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唐代三省六部制将相权一分为三，集分权制衡、集思广益、增强行政效率、确保政策正确性等诸多优点于一身。然而在授课时，学生提出的一个问题却引起了笔者的思考：三省分别负责草拟（颁发）诏令、审核封驳诏令、执行诏令。而诏令是皇帝的授意，甚至是皇帝的口谕，是不是意味着皇权实际上会受到三省制的限制呢？
上溯梳理秦汉两朝皇帝与丞相的关系不难看出：秦朝丞相负责全国政务，相权像一整个“圆饼”；汉武帝设立“中朝”负责“决策”，“外朝”负责“执行”，相当于将“圆饼”分成了两份。但是“决策”和“执行”这两项合起来仍然是一整个“圆饼”，仍相当于秦朝丞相的权利。在这个过程中，分权于下并没有直接使皇权得到加强，也未能制约皇权。
实际上，“皇帝制度”或“皇帝”称号已经决定了皇权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人能限制或制约皇权。但君主要实现其权利，必然要借助一定的机构和制度，使用和依靠大批官僚，三省六部制就为臣子提供了在制度上制约皇帝的可能性。《旧唐书》中有如下两则史料：
（庆元年正月）以前检校大理少卿、驸马都尉刘士泾为太仆卿。给事中韦弘景、薛存庆封还诏书，上谕之曰：“士泾父昌有边功，久为少列十余年，又以尚云安公主，朕欲加恩，制官敕下”。制命始行。
——刘昫《旧唐书·卷一六·穆宗记》
（元和十三年户部侍郎判度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皇甫镈）以巧媚自固，奏减内外官俸钱以赡国用。敕下，给事中崔祐封还诏书，其事方罢。
——刘昫《旧唐书·卷一三五·皇甫镈传》
两则材料均提到在皇帝下敕令以后，给事中进行封驳。其结果或使皇帝申明该敕令的理由，或使皇帝的敕令作废，在一定程度上干预了皇帝的意志。材料中提到的“给事中”始置秦朝，在唐代隶属门下省，成为宰相官僚职官系统的组成部分，专职行使封驳权——封还皇帝失宜诏命，驳正大臣有误奏章。
除了给事中外，唐朝的门下省还附设有一批言谏官员，比如左散骑常侍、左谏议大夫、左补阙、左拾遗等，均“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
岳麓版历史必修一教材小字部分就引用了如下一则材料：
“唐宣宗认为大将军李遂德才兼备，任命他为岭南节度使。在皇帝任命诏书已经发下后，门下省给事中萧放认为这个任命不合适。唐宣宗这时正在欣赏乐曲，听了理由后，觉得这个任命的确不当，叫别人去追回任命已来不及，便当场叫一个伶人骑快马去追回诏书。”
这三则材料都有一个共同点：门下省的给事中等人对中书省起草的诏令、皇帝下发的敕令皆有审议、封驳的权利和义务。上述材料说明：皇帝的行为会受到门下省的制约。
是否只有门下省有此功能呢？从下面这则材料中可以窥见一斑。
垂拱三年，或诬告祎之，则天特令肃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本立宣敕示祎之，祎之曰：“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则天大怒，以为拒捍制使，乃赐死于家。
——《旧唐书·刘祎之传》
凤阁者，中书省；鸾台者，门下省。时为中书省侍郎的刘祎之，因认为武则天的敕令未经过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审核，不属于正式文件，竟至招祸。这里固然可以看出皇权的强势，但也从侧面说明一个问题：中书省、门下省都在一定程度上干预皇帝的言行，力图将皇帝的所作所为限制在制度框架内，对皇帝的权力进行限制。不管从哪种角度来看，这都是一种为政的理性。明清着名思想家王夫之将这种状况总结为：“国必有所恃以立，大臣者，所恃也。大臣秉道，而天子以不倾。”
实际上，早在唐太宗时，他已经意识到这种情形，并有意推进这种趋势。他意识到一人之智的不足，“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故特下令有司“诏敕不便于时，即宜执奏，不得顺旨施行。”
当然，历史是多面的。有些皇帝意识到来自制度的干预和制约后，与唐太宗的态度迥异。如武则天直接赐死刘祎之，又如唐中宗取“人寒微则政事勤，位卑下则控制易”之意大量任用通过特殊关系上任的“斜封官”。
如此，不难得出两点结论：①三省六部制虽不能制约皇权，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规范皇帝的行为。在君主专制时期，这种制约是一抹难得的亮色。②这种“制约”的实际效果是有限的，它取决于皇帝的态度和素质。可谓“民主”与“制约”在“高处”——可望焉，可思耶，不可触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