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平
80多年前，长征途中的南下北上之争，是关乎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大抉择。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于夹金山北麓的懋功县达维镇会合。半个月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自理县赶来懋功，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议题就是两军会师后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中央提出，此地地形地貌、气候、经济情况以及敌人布防情况，都不宜久留，而应该立即离开向北发展，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必要时靠近苏联，以便于得到帮助。张国焘提出三个计划：一是建立川甘康根据地，二是同意中央的“北进”，三是西进到河西走廊和新疆。最后经过讨论，与会人员一致通过向北发展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意见，并形成了决议。
会议次日，中革军委增选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同日发布《松潘战役计划》。两军会师后，整个部队笼罩着团结喜庆气氛，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事情，会师前中央候补委员凯丰在中央机关刊物《前进报》刊发一篇《番民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其中主张康藏民族自治，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张国焘看到后，认为是影射他不久前建立的西北联邦政府。再就是，中央领导人博古批评张国焘和四方面军退出川陕苏区是“逃跑主义”等，这使张国焘大为不快，心生闷气。张国焘在达维期间，看到一方面军经过长期征战，武器装备很差，衣衫褴褛，心生疑虑。当他从红军总司令朱德那里得知一方面军减员严重仅剩一万多人时，与四方面军现有的八万之众相比，认知的天平从巅峰一下子跌落到谷底，对中央红军由原来的钦敬瞬间转化为蔑视，当领袖的欲望急剧膨胀开来。
毛泽东委婉地拒绝张国焘夺权野心
张国焘回到理县杂谷脑，他把中央慰问团交给西北联邦政府，自己率领卫队连夜赶回茂县四方面军总部，召集军以上干部开会，在会上大谈通过所见所闻对中央红军的看法，说是丧失中央根据地，人不足一万，形同乞丐，平均每人只有三颗护枪的子弹。与会干部吃惊不小，接着张国焘提出，中央军事路线错了，政治路线势必也是错误的，要追究中央政治路线的责任。
张国焘要依恃四方面军的实力向中央要权。他发出的第一个信号：向中央提出改组充实红军总司令部，徐向前任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委。接着他又授意川陕省委联名致电中央也如此建议。几天后，陈昌浩发电报，提议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张国焘的连续进攻，使中央认识到，不给张国焘一个位子，两军很难拧成一股绳迅速北上，摆脱藏区缺衣少食和到处挨打的被动局面。
在芦花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央任命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陈昌浩任军委常委，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委。
松潘战役失利后，中央又制订《夏洮战役计划》，攻占阿坝，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人包围线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于洮河流域消灭敌人主力，向甘南发展。张国焘的欲望由于没有得到满足，按兵不动，向中央提出召开会议，要求检查中央离开根据地之后的政治路线问题，还提交了一份四方面军高级干部参加中央工作的名单。
中央以大局为重，在毛儿盖沙窝一座两层土楼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组织问题时，政治局提议，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补选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陈昌浩补选为政治局委员，周纯全补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张国焘还想再多提几个人，毛泽东说，四方面军有很多好的干部，我们提出这几个同志是很慎重的，其他干部可以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张国焘强硬地说：本来要提出四方面军9个同志都到政治局的。毛泽东委婉地拒绝说：国焘同志的意见是很好的，将来可以多吸收到中央机关及其他部门来。沙窝会议上，张国焘让四方面军多一些高级干部进中央政治局的目的没有达到，他耿耿于怀，气愤难平，回到毛儿盖四方面军驻地，授意一些军级干部以反映问题为名，把党的总书记张闻天“骗”来，一起围攻羞辱他。
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痛心疾首地劝阻道：“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这里没有吃的，部队天天吃黄麻、野菜，嘴都吃肿了，得赶快走！等找到有粮食的地方，你们再去争吵好不好呀！我们要对十几万红军的生命负责啊！”
张国焘不得已才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中央接受张国焘把部队分为左右路军的建议，中央和前敌指挥部带领右路军穿越草地向班佑、巴西进发，张国焘和朱德、刘伯承带领左路军向阿坝地区前进。
张国焘擅自南下，妄图分裂红军
到了阿坝，张国焘秘密派出一支小分队，在格尔登寺院喇嘛罗车儿兄弟带领下，翻山涉水，到达黄河东岸的玛曲县齐哈玛寺，寻找渡河口——秘密渡河暴露了他不南下就西进的蓄谋！现在看来，提议组成左右路军，张国焘是有其个人的目的和用心的。
折腾了一周时间，小分队没有找到渡口，张国焘很是失望。右路军方面，在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指挥下，四方面军四军、三十军进行了包座战役，并取得胜利，打通了北上的通道。中央决定左路军迅速回来向右路军靠拢，在班佑会师，一同北上。朱德、刘伯承再三催促张国焘率军出发，但张国焘无动于衷。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再不行动，北上的通道有可能再次被敌人截断，徐向前、陈昌浩心急火燎，给张国焘发电报：“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迟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看到这封电报，张国焘再不情愿，也只好命令部队行动，部队离开刷金寺一天后，下起了大雨，来到噶曲河，河水陡涨，一片泽国。部队在此停留了三天，朱德派警卫员下到河中央试水，只是齐胸深，朱德又征求向导的意见，向导说停上一两天，水势减小，可以过得去。张国焘在这三天里，心情也是极为复杂的：过河吧，他是极不情愿的，不过，总说不过去，但得有一个充分的理由。最后，他思考再三，就以河水暴涨，部队无法过河为由，任凭朱德、刘伯承如何劝诫，断然下令，部队返回阿坝！
中央接到张国焘返回阿坝的电报，很是着急，内心清楚噶曲河水暴涨只是张国焘的一个借口，他骨子里是不愿来会合的。
张国焘南下已是铁了心，9月8日下午给陈昌浩发了一份电报“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命令部队“准备皮衣”，即刻南下。陈昌浩做不了主，把电报拿给徐向前看，徐向前感觉这是个大事，要他把电报送给中央。夜里，中央立即通知徐向前赶来开会。会上经过讨论，仍然是催促左路军赶紧过来，一起北上，陈昌浩、徐向前也同意和支持这一决定，接着，中央领导张闻天、博古、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包括陈昌浩、徐向前一共七人，起草了一份发给张国焘的电报，历数南下的诸多不利，诚挚敦促张国焘率部队迅速赶来班佑，此时已是深夜。
9日下午，中央领导人察觉陈昌浩态度大变，大谈阿坝的好处，认为张国焘南下的决心已定，无法挽回，就连夜会同周恩来、博古、王稼祥中央领导召开非正式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毛泽东认为，北上通道已经打开，红军务必要执行两河口会议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决议，张国焘执意要南下，中央多次晓以利害，仍说服不了他，我们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只有先行北上。眼下三军团与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驻地很近，行动务必要秘密、谨慎，一旦被他们知道了，很有可能引起内讧，给中国革命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于是大家最后商议：部队番号改为北上抗日先遣支队，凌晨两点秘密行动。
身在潘州村前敌总指挥部的陈昌浩次日凌晨闻听中央夜半秘密出走，十分吃惊，此时有人打来电话，说一方面军向北走了，还对我们设了警戒，问打不打。徐向前听到后，果断地说：“天底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命令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张国焘电令陈昌浩、徐向前带领尚在潘州、班佑、包座的四方面军四军、三十军等部重新穿越草地，半个月后于大金川流域的马塘、松岗、党坝与左路军会合。
张国焘一错再错，另立中央
在马尔康西面的脚木足白赊庙，张国焘做出了一个举世皆惊的决定——另立中央！他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中央带着一方面军向北逃跑，已经不能肩负起领导全国革命的责任，它已在全国红军中失去了威信，鉴于此，我们仿效列宁成立第三国际的办法，另立中央。原来的中央已经不再具有领导效力，是非法的，毛周张博应撤销一切职务，开出党籍，并予以通缉！接着他宣读了自拟的所谓中央委员会名单，实现了他在沙窝会议上没有实现的愿望。
南下红军首先发动了《绥崇丹懋战役》，歼敌5000多人，初战告捷，鼓舞了士气，也增进了张国焘的信心，接着向南翻越夹金山，发动《天芦名雅邛大》战役。
大批红军南下，引起蒋介石的警觉，他察觉张国焘占据成都平原的意图后十分震惊，委任四川省主席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急调其主力王缵绪、唐式遵等部以及李家钰部7个军、3个独立师共85个团、9个独立营，总计20多万“围剿”南下红军。刘湘制订严格的军规，责成各地军阀为守卫自己的地盘，豁出血本拼死而战。
据徐向前后来回忆，围剿造成我军损失近万。此战，参战的两万多名红军，歼敌一万多，弹药几乎耗费精光，拼尽了血本，大伤了四方面军的元气，部队不得不撤出百丈关，向芦山、天全、宝兴、荥经一带山区撤退集结，休养生息。
1935年的冬天，这一带下起了十年来罕见的大雪，方圆数百里大雪封山，天寒地冻，行动不便，不过这也正好阻碍了薛岳“围剿”红军的计划。但百丈关战役受到重创后，他的心情极坏，彻底绝望了！南下半年多，部队由八万多锐减到四万，损失过半，但他表面上仍然是君临天下，不可一世，咄咄逼人，12月5日以“党团中央”的名义致电毛泽东等人，“指示”今后“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党中央对张国焘的挽救与批评
党中央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行为极为愤慨，一时又无办法。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来了一个特殊身份的人——那就是共产国际派回来传达“七大”会议精神的林育英。他在接受共产国际指示后，穿越大漠，几经转辗来到陕北。林育英与张国焘熟悉，又具有共产国际的特殊身份，党中央就让他出面，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劝诫张国焘，不能一条路走到黑，一意孤行。张国焘不依不饶，拒绝承认遵义会议决议，要中央“自动取消中央名义”。党中央极为愤慨，政治局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称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电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倾向”，并决定在全党公布俄界会议上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之后，中央通过身在南下红军的朱德总司令做张国焘的工作，提出，只要放弃“第二党”，其他都容易商量。处于川西红军中的党组织可称为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与中央所处的北方局保持同等的地位。林育英也去电张国焘，表示：对与中央原则上的争论可提交共产国际解决。中央的做法是出于团结和大局的需要，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这个做法出于政治角度考虑，是很睿智的。基于此，张国焘的火气不再那幺大，口气不再那幺硬了，他结合南下失败后所面临的残酷现实，感到再这幺坚持下去，就势必走向绝路。与此同时，蒋介石不给红军喘息的机会，他命令薛岳六个师近十万人马从贵州调到川西，担任进剿红军的主力。1936年2月14日，在敌人进攻炮声此起彼伏、如雷贯耳的情势下，红军总部在芦山任家坝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中央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决议，并接受中央建议，做出制订《康道炉战役计划》，策应二、六军团北进，于甘孜地区会合后一起北上，到陕北与中央红军会师的决定。
部队先后翻越夹金山、折多山这两座海拔5000多米、终年积雪的大山，经过康定、道孚，到达炉霍，在那里驻下，一面筹集粮食，休养生息，一面等待和策应二、六军团的到来。经过三个月的休整和大练兵活动，部队逐渐恢复了元气。6月底，二、六军团相继来到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
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见到二、六军团领导人任弼时、贺龙、王震，向他们通报了一年前张国焘违背两河口会议决议，执意南下，党中央带领一、三军团秘密北上的经过，引起三个人的警觉。张国焘派人送往二、六军团攻击污蔑“中央北上逃跑”的宣传册子《干部必读》，被他们扣留，禁止下发。张国焘本意是等二、六军团来了，与他们联手一起反对中央，他企图控制和兼并二、六军团，给二、六军团派政委，遭到拒绝;他又提出把六军团纳入四方面军，也遭到拒绝。张国焘又提议召开两军联席会议企图以多数压倒少数，任弼时严肃指出：两军联席会议由谁来做报告？如果发生意见分歧，结论由谁来做？决不能以多数压倒少数，造成上层对立，将使工作更加困难。如果双方态度尖锐，我不负责任！断然否定了张国焘的提议。
为了团结张国焘，促使南下红军北上，中央以极其耐心的态度致电张国焘：“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已没有政治上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再谈，唯一任务是全红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与蒋介石。弟等对于兄等及二、四方面军全体同志之艰苦奋斗表示无限敬意。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诸兄之意，暂可采取协商方式。”从电报的内容，可见中央对张国焘妥协让步的程度！
党中央取得了与张国焘斗争的最后胜利
据彭德怀回忆：“俄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讨论张国焘分裂红军罪行时，有人建议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主席不同意，说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应看到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你开除他党籍，他还是统帅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在张国焘成立伪中央时又有人要开除他的党籍，毛主席也不同意。如果当时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的二、四方面军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师了。”（《彭德怀自述》）由此可见，党中央、毛主席与张国焘路线斗争过程中始终是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进行，并取得最后成功的。
由于多重因素，1936年6月6日张国焘被迫取消了伪中央。二、四方面军会师庆祝大会的第二天，两支部队兵分三路穿越草地，在松潘、包座一带集结，按照中央指示制订《岷洮西固战役计划》，向岷州、洮州、西固地区进攻，然后进军陕甘，取得三个方面军的会师。
此时，张国焘内心打着小九九，他不愿到陕北，还是想在甘南或河西另搞一片根据地。9月16日，西北局在岷州三十里铺方面军总部召开三天会议，进行了激烈争论，张国焘主张部队向青海西宁进军，朱德、陈昌浩坚持按中央指示，向静宁、会宁前进，并制订了《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张国焘也在上面签了字，当总部命令在漳县的徐向前和部队东行时，张国焘又命令部队西进。陈昌浩以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名义下达命令，停止西进。张国焘无奈，于22日连夜骑马到漳县徐向前指挥部，说服徐向前等人坚持他的西进计划。第二日陈昌浩赶到时，发现所有人都支持张国焘，也就屈从了，朱德把这一变故电告中央，并表明自己的态度。之后一个星期时间，中央与张国焘电报往来频繁，中央极力劝说张国焘北上会师，张国焘仍是坚持渡河西进，但此时大自然的客观条件使他的企图无法实现——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道路难行，没有渡船，大部队无法过河，恰在此时，中央发来“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这封言辞恳切的着名电报。基于此，张国焘不得不放弃西进，同意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
不久，延安开展了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他自感已经退出中共政治舞台，自怨自艾，灰心丧气，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失去了信心，借国共两党祭祀黄陵之机，私自前往武汉，叛逃到国民党蒋介石阵营里，永远为党和人民所不齿！
作者系中共党史题材作家、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