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飞
莫言是新时期文学的里程碑式人物，他用小说创造了一个完整的乡土世界。对待“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莫言采取了精神继承的方式，即用理性精神对民间和乡土进行反思和批判。莫言把文学创作同乡土嫁接在一起，融民间情感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为一体，让小说的情与理交织、同情与批判混合。当前，对莫言创作的理解多有“人文关怀的缺失”，实则不然，莫言的“缺失”可以理解为精神的过度“饱和”，这是作家膨胀的故乡情结和民族精神急需宣泄的表现。[1]如《红高粱家族》表达的是作者对“民族的骁勇血腥的那种理想状态的寻找”，《透明的红萝卜》宣泄的是“人的本性所受到的压抑和扭曲”。总之，莫言为当代文学架构起一种新的文体模式和文化格调。
“原欲”的升华——红色的高密
莫言的小说是一个充满色彩的世界。在繁华绚丽、五彩缤纷的色彩世界中，莫言倾注了自己强烈、独特的主观情感，用色彩折射出对世间万物的体会，使小说中的颜色最终成为作家思想的一种外化姿态。以红色为主体的“色彩军团”在莫言作品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红色揭示出莫言作品的原始民族性，传达出作家对顽强生命力和质朴欲望的颂扬，也象征着高密世界涌动着的爱与希冀。中华民族对红色的崇拜是超越各种色彩的，红色所造成的心灵震撼也远远高于其他色彩。莫言笔下的红色是对生命力的挖掘、对性和幻觉的另类诠释。莫言文学作品中对红色的运用和强调成为“原欲”外化和升华的重要表现形式。“原欲”的概念源自弗洛伊德，是指一种与社会文明约定相抵触的、本能的冲动，是弗洛伊德“本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原欲”给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造成压力与扰动，弗洛伊德也因此把这种扰动贴上了“神经症”的标签。在弗洛伊德看来，“原欲”可以转化并生成动力，最终成为文化和文明的源泉。艺术是人的高尚活动，亦是人欲的转移和升华，正是人欲的升华作用才导致了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也推动了艺术的产生和发展。莫言对“原欲”的升华过程拿捏精准、到位，使其小说震撼心灵。
《透明的红萝卜》让世人认识了莫言文学世界中的颜色，高密有“高粱红了”的耀眼的成熟，也有“挂在槐树上的红锈斑斑的铁钟”的低调的华丽。“泛着蓝幽幽光的铁砧子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大梨，还拖着一条长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须须像金色的羊毛。”黑孩儿眼中的红萝卜俏皮可爱，仿佛是带着红色生命的精灵，红萝卜的奇幻不断填满他空洞麻木的感情世界。红萝卜的“红”在黑孩儿眼里就是爱和希望的象征，梦幻的红色让黑孩儿的内心起伏跌宕，也参与着黑孩儿灵魂世界的构筑。此时的红色，既是作家“童年视角”下对生命的解读，也是作家心灵成长过程的外现。[2]
“对岸，高密东北乡的万亩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看去又似半天红云，五彩的马驹眯缝起万花筒般的眼睛，看看赤红的天，看看暗红的沼泽，看看对岸鲜红火热的高粱……”，《红蝗》中，天地万物仿佛被高粱的大红色浸染，“赤红”“暗红”“鲜红”，程度不同的红色充盈双眼，既有乱人心智的魔力，又有激人清醒的功能，莫言用红色虚构出了高密东北乡的庞大和凌乱，也展现着故土原始生命欲望的蓬勃与张扬。[3]
《生蹼的祖先们》中，“他头上蓬松着一大团小蛇般的红发，宛若燃烧的火焰”。原始的生命欲望转换成对红色的幻想，作家用对红色的想象传达出深刻的生活体验，同时也赋予了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阅读和想象所带来的对生命延展性的思考成为莫言“红色”系作品的特有魅力。[4]
《红高粱家族》是莫言红色幻想的极致，作家通过血、火以及高粱来表现高密东北乡人民蓬勃的生命力，红色被赋予了生命本质的意义。以余占鳌和戴凤莲为代表的火红的性格表现了高密世界特有的反抗精神。“我奶奶”顶着红盖头，身着红嫁衣，坐着大红的花轿出嫁;“我爷爷”和“我奶奶”在红色背景下原生态的恋爱;抗战中“我奶奶”为上战场而穿的红上衣，牺牲跌倒时的如红蝴蝶的姿态;罗汉大爷在鲜红的血泊中表现出的至死不渝……高密东北乡的人和红高粱一样，活得洒脱不计较，站得挺拔不弯腰。作家通过对东北乡人民坚忍不拔、视死如归的描写，赞美了祖辈身上张扬着的原始生命力和大无畏的精神，赞美了人最本真朴实的欲望和追求。[5]
色彩是构成画面的重要因素，莫言作品中的红色既是生命的释放，也是情感的升华。此外，与血、生命和暴力休戚相关的原始的红色也让莫言的叙事有了原始性的意义，代表了生命、性和欲望的红色承载着叙事内容的反转和更迭。红色背景下，作者勾勒了“我爷爷”“我奶奶”等人物的生命传奇，描绘了红高粱地等自然风物的旷野寂寥，对红色的描写透视出原始的野性和张狂。因此，红色展示了莫言对生命的认知过程，也阐释了作家对弗洛伊德“原欲”转化升华功能的理解和感悟。
莫言文字里的红色是跳跃的，从自然界的宽广跳到人性的张扬，从生命的欲望跳到人间的生离死别。红色，是高密世界的生命力，是民间文化的灵魂归属，也是莫言对高密世界生存欲望和情感欲望所进行的酣畅淋漓的宣泄。作家试图通过对红色的强调触动读者的原始感官，进而波及读者的艺术情感，最终构建起自己独特的色彩和情感体系。
艺术化的民间——“嬉笑怒骂”的声音
莫言作品中各种各样的声音是作家对民间资源的充分利用，说的、唱的、哭的、笑的、夸的、骂的……不同声音的背后都隐藏着生活的喜怒哀乐，也展示出高密世界的淳朴自然、神秘悠扬。在小说中，声音往往是以杂语的身份出现，小说中的“声音”对克服语言的僵化和充实作品文本的活泼感、鲜活感有重要意义。对语言的精雕细琢是莫言文学作品民间资源艺术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莫言笔下的“高密世界”具有与众不同的“腔调”，民间资源是莫言文本的重要艺术因素。
一是用“说话”凸显人物。“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莫言作品中的“声音”除了在丰富文本上有重要作用外，也间接反映出作家意识层面的现代性特征，莫言用语言表现了民间的包容性、创新了小说的文化语境。
莫言的小说是将民间俗不可耐的荤话、脏话、情话运用得恰到好处的典范，这也使得他所塑造的人物不仅完全符合地道的农民身份和特征，而且充满谐趣。“好样的，果然是我家的种，马是我的儿，你就是我孙子，我是你爷爷。老嫂子，熬点米汤，喂喂我的驴儿媳吧，她捡了一条命。”《丰乳肥臀》中，樊三给上官家的驴接生时说的话俗气、俏皮，却带着农民特有的幽默感，同时又巧妙地揭示出人畜之间的和谐关系堪比人与人之间的情谊。[6]《白狗秋千架》里暖的一系列应答是极有情趣的。“怎幺会错呢？有饭吃，有衣穿，有男人，有孩子，缺了一只眼，什幺都不缺，这不就是‘不错吗？”整段回答字字都透着些许的尖酸和泼辣。在听到“我”说想家、想家乡的人和事之后，暖的回应则充分展露出苦难生活带给她的无可奈何。“有什幺好想的，这破地方。想这破桥？高粱地里像他妈*的蒸笼一样，快把人蒸熟了。”[7]
“种”的概念在莫言对“高密人格”的塑造中举足轻重。将粗放和义气演绎得淋漓尽致的“种”的代表非余占鳌莫属，语言是展现余占鳌“高密种”的重要方面。面对国民党冷队长的收编，“我爷爷”不仅不为所动，还破口大骂，“老子就是这地盘上的王”“你冷支队不是土匪，你杀了几个鬼子？鬼子毛也没揪下一根。”余占鳌活得自由自在，不受制于任何人，他曾经带领“连聋带哑连瘸带拐不过四十人的队伍”，打死了日本鬼子的少将。从土匪司令到抗日英雄的蜕变，并非源于他崇高的政治理想，而是他不愿看到被欺负、被压制，他骨子里有着高密东北乡的野性和不惧怕任何牛鬼蛇神的气概，是“高密种”赋予了余占鳌的反叛和霸气。纵观余占鳌的一生，“我爷爷”在抗日之前是一个流亡者，他杀人越货，为了聚敛财富发行货币，对百姓进行盘剥，他嗜赌，甚至“铜板的锈迹把手都染绿了”，但“流亡”并不是余占鳌的全部，莫言还向我们展示了“我爷爷”的另一种本性——仗义与豪爽。所以，余占鳌是个全面的人，他拥有未曾受过污染的自由精神，有生于乡土、长于民间的淳朴灵魂。陈思和先生认为：“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这正是莫言作品的用意，他用语言把民间生活的原生态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感呈现出来，完成了对“最美丽”和“最丑陋”两种人性的诠释。[8]
二是用“茂腔”推动情节。茂腔被誉为“胶东之花”，以特有的自然曲调和柔怨唱腔闻名，颇有“一声直入青云去，多少悲欢起此时”的趣味。莫言作品中有一种声音是唱出来的，唱出来的声音一面展露了小说人物的内心，一面舒展了作家的情怀。
《大风》中，爷爷在寂静的田野上哼起歌子：“一匹马踏破了铁甲连环，一杆枪杀败了天下好汉。一碗酒消解了三代的冤情，一文钱难住了盖世的英雄。一声笑颠倒了满朝文武，一句话失去了半壁江山。”悲壮苍凉的歌声唱出了爷爷一生的坎坷和磨难，也让读者体会到了藏于爷爷内心的、未曾施展的豪情和壮志。[9]《红高粱》中，歌声为故事的发展埋下伏笔。“我奶奶”出嫁途中遭遇的“哭腔”昭示着“我奶奶”婚姻的坎坷——先被亲爹“卖”嫁，后又遭遇丈夫的惨死;“我爷爷”唱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铁打的牙关，铜铸的骨头，通天的大道九千九百九十九，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从此后高搭起红绣楼，抛洒着红绣球，正打着我的头，与你喝一壶红殷殷的高粱酒”，既唱出了“我爷爷”火辣辣的感情和豪迈奔放的性格，又隐藏着“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情感走向和人生脉络。[10]
三是让“声音”参与修辞。莫言的小说善用通感修辞，通感，简而言之就是用感觉写感觉，是一种奇妙的心理现象。在通感的世界里，声音可以有味道，颜色可以有形象，一切由感觉引发，却突破了此种感觉的局限，是升华了的感觉体验。
以小说《金发婴儿》为例，“槐花的闷香像海水一样弥漫着……风吹来，把香气吹成带状。”感官体验由嗅觉变成听觉，再由听觉变为视觉，把原本无形的香气描绘成有形的带子，赋予了香气如海水一样聚集而来的音效感，激发了读者对香气弥漫场景的想象。“她的叫声很响，具有一股臭豆腐的魅力。”此处，作家将听觉转换为嗅觉和味觉，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用嗅觉刺激和味觉体验来传达声音的与众不同，既突出了声音的强度，也激起了读者对声音发出人进行探索的欲望。通过感官的互通互联，作家变抽象为具体，文字也自然令人回味无穷。[11]
“我们能从这转眼即逝的瞬间发现某种统一、某种意义或某种构思”，“人物形象也正是从这感觉的深处涌现来的”。[12]当代作家中，莫言尤其擅长感觉化描写，通过对细节的捕捉，对五感的调动，莫言笔下的感觉描写常常出现亦真亦假的特征，正是这种真假交融，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魔幻趣味的高密世界。《透明的红萝卜》中，莫言运用声音进行感觉化的描写，让黑孩儿具有了异于常人的畸形感觉和病态个性，“他听到河上传来了一种奇异的声音，很像鱼群在唼喋……他看到了河上有发亮的气体起伏上升，声音就藏在气体里，只要他看着那神奇的气体，美妙的声音就逃跑不了。”此处描写中，声音可以逃跑，气体可以发光，作家通过将听觉和视觉融合，“混淆视听”，再通过对黑孩儿小动作的捕捉，用极为细腻的笔触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表达出来，整幅画面既诡异又真实。[13]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是世界的图式，海德格尔则把语言看成是存在的家园。足见，语言虽然没有形象的赤裸和直观，却隐藏着文学作品的形象、意蕴和感情。[14]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莫言对小说语言的追求是一贯的。高密东北乡的色彩是浓烈的“红”，声音是特殊的“腔”，莫言兼而统之，用文字塑造了他心中的高密——“浓妆艳抹”总相宜，“嬉笑怒骂”才乡土。让“高密东北乡”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缩影，用乡土的特性展现世界的共性，让世界读者在高密东北乡里读到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这是莫言对高密世界的期许，也是对自我价值的期许。[15] “高密世界”的故事不会停歇，它让我们看到了文学的价值，也见证了文化的力量。
作者单位：南昌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 洪子成. 中国当代文学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45.
[2][11][13] 莫言. 莫言中篇小说选[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3][4] 莫言. 食草家族[M].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3.
[5][8][10] 莫言. 红高粱家族[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6] 莫言. 丰乳肥臀[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7][9] 莫言. 白狗秋千架[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147-156.
[12] 王诺. 意识流小说的感觉描写[J]. 当代外国文学， 1997（3）：163-167.
[14] 雷内·韦勒克. 现代文学批评史[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23.
[15] 莫言. 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J]. 当代作家评论， 1993（2）：37-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