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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作品的当代价值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顶尖的大师，他的作品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史上的经典。经典之作跟平庸之作的区分，恰如麒麟之于凡兽，凤凰之于凡鸟，峻岭之于小丘，河海之于细流，其中的最大差异就在于它具有不因时光流逝而褪色的恒常性。因此，鲁迅作品进入教材，通过教与学的互动环节，一代接一代的薪火相传，就成为一件符合历史逻辑的事情。
据我所知，鲁迅作品最早进入教材是在1922年至1924年。当时，孙俍工和沈仲九合编的《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由民智书局初版发行，共选215篇作品，其中鲁迅作品21篇。此后，其他教科书（如夏丏尊、叶圣陶编《开明国文讲义》，刘大白编《世界初中活页文选》，赵景深编《初中混合国语》等）先后选入了鲁迅作品，不仅有《故乡》《药》等小说，而且还有一批战斗力极强的杂文，如《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令我感到惊讶的，是鲁迅的一些译文和学术着作片段也选进了教材。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教材中从未出现过。（详见陈漱渝主编《教材中的鲁迅》，2013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为了消除日本殖民主义的影响，帮助台湾同胞正确使用汉语，1945年，鲁迅的《故乡》《药》《阿Q正传》等也都作为教材使用。这种做法，跟当下台湾当局通过修订教材“去中国化”的图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证明了教材修订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
随着鲁迅作品的海外传播，鲁迅作品也随之进入了国外的教材，如朝鲜、越南、瑞典、法国、英国、美国……在日本，鲁迅的《故乡》是传统教材，跟其他选入教材的日本文学作品几乎同样享有“国民文学”的地位。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文教科书中，历来就收录了鲁迅作品，如《孔乙己》《鸭的喜剧》《风筝》《一件小事》《藤野先生》《〈呐喊〉自序》等。鲁迅作品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中国文化品牌，释放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及世界性的多元声音。
鲁迅作品能够也应该作为教材，是因为它具有多重意义，包括认识意义，现实意义，审美意义。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对于社会历史生活都会有广泛的反映。鲁迅小说如此，鲁迅杂文亦然。从鲁迅小说《故乡》当中，我们看到一个英武矫健的农村少年闰土，由于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最后被摧残而成为木偶人，就会让今天的年轻人了解到“半封建社会”里中国农村呈现出的是何等凋敝的情景。从鲁迅杂文《踢》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叫刘明山的油漆匠，仅仅是因为夏天到上海黄浦江边纳凉，居然就被外国巡捕踢进江中淹死，反诬他是“自行失足落水”，从而让今天的青少年具体了解到什幺是“半殖民地社会”。这就是鲁迅作品特有的认识意义。这种形象教材的教学效果，绝非单纯的政治教材所能取代。
单纯从语言文学的角度，鲁迅作品也堪称范本，值得当下莘莘学子揣摩学习。鲁迅是中国现代白话文的奠基者，他作品的文字是经过千锤百炼而形成的极其个性化的文字。无论是《孔乙己》中对动词“摸”和“排”的使用，还是在《七律·惯于长夜过春时》中将“眼看”改为“忍看”，将“刀边”改为“刀丛”，我们都能感受到鲁迅呕心沥血，字斟句酌，对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有一段感人肺腑的话，“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青年，迟疑不敢下笔。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
除此之外，鲁迅作品还具有在不同的国度、不同历史时期一般人都能够接受的恒常价值。这种价值观符合人类行为的正当要求，符合人性的普遍需求和合理的伦理规则。比如，早在一个世纪之前，鲁迅就认为“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与爱”（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所以，他在文化活动的始终，都在呼唤这种最理想的人性。当前“诚信”这个词在媒体上出现频繁，但在实际生活中十分缺少，信用污染的情况跟食品污染、环境污染的情况同样严重。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没有与之相适应的道德支撑，整个社会就不可能和谐稳定。回顾历史，自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教训难道还少吗？
让鲁迅作品在课堂绽放光彩
2009年8月13日，一家给青年人办的报纸刊文，说当今中学生有“三怕”：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同年8月16日，某权威报纸刊文，说从2004年开始，许多省的高中语文课本减少了鲁迅作品的入选数量——有人更形象地把这种现象说是鲁迅作品在教材中“大撤退”，而“大撤退”的原因之一就是鲁迅的文章太难懂。
“难懂”真能成为在教材中排斥鲁迅作品的正当理由吗？显然不能。由于时代的变迁，鲁迅作品的一些遣词造句的习惯跟当下已有距离，造成了阅读过程中的障碍，这是事实。但是，“难”与“易”原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单从鲁迅文章的字词句而言，其难度超过了《诗经》《楚辞》一类文言文作品吗？《论语》中也有不少阅读障碍，难道不是仍然作为文化经典在教学中进行传承吗？可见，一定难度并不是拒绝阅读鲁迅作品的充分理由，关键在于阅读过程中如何克服这些困难。
作为教师，我认为在教学过程中一要帮助学生“知人论世”，二是应该有必要的“情感灌注”。“论世”就是要讲清鲁迅生活的那个时代，不能缺失应有的历史感，不能缺失应有的历史常识。比如鲁迅谈到五四文学革命发生之前他之所以沉默，是因为“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自选集〉自序》）。如果对这些历史事件一无所知，就不可能理解鲁迅的心路历程和创作动因。“知人”就是要准确把握鲁迅跟同时代人的关系，并对鲁迅作品中涉及的历史人物进行独立的、全面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对文坛的是非曲直作出准确的判断。鲁迅作品有鲜明的平民立场，热烈的情感倾向，因此讲授鲁迅作品的教师也必须跟鲁迅站在同一立场，一样燃起爱憎的火焰。很难设想，一个误谈鲁迅作品从而对其有心理抵触的教师能够在课堂上讲好鲁迅的作品，在教学中调动起学生阅读鲁迅作品的积极性。
82年前，当鲁迅刚刚去世的时候，不少青年学生自发地来到鲁迅墓前，挥泪宣誓：“先生，没有死；青年，莫彷徨！花谢，种子在，撒播在青年的脑海。”进入教材的鲁迅作品，是撒播鲁迅精神的种子；无数默默奉献的教师就是这块文化园圃上不倦的耕耘者，也是传承文化经典的桥梁和纽带。通过他们对鲁迅经典的通俗化解读，能缩短鲁迅作品跟当代青年的历史距离，在一批批学生的心灵沃土上培养出绚丽的文化之花，结出丰硕的生命之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