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晨蕊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 北京）
［提要］基于CLASS调查数据，研究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就业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会对老年人就业产生显着正向影响。同时，互联网能够拓展老年人社交网络，进而提升其参与就业的可能性。而异质性分析方面，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就业的促进作用存在年龄和受教育水平差异，即年龄越小、受教育水平越高的老年人促进作用越明显。此外，性别、居住模式、婚姻状况等变量均对老年人就业有显着影响。
目前，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人口发展不可忽视的特征之一。据《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预测，到205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接近5亿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如何保障老年群体的健康生活，保障其社会参与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渠道，从而实现健康且积极的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十分关键。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第32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老年是人的生命的重要阶段，是可以有快乐、有作为的重要人生阶段。可见，老年人仍然可以成为参与社会活动的主力军，积极地再次融入社会生活。而就业活动作为最具代表性的社会参与活动，无疑具备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该《意见》就健全养老服务体系、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积极培育银发经济等方面提出多项举措。《意见》指出，应当鼓励老年人继续发挥作用，加快老年人力资源开发。这一举措不仅能够帮助老年人实现自我价值，也能够在人口负增长环境下有效缓解经济发展压力和社会养老负担。故而，对老年群体就业行为和意愿进行研究分析，探索适合老年人灵活就业的模式，对提升广大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实现积极老龄化至关重要。
此外，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普及也是不容忽视的另一发展趋势。在数字化高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对人们学习、工作以及生活的影响与日俱增，老年群体也不例外。据统计，如今我国网民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为6.7%。那么，信息化时代互联网使用是否会影响老年人的就业参与？其影响机制和渠道是什么？该影响又是否具有异质性差异？
为解答上述问题，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运用序次logistics回归，分析互联网使用对中国老年人就业参与的影响。在机制分析部分，构建中介效应模型，验证社交网络是否存在中介效应。最后，根据年龄和文化程度，讨论互联网对老年人就业参与存在的异质性差异，从而为老年群体的就业参与和人力资源开发提供合理建议。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影响老年人再就业的因素。从人口学特征出发，许多学者认为性别、文化程度、年龄及健康状况等变量均会对老年人就业参与情况产生影响。具体而言，由于我国社会的固有观念，男性比女性会更多地参与到社会就业活动中，这种情况多从青壮年时期一直延续至老年阶段，因此男性老年人从事有收入的活动的可能性要普遍高于女性老年人。而个体是否能够顺利地进入劳动市场，获得就业机会，往往与其文化程度、专业技术能力密切相关。文化程度越高的老年人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其实现再就业的可能性也更高。此外，由于从事经济活动对个体健康状况及认知能力有一定要求，故而老年人身体状况以及年龄也会对其就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社会经济以及家庭层面，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社会保障状况、住房资产、是否有子女照料等因素对老年人就业的影响，其本质都是通过改变老年人的收入进而影响其就业参与。社会保障政策对老年人就业参与的影响可以分为替代效应和财富效应，二者相互对立。拥有住房资产且收入较高的老年人，往往被认为有较低的就业参与意愿。享受子女照料的老年人能够获得一定的经济支持，这有助于减轻老年人的经济压力进而降低其参与就业的意愿。
（二）互联网与老年人再就业。老年人的就业参与本质上是老年人再社会化的行为。而通过互联网的使用，老年人往往能够更多更好地获取就业信息，扩大老年人社交网络，进而对其就业参与产生积极影响，这便是互联网的信息效应理论。该理论认为互联网能够提供数量足够且时效性强的就业信息，并有效地降低搜寻时间和经济成本，从而提升求职者实现就业的概率。此外，互联网能够使老年人以较低的成本进行学习，提高其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提升其再就业的概率。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互联网的使用会对老年人就业参与产生消极作用。老年人对互联网的使用需求不仅仅局限于信息搜寻和人际沟通，运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娱乐休闲活动也是老年群体使用互联网的另一重要需求。而互联网的娱乐休闲功能往往会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产生负面影响，进而降低老年群体的就业参与意愿。同时，互联网技术的使用会进一步增强技能偏向的就业趋势，而这一趋势对老年人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与其他年龄段的劳动力相比，老年群体在就业市场竞争力较弱，故而互联网可能会引致该群体再就业概率下降。
基于上述理论和现有研究成果，本文做一组竞争性假设：
假设1：互联网使用会抑制老年人就业参与
假设2：互联网使用能够促进老年人就业参与
同时，有研究表明社交网络的范围与大小是老年人进行社会经济活动参与的关键，而互联网凭借其便捷低廉的沟通成本，能够加强人际交往沟通，拉近人与人的关系，拓宽老年人社交圈层，构建社会网络，从而提高其就业参与的可能性。因此，本文将社交网络作为中介变量，尝试探讨其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再就业影响中的中介效应，从而进一步分析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机制。基于此，本文做出假设如下：
假设3：互联网使用能帮助老年群体扩大其社交网络，从而对其就业意愿和就业行为产生促进作用
此外，就业行为往往需要个体拥有健康的身心状况。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机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老化，从而限制其就业行为的实现。同时，年龄越大往往对新事物的接受度较低，适应学习新事物的意愿和能力也更弱。基于此，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4：对于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不同
个体的文化程度能够说明其受教育的时间，反映自身的知识储备、技能水平与学习能力。不同文化程度的老年人接受和掌握新知识的能力存在差异，故而与学历较低的老年人相比，学历较高的老年人的互联网就业参与促进效应更强。故而，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对于不同文化程度的老年人，互联网对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不同
二、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简称CLASS），调查对象是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于2014年展开第一次全国基线调查，并在2016年和2018年进行追踪调查。本文使用的数据就来源于2018年的追踪调查。该数据是目前最新、最完整的老年人微观调查数据，同时对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符合本文的内容需要。
（二）变量选取及操作化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老年人就业状况，选取问卷中“您目前是否从事有收入的工作或活动”衡量，并根据回答划分为“是”与“否”。“是”代表实现就业，取值为1；“否”则表示未就业，赋值为0。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互联网使用状况。选取问卷中“您上网吗？”衡量，回答为“是”，定义为使用互联网，赋值为1；“否”则定义为不使用互联网，赋值为0。
3、控制变量。在对控制变量的选取上，从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家庭生活三个维度衡量，选取老年人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自评健康状况、户籍、文化程度、个人年收入、养老保险、住房资产、居住模式以及生活满意度共11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表1为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由表1可知，中国老年人就业参与度较低，其均值为0.256，大多数老年人并未参与就业活动；而上网行为在老年群体中也并不普及，互联网使用的均值仅为0.192；同时，大部分老年人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资产以及较高的有偶率，相应的其生活满意度也较高。（表1）
表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一览表
（三）研究方法与模型。由于被解释变量（老年人就业参与情况）为二分类虚拟变量，因此本文选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就业的影响，其基本模型如下：
式（1）中，P代表老年人参与就业的概率，Internet为核心解释变量互联网使用，X为控制变量，β为系数矩阵。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再就业是否有影响，有何影响，则由具系数α1在统计意义上是否显着，其符号正负、数值大小来反映。
三、实证研究
（一）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由于被解释变量（就业状况）为二分类虚拟变量，因此本文运用序次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分析过程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根据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家庭生活三个维度将控制变量分类，并依次纳入回归模型，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表2）
由表2可知，三个模型结果均显示在1%的水平上，互联网使用会对老年人就业参与产生显着正向影响。模型3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就业参与的系数为0.057，说明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与不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相比，更可能拥有就业行为。这一结果进一步印证了互联网能够帮助老年人拓宽信息渠道，扩大社交网络，进而提高其参与就业的意愿与可能性，即假设1成立。
表2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再就业影响一览表
从控制变量来看，婚姻状况、住房资产、养老保险均在1%水平上对老年人就业参与状况产生显着负向影响。有配偶陪伴且拥有自己个人房产和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往往经济压力、生活压力较小，安全感也更强，因此其参与就业的可能性较低。与传统认知不同的是，性别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042，即女性老年人与男性老年人相比拥有更高的再就业概率。此差异可以归结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的削弱以及女性独立意识的增强。文化程度也会对老年人就业参与产生显着正向影响。一方面文化程度越高的老年人，越能拥有更高的就业技能和竞争力，从客观条件上增强其获得就业机会的概率；另一方面文化程度较高的老年人，其心理和知识技能更有利于其接入互联网，从而更好地运用互联网平台找到适合的就业机会。
（二）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就业参与的影响机制。为探究上文提到的假设3成立与否，本文采用CLASS问卷中“当您有需要时，有几个朋友可以给您提供帮助？”这一问题的回答来衡量老年人的社交网络大小，将“没有”“1个”“2个”“3～4个”“5～8个”以及“9个及以上”依次从0～5进行赋值，进而考察互联网使用情况是否通过扩大老年人社交网络来提高其就业的可能和意愿。借鉴温忠麟等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分两步进行验证。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为考察互联网使用情况对社会参与的影响，构建模型（2）；在同样控制了其他变量后，考察互联网使用情况和社会参与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构建模型（3）。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W表示老年人的就业参与，I代表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X表示控制变量，SN则表示老年人社交网络，αi、βi、γ1表示待估系数，εi表示随机误差项。根据表2可知，系数α1显着。随后，继续检验系数β2。若不显着，表明社交网络与互联网使用情况不相关；若显着，则进一步检验系数γ1。若γ1显着，表明存在中介效应。
由表3可知，在模型5中，互联网使用情况在1%的水平上显着正向影响社交网络，即互联网使用能够帮助老年人扩大其社交网络。在模型6中，社交网络和互联网使用情况均在1%的水平上显着正向影响老年人就业参与，表明互联网能够通过扩大老年人的社交网络提升其就业概率，即假设3成立。（表3）
表3 社交网络的中介效应检验（ol s）一览表
（三）异质性分析。异质性分析同样运用基准模型1来进行分析，主要从年龄和文化程度两个维度进行异质性差异分析。
1、年龄异质性。本文首先关注互联网使用对于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就业参与情况的影响。本文将老年群体划分为60～69岁的低龄组和70岁及以上的中高龄组，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低龄组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回归系数为4.46，而中高龄组老年人则为3.82，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着。这说明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就业影响的促进效应存在年龄差异，年龄在60～69岁的老年人互联网对其就业产生的促进作用更强，即假设4成立。（表4）
表4 异质性检验（年龄）一览表
2、文化程度和互联网使用的交互效应。本文对互联网和老年人文化程度进行交互分析。由表5可知，互联网使用和文化程度的交互项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着为正。文化程度高的老年人往往学习能力更强，因此更容易享受到互联网的便捷红利，扩大社交圈，进而更多地参与就业等活动。可见，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互联网对老年人就业参与的促进作用也越强，即假设5成立。（表5）
表5 互联网使用与文化程度交互分析一览表
四、结论与建议
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互联网平台的运用在鼓励老年人继续实现自我价值，提升老年群体就业参与，最终实现“积极老龄化”，缓解劳动力短缺和社会养老压力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运用CLASS 2018年微观数据，探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进行异质性差异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互联网的使用会对老年人的再就业产生正向促进作用。第二，社交网络为互联网促进老年人再就业的作用渠道之一。互联网的使用通过扩大老年人的社交网络，提升其参与就业的可能。第三，互联网对老年人实现再就业的促进效应存在年龄以及文化程度的差异。具体而言，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互联网使用的就业参与促进效应减弱；随着老年人文化程度的提高，该促进效应增强。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合理化建议如下：第一，进一步打破传统思维以及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要改变传统养老观念和社会对老年人应当回归家庭的刻板印象，应当紧跟国家积极老龄化政策，帮助老年人正确、客观认识自身价值，鼓励老年人参与就业，激发老年人就业的热情，加快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实现“老有所为”。第二，有效扩大老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促进互联网与老年人的结合。针对互联网普及率不高的农村地区、年龄较大的老年人采取“精准帮扶”的措施，进一步打破互联网使用的年龄和技术壁垒，更好发挥互联网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促进作用。第三，运用互联网技术与大数据平台，不断畅通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渠道以及信息，构建集合多种功能的就业平台服务于老年群体，促进老年人再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