说，盛行个人主义的地区与盛行集体主义的地区，哪个市场经济效率更高？对此问题不同国家的经济学家常常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折衷的观点是两者应该优势互补。一方面个人主义思维导致经济活力较强，因为追逐自身利益是人类的天性，每个个体追逐自己利益而展开竞争，推动社会不断进步，这个过程根本无需政府花费额外成本去进行动员；另一方面过分追求个人主义恐怕也不好，因为市场经济行为中也存在广泛的团结协作需求，例如在科技攻关过程中科学家之间需要相互合作来解决难题，同一企业的众多员工之间也要相互支持来增强企业竞争力，同一国家的人民有时也要团结起来维护共同的利益，集体主义思维在这些问题上表现更好，有利于提升经济效率。特别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新冠肺炎疫情，面对这种重大灾难时，盛行集体主义文化的地区能迅速控制灾情，恢复正常经济活动，而盛行个人主义文化的地区则长期陷于灾难之中。让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相互融合，对经济发展来说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四）促进社会公平的政策。促进社会公平的政策，总体上都能提高经济效率。社会不公的主要体现有：大机构、大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排除异己；“富二代”、“官二代”利用父执辈的财富和权力为自己谋取职位和利益；个别企业对政府官员行贿以获取特殊优势；大国利用政治和军事手段打开别国市场、参与别国自然资源开发项目。所有这些都有损公平原则，其结果往往都不是最优选择，会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因而在国民经济方面是低效的。但是，促进社会公平的政策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有可能减损经济效率。例如，民主决策结果一般符合大部分人利益，通常有利于社会良性发展，但是由于大部分人观念保守，民主决策的结果很少是能够颠覆传统的。在传统观念极其浓厚的贫困地区，仅靠推行民主并不足以快速改变当地的人文环境。特别是在既得利益集团势力雄厚的地区，民主方式推进改革会面临极大的阻力。因此，民主制度要想正常发挥作用，也有赖于科学教育事业的同步推进。
综上所述，任何事物都会与其所在环境互相发生作用，在不同环境中它们对经济所起的效果截然相反。一国政府应该懂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教条主义地照搬别国成功经验。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都不是全世界通用的灵丹妙药，况且这些药方很大程度上还是互相矛盾的。
四、小结
总之，衡量一种政府执政理念或某种具体政策对经济发展是否有效的唯一标准是看它实际运行时的效率，即能否以最低的代价实现最大的效益。在经济工作中，主要应该关注的是效率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应受制于意识形态、传统观念的制约。每项政府政策往往都对应一种特定的人文运行环境。根据环境确定理念并制定政策比简单模仿更好。想要移植一种外来理念时，先要改变本地人文环境以符合这种理念的适应要求。本地环境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就应该及时更换新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