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警凤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群体凝聚力作为群体的一个特性,代表着群体的团结、一致、和谐。实证研究表明群体凝聚力与群体成员的坚持行为、出勤率、满意度及努力有关,由于凝聚力对群体发展、群体维持及群体目标达成的重要作用,已成为最重要的小群体变量。不同群体的凝聚力来源是不一样的,非正式群体在满足成员的交往需要的同时也可能为其成员提供一定的群体资源,当群体资源作为一种报酬来回馈群体成员时,便会有利于此群体凝聚力的增强,但是非正式群体不一定能给成员带来成就感。本文通过对休闲类山地自行车骑行群体凝聚力调查分析研究以期为骑行运动科学化开展和管理提供参考,促进骑行运动的健康发展,也能为骑行团队凝聚力的后续研究留下理论依据及建议。同时以摸索“休闲类骑行团队这一非正式群体”凝聚力规律的“点”反映出休闲类体育活动中非正式群体凝聚力的“面”,进一步促进休闲类体育活动的发展,为此类临时非正式的健身活动的开展和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及现实意义。

一、研究假设

假设骑行群体中,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的成员凝聚力呈现出不同特点。

二、研究方法

(一)问卷调查法

凝聚力水平采用《群体环境问卷》来测评,该问卷由四个维度构成,具体操作定义如下:群体任务吸引(ATG—T):个体成员就其自身对群体任务、产出、目标、目的的投入程度的感知。群体社交吸引(ATG—S):个体成员就群体对其接受程度及社交关系的感知。群体任务一致性(GI—T):个体成员对运动队作为一个整体围绕群体任务的相似性、亲近性的感知。群体社交一致性(GI—S):个体成员对运动队作为一个整体围绕群体社交的相似性、亲近性的感知。本研究采用我国学者马红宇修订后的《群体环境问卷》,根据《群体环境问卷》,结合骑行的实际情况进行问卷设计,剔除了第8题(我们队在实现奋斗目标的过程中,是团结一致的)、第14题(除了比赛和训练,我们队的队员很少来往)两道反向题和第11题(我们队的队员对全队的成绩目标有着共同的期望)、第15题(在比赛或训练期间,我们队的队员经常对每个人的责任坦诚地交换意见)两道与骑行关联度不大的问题,修订了与情景有关的部分表述,以符合骑行实际情况,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法来设计问卷(“1”表示非常不同意;“2”表示不同意;“3”表示不确定;“4”表示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问卷编制了11个条目。问卷经过设计后,先后在桂林市的骑行参与者中发放280份问卷,用于休闲类山地自行车骑行群体凝聚力的结构验证性因素分析以及结构维度的效度检验。

通过检验后,将问卷在参加2015桂林市雁山区大埠乡山地自行车定向越野赛的运动爱好者中发放,共发放问卷165份,回收165份,回收率100%,其中有效问卷161份,问卷有效率97.58%。通过对问卷的信度分析,其内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76,证明该问卷信度较好。

(二)数理统计法

本研究应用SPSS19和AMOS 17进行数据分析,具体使用的方法包括验证性因素分析、信度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等。

(三)逻辑分析法

运用归纳、总结、分析、比较的方法,对统计资料进行分析探讨。

三、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以参加2015年桂林市雁山区大埠乡山地自行车定向越野赛的161名运动员的不同个体特征(性别、年龄、文化、职业)为自变量,以凝聚力的四个维度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一)休闲类山地自行车骑行群体性别特征对凝聚力的影响

从性别对凝聚力的影响来看,不同性别的凝聚力没有显着性差异(表1:P=0.162)。

从凝聚力的四个维度来说,性别也并非在四个维度上表现出有显着性的差异,如任务吸引、任务一致性、社交吸引在性别上没有显着性差异,而社交一致性变量特征在性别上具有显着性差异(P=0.016)。女性社交一致性均值(0.2552)高于男性(0.1399)(见表2)。

从前面的统计看出,骑行群体中,女性占骑行群体总人数的35.40%,其中年龄在15-29岁区间的女性又占女性群体73.68%,而男性这一年龄区间的比例仅为51.92%,因此,这部分女性的社交一致性结果决定了女性整体社交一致性与男性有着显着性的差异。男、女社会角色的划分有着显着的文化特征,《易经·家人》说:“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长期以来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男人从事生产劳动,女人负责家庭活动,女性较男性来说,社交活跃程度较低。50年代以后,女性逐渐从家庭走向社会,女性在社交中的活跃度也不断提高。近年来“剩女”成了社会关注的对象“剩女”已经成为人们生活讨论的热点话题。处于婚育年龄的女性在社会的压力下,社交便显得更为主动,参加集体活动更加积极,这也是女性骑行者年龄阶段集中在15-29岁的重要原因。

尽管8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认为男人和女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对于体育运动,激进的女性主义者认为目前的体育运动反映的是男性的价值观-攻击、力量、竞争、男子汉气概①。对于骑行这一体能类项目来说,女性体力的弱势和性格特点,使其在骑行群体中很少成为领队或意见领袖,她们在骑行任务中,往往扮演着被保护或者被帮助的角色,她们对群体的依赖程度更高,因此,在社交一致性方面,女性的均值要高于男性。

(二)休闲类山地自行车骑行群体年龄特征对凝聚力的影响

休闲类山地自行车骑行群体中年龄对于凝聚力有显着性影响(表3;P=0.017)。不同年龄组中,30-39岁年龄组的凝聚力平均得分(50.2593)水平最高,40-49岁年龄组的凝聚力平均得分(45.9310)水平最低。

从凝聚力的四个维度来看,群体凝聚力中任务一致性变量特征在年龄(P=0.000)上差异具有高度显着性。15-19岁年龄阶段的骑行者任务一致性变量的均值(0.8101)明显高于其他年龄阶段的骑行者,而20-29岁骑行者任务一致性变量的均值(0.0857)最低(见表4)。数据显示,该均值的变化与年龄的增长并不呈现出正相关或者负相关的规律。通过多重比较的结果显示,15-19岁年龄组与30-39岁年龄组和50岁以上年龄组在任务一致性变量特征上具有显着性差异(P≤0.05),而与20-29岁年龄组和40-49岁年龄组之间的差异具有高度的显着性(P≤0.01)。可见在骑行群体中,15-19岁年龄组的骑行者多为学生,任务一致性最强。他们对于群体的依赖性更强于其他年龄阶段的骑行者,因此他们在骑行过程中更加团结在这个群体中,团队感更强,成员遇到问题时,帮助其他成员的意愿更加强烈,以此为交换,他们如果遇到问题,也希望得到团队其他成员的帮助。另外,也可能这一群体成员大多处于学校教育阶段,纪律性、集体意识均高于其他年龄阶段的人群。

50岁以上年龄组的任务一致性变量均值也较高,作为骑行群体中的长者,他们团队意识非常强烈,在团队中所提出的意见或者建议往往容易被其他成员接受,因此他们在群体中多扮演着团队意见领袖的角色。

而20-29岁年龄组的骑行者在骑行群体中所占比重最大,他们精力充沛,富有冒险精神,因此在骑行过程中更加注重自我目标的实现,这是导致其任务一致性变量特征均值较低的重要原因。40-49岁年龄组的骑行者任务一致性变量特征均值稍高于20-29岁年龄组,研究表明,中年很可能是人生中最具有成就感的生命阶段②,他们家庭、事业相对稳定,体力较好,但是“中年危机”的困扰和体能开始逐渐下降的危机感,让他们更想在群体活动中证明自己。

表1:不同性别休闲类山地自行车骑行群体凝聚力方差分析表

表2:骑行运动中性别与凝聚力4维度的方差分析表

表3:不同年龄休闲类山地自行车骑行群体凝聚力方差分析表

从表4可以看出,在略高于95%的水平上,群体凝聚力中社交一致性变量特征在年龄(F=3.357,P=0.011)上具有显着性差异。15-19岁年龄组社交一致性均值(0.6018)最高,50岁以上年龄组(0.4498)次之,20-29岁年龄组均值(0.0042)最低。多重比较结果显示,20-29岁年龄组与40-49岁年龄组的社交一致性变量有显着性差异(P≤0.05),而这两组与15-19岁年龄组、30-39岁年龄组、50岁以上年龄组的社交一致性特征变量有非常显着性差异(P≤0.01)。社交一致性在年龄特征上似乎并没有规律可循,均值较高的年龄组骑行成员更愿意在平时与骑行群体其他成员一起消磨时间这一现象。根据山口泰雄③(1996)提出的“体育再社会化理论模型”,体育再社会化过程分为参与-继续-脱离-再社会化四个阶段。根据研究的数据(表5-6)我们可知,社交一致性均值随着年龄组别的不同而呈现出波浪形特征,这也可能是不同年龄骑行者体育再社会化过程导致了这一结果。从对骑行者的访谈也能够证实,很多骑行者年轻时都是体育爱好者,由于学习和工作的关系“脱离”了体育,近年来,随着骑行运动的风靡,他们再次回到“队伍”,体验体育运动给他们带来的愉悦。

表4结果表明,在略高于99%的水平上,群体凝聚力社交吸引变量特征在年龄(F=7.219,P=0.000)上具有高度显着性差异。15-19岁年龄骑行者社交吸引变量均值(0.0499)最低,20-29岁年龄组的骑行者该均值(0.2981)次之,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交吸引变量特征有增加的趋势,30-39岁年龄组该均值(0.89)达到高峰,然后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递减。但是50岁以上年龄组的社交吸引变量特征均值(0.5928)仍高于20-29岁年龄组(0.2981),通过多重比较,两者之间有显着性差异(P≤0.05)。以学生为主要群体的15-19岁年龄组的骑行者,他们学习任务较重,校园环境中的活动丰富多彩,他们对于骑行群体关注度相对其他年龄组来说较低,因此社交吸引变量均值最低。

随着年龄的增长,骑行者参与骑行运动的社交目的已逐渐减弱,骑行运动对骑行者社交吸引慢慢降低,而更多的关注于骑行给其带来的健康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三)休闲类山地自行车骑行群体文化程度对凝聚力的影响

从文化程度对凝聚力的影响来看,休闲类山地自行车骑行群体的文化差异对凝聚力没有显着性的差异(表5:P=0.372)。

表6的结果显示,从凝聚力的四个维度来说,群体凝聚力中任务吸引特征变量在文化程度(P=0.001)上具有显着性差。从任务吸引特征变量的均值来看,最高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均值最高(0.8183),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均值最低(0.092)。可见在骑行群体中,骑行任务的吸引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群体是最强的。

目前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学历社会”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④。在正式群体中,文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收入⑤、职位和社会资源的获取数量。张铁明等对农村非正式体育社团的研究中表明,学历越低的参与者,在价值观方面表现出的群体动力效应反而更加明显⑥。通过对骑行群体成员的访谈发现,文化程度低的骑行者,参与骑行时学习欲望较为强烈,对于骑行给他们带来经验的增加感触显着,他们更加愿意呆在一个群体中,而不是经常流动。

表4:骑行运动中年龄与凝聚力4维度的方差分析表

表5:不同文化程度休闲类山地自行车骑行群体凝聚力方差分析表

由此可见,在群体活动中的“任务”对于学历不同群体的吸引力是负相关的,这一结果与社会大环境有直接关系。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在正式群体中较文化程度低的人更易获得较高的地位⑦。而这一“地位”所决定的角色有意无意的被带到了非正式群体中,即使在最小的群体中,也会形成不同的角色和权利的区分⑧。与其他成员相比,地位较高的群体成员常常享有比其他成员更大的自由来偏离群体规范⑨。

(四)休闲类山地自行车骑行群体职业特征对凝聚力的影响

从职业对凝聚力的影响来看,休闲类山地自行车骑行群体职业的不同与凝聚力没有显着性差异(表7:P=0.209)。

表8结果表明,从凝聚力的四个维度来说,群体凝聚力中任务一致性变量特征在职业(P=0.001)上具有高度显着性差异。公务员(0.5083)和自由职业骑行者(0.5509)均值较高,学生骑行者(0.2028)次之,事业单位(0.1462)和企业员工骑行者(0.1894)均值较低。多重比较显示,公务员与自由职业骑行者之间在任务一致性变量上没有显着性差异(P≥0.05),事业单位与企业员工骑行者之间在任务一致性变量上也没有显着性差异(P≥0.05),如果把公务员和自由职业骑行者看成一个整体,把事业单位和企业员工也看成一个整体的话,两个整体之间在任务一致性变量上具有高度显着性差异(P≤0.01),学生骑行者与这两个整体之间在任务一致性变量上分别具有高度显着性差异(P≤0.01)和显着性差异(P≤0.05)。学生骑行者年龄多集中在15-29岁之间,而从调查的数据可以看出,20-29岁的学生有36人,占学生总人数的76.59%,事业单位骑行者年龄在20-29岁和40-49岁这两个区间的人数为25人,占事业单位骑行者总人数的55.56%,企业员工骑行者年龄在20-29岁和40-49岁这两个区间的人数为14人,占企业员工骑行者总人数的66.67%,结合年龄与任务一致性变量均值的数据分析结果,在上述年龄区间的任务一致性变量均值都比较低,因此也佐证了学生、企业员工、事业单位骑行者任务一致性变量均值较低的原因,即年龄是关键影响因素。

同样,在略高于95%的水平上,群体凝聚力中社交一致性变量特征在职业(P=0.022)上具有显着性差异。事业单位骑行者社交一致性均值(0.3447)最高,公务员骑行者均值(0.1665)最低。多重比较结果显示,事业单位、企业员工、自由职业骑行者社交一致性均值无显着性差异(P≥0.05),这一群体与学生和公务员骑行者社交一致性均值有显着性差异(P≤0.05)。由于问卷中社交一致性指标表现为经常与群体成员聚会和一起消磨时间两个方面,公务员骑行者可能由于工作繁忙,平时应酬较多,因此参加聚会的时间较少。也可能由于国家的反腐行动,公务员作为一个反腐敏感群体,参加群体活动的意愿降低,从而导致该骑行群体社交一致性变量特征较低。学生由于学业关系,参加骑行群体的活动时间较少,而事业单位、企业员工和自由职业者参加群体活动的制约因素较少,因此成为群体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表6:骑行运动中文化程度与凝聚力4维度的方差分析表

表7:不同文化程度休闲类山地自行车骑行群体凝聚力方差分析表

表8:骑行运动中文化程度与凝聚力4维度的方差分析表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通过对骑行参与者的调查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和信度分析,其结果证明骑行参与者中的凝聚力符合Carron等人提出的凝聚力四维结构,即群体任务吸引、群体社交吸引、群体任务一致性、群体社交一致性四维结构的假设成立。

2.证明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的成员凝聚力水平在各维度上呈现出不同特点的研究假设成立。

3.从凝聚力的性别差异来看,主要体现在社交一致性方面,女性骑行者较男性骑行者在骑行参与者中更加喜欢与团队成员在一起。而在任务吸引、社交吸引、任务一致方面,男性和女性没有区别。

4.从年龄方面来看,不同年龄阶段的骑行者表现出的凝聚力具有显着性差异,30-39岁的骑行群体凝聚力最强;40-49岁的骑行群体凝聚力最弱。不同年龄阶段的骑行者,其凝聚力的任务一致性有显着性的差异。其中,15-19岁的骑行者更愿意为了完成骑行任务而与团队保持一致,而20-29岁的骑行者在骑行过程中,为了完成任务而保持一致的意愿最低。在社交一致性方面,不同年龄阶段的骑行者呈现出显着性的差异,15-19岁的骑行群体社交一致性最高,而20-29岁的骑行群体社交一致性最低。社交吸引方面,不同年龄的骑行群体有着非常显着性的差异,30-39岁的骑行群体社交吸引里最大,而15-19岁的社交吸引力最小。在任务吸引方面不同年龄阶段表现出来的特征均没有显着性的差异。

5.文化程度方面,不同文化程度的骑行者,在任务吸引方面有显着性的差异。其中,初中及以下的文化骑行者,任务吸引特征最强,而本科及以上的骑行者,任务吸引特征最弱。从任务一致性方面来看,初中及以下骑行群体的任务一致性特征最强,而本科及以上群体的一致性最弱。不同文化程度的骑行群体在社交一致性和社交吸引方面没有显着性的差异。

6.从职业方面来看,不同职业的骑行者在任务一致性方面有着显着性的差异。自由职业者任务一致性特征最强,其次是公务员、企业员工、学生,而来自于事业单位的骑行者任务一致性特征值最弱。从社交一致性方面,不同职业的骑行者也呈现出显着性的差异,其中事业单位的骑行者社交一致性特征值最强,其次是自由职业者、企业员工、学生,而公务员社交一致性最弱。社交吸引方面,不同职业的骑行者具有非常显着性的差异,其中企业骑行者的社交吸引特征最强,其次是自由职业者、学生、公务员,事业单位的骑行者社交吸引特征最弱。任务吸引方面,不同职业的骑行者没有明显差异。

(二)建议

骑行群体的凝聚力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职业有关,凝聚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骑行活动的质量、骑行的安全和骑行运动的开展。休闲类山地自行车骑行活动在全国逐渐兴起,要使该项活动健康的开展,作为骑行活动的组织者,不能一味追求骑行群体的人数的多少,而应该科学的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采用不同的编组方式。为了保证骑行群体总体凝聚力有较高水平,组织者可以采用单一编组或混合编组的形式。单一编组即将凝聚力水平较高的骑行者编为一组,根据本文研究的结果,骑行群体构成年龄结构为30-39岁、50岁以上和20-29岁为宜;混合编组即将凝聚力水平较高的与凝聚力水平较低的混合编为一组,但是建议凝聚力水平较低的骑行者人数不宜过多,即40-49岁和15-19岁的骑行者不宜超过骑行群体总数的一半,以免影响总体凝聚力。

2.组织不同类型的骑行活动。根据骑行者个体特征在凝聚力四维度中表现出的不同凝聚力水平,可将骑行活动分为任务型和社交性。任务型指已完成骑行任务为主,适用于较为专业的、骑行路线较为复杂、难度较高的骑行活动。在任务型编组时,学历水平是组织者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为了保证骑行群体的凝聚力,重点吸纳初中文化程度的骑行者,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骑行者不宜过多。社交型指以社交为主要目的,适用于休闲类、难度较小、路线简单的骑行活动。在社交型编组时,性别和年龄是组织者需要重点考虑因素,女性或30-39岁年龄阶段的骑行者应该占社交型骑行活动的主体。

3.骑行组织者在平时和骑行过程中注重对骑行者凝聚力的强化。注重强化男性骑行者的社交一致性;注重强化20-29岁骑行参与者的任务一致性和社交一致性;注重强化高学历人群的任务吸引、任务一致性以及社交一致性,注重强化高中骑行者的社交吸引;注重强化事业单位骑行者的任务一致性和社交吸引,注重强化公务员骑行者的社交一致性。通过以上的强化措施,以保证骑行群体的高度凝聚力,确保骑行运动的顺利进行。

注释:

①李敏.论“学历社会”的不可逾越性[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4,3(1):25-30.

②汤二子.学历和性别对劳动者工资的影响研究[J].统计研究,2012,29(11):67-73.

③张铁明,谭延敏,陈善平,吴畏,胡庆山.农村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形成的群体动力效应研究[J].体育与科学,2010,31(7):51-60.

④王君,高阳.不同学历临床护生自我效能感比较分析[J].中国医科大学学报,2012(10):122-126.

⑤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一版)[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2.

⑥See R.S.Feldman,Social Psychology,3rd ed.(Upper Saddle River,NJ:Prentice Hall,2001),p.464-465.

⑦斯蒂芬.P.罗宾斯,蒂莫西.A.贾奇.组织行为学(第14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⑧Cited in Hackman,Group Influences on Individuals in Organizations[M].P.236

⑨仇军.西方体育社会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