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浩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荣获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是：“毫不妥协并充满同理心地深入探索着殖民主义的影响，关切着那些夹杂在文化和地缘裂隙间难民的命运。”1948年，古尔纳出生于桑给巴尔（现隶属坦桑尼亚），20世纪60年代作为难民移居英国，1985年进入英国坎特伯雷的肯特大学任教。文学教学和社会阅历为古尔纳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古尔纳作品主要描述了近现代殖民地人民的生存状况，揭露创伤历史和种族主义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朝圣者之路》（Pilgrims Way）是古尔纳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于1988年在伦敦出版，讲述医院勤务员达乌德在英国坎特伯雷生活的故事。达乌德在20世纪70年代从东非移民到英国，因失去家人而备受折磨，在英国遭受了暴力和种族主义的创伤，他过着忧郁和边缘化的生活。由于自卑和疏远，达乌德无法与家人沟通，宁愿保持沉默也不愿与家人接触。小说主人公的命运是对东非殖民主义所造成的历史创伤的回应，这些创伤通过主人公移居英国和经历英国的种族主义得以重现。
从弗洛伊德到古尔纳的忧郁症解读
弗洛伊德在《哀悼与忧郁症》一文中提出两个概念，即哀悼与忧郁症。哀悼是一种正常的抑郁情绪，如弗洛伊德所说，“哀悼通常是因为失去所爱之人而产生的一种反应，或者是对失去某种抽象物所产生的一种反应，这种抽象物所占据的位置可以是一个人的国家、自由或者理想等等。”忧郁症则是一种心理疾病，如弗洛伊德所说，个体“对外在世界不感兴趣，丧失爱的能力，抑制一切活动，并且自我评价降低，以至于通过自我批评、自我谴责来加以表达，这种情况发展到极致时甚至会虚妄地期待受到惩罚”。
批评家运用忧郁症概念，评论种族化和流散失落社会文化现象。《朝圣者之路》解读的忧郁症不仅是一种心理疾病，还是殖民文化和历史的后遗症，尤其在后殖民时代种族主义的背景下，历史创伤和社会撕裂沉重打击了个体的精神世界。忧郁症源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移民经历所产生的创伤文化记忆。古尔纳试图通过修改旧的叙事和制作不同版本的过去来关注、体贴那些忧郁症患者，试图通过文学的力量帮助他们转向哀悼。
《朝圣者之路》主人公达乌德孤身一人来英国求学，之后成为一名不太受欢迎的医院勤务员生活在英国。达乌德在英国感到孤独和失望，虽然他的忧郁症源于失去家园和家庭，但也与他的理想被侵蚀和“朝圣”失败有关，这一失败描述为美好生活梦想开始腐烂。在具有讽刺性的标题中，“朝圣者”这个词有双重含义，既指外国人，也指前往圣地的人。同样，达乌德的英国之旅虽然是一次“圣地”朝圣之旅，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国家并没有为他提供救赎。坎特伯雷大教堂自乔叟时代以来，一直是许多宗教旅行者的目标，然而，达乌德与其他朝圣者不同：他从未进入过大教堂。
小说主人公达乌德的忧郁症分析
仔细观察达乌德，可以发现他典型的忧郁症特征。在小说的开头，他的疏远变成一种普遍的状况：“他很少收到任何人的来信，他对此感到高兴。老朋友的来信总是充满了对英格兰的憧憬，他屈辱的真相让他很尴尬。”当达乌德的父亲收到他儿子被学校开除的通知时，给达乌德发了一张简短的便条——“你母亲没有提到你的名字”。达乌德与家人断绝了联系。达乌德有机会阻止系主任霍尔顿将学业失败的消息告知父亲，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表明他期待受到惩罚。
达乌德甚至无法消化英国的食物。当他“固执”的身体回忆起他失去的东西时，食物记忆将他与失去的家园和社区联系在一起：“香肠让他腹泻，奶酪让他堵塞，酸奶让他恶心，早餐麦片让他胃出血，饼干让他打喷嚏。这并不是先天性的虚弱，而是固执的坚持。”他无法融入英国，融入新家。
古尔纳将达乌德的忧郁症置于1964年桑给巴尔革命的背景下。达乌德向凯瑟琳讲述殖民的历史，年轻的达乌德和好朋友博西乘坐帆船前往一个被用作殖民地监狱的岛屿，达乌德在意外的殴打中幸存下来，博西决定游回去，却成为大屠杀中未被承认的受害者之一。博西的受害给达乌德的过去蒙上了阴影，友谊的终结导致了达乌德的忧郁症。
古尔纳将达乌德的种族主义遭遇置于新殖民主义的背景下。在教堂墓地，达乌德遭到六名男子的种族仇恨暴力袭击，施暴者被描述为“现代欧洲文明的突击队”，受害者幸存代表“福利国家的失败”，极具讽刺意味。英国殖民主义运用军事的暴力历史助长了种族主义的气焰。殖民主义价值观在英国阻止移民进入所谓的“国家之心”，构成了达乌德创伤的核心。殖民主义遗产及其种族意识形态是《朝圣者之路》对忧郁症讨论的核心。
古尔纳阐述的忧郁症疗法
小说强调讲故事是一种从忧郁症中恢复过来的手段，通过参与跨文化的故事讲述，达乌德既重建了自己的身份，又协商错位。古尔纳小说表明，忧郁症是可以缓解的，但坚持认为需要了解它的起源、文化和历史。然而，在古尔纳的小说中，基于排他性或共同种族意识的政治团体在当今世界是行不通的。
主人公的忧郁症是对殖民地和桑给巴尔政治暴力中家庭和朋友的无端损失的反应。尽管创伤不容易愈合，但是受过创伤的移民，只要他们的故事能找到听众，或许能够解决他们的失落感。古尔纳展示了朝圣移民如何到达最终目的地并进入神圣空间，坎特伯雷大教堂仍然无法进入，但至少个人损失和创伤似乎是可以治愈的，并表明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是可能的。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在小说的结尾，达乌德“自我再次变得自由无拘”。
主人公生存故事是一个成功的个体的故事。古尔纳通过治疗性话语，即“谈话疗法”去净化读者，但是，小说无法对殖民主义的错误及其影响提出更普遍的补救办法。小说中的朝圣者得救了，但不是通过宗教或民主国家——给达乌德带来希望的是跨国恋爱。移民有可能重新开始并建立新的生活，导致身份重建和自我折磨忧郁症的结束，在小说中定义为“痛苦的纪念碑”。
《朝圣者之路》的启示
古尔纳《朝圣者之路》描述移民的不平等、不公平待遇，对于很多留学旅居西方的中国人并不陌生，很多华人也饱受侮辱与折磨。面对西方各种势力对边缘化群体的冲击，古尔纳充分认识到创伤的破坏力。推演到国家层面，中国在近现代遭受殖民主义掠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遭受孤立与封锁，在改革开放以来又遭受西方金融和科技的剥削，对中国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冲击造成了沉痛的影响，如何将其控制在哀悼的范畴，而不是忧郁症，是很多中国人必然面临的课题。
《朝圣者之路》讲述在非洲长达数百年的流离失所、人身征用和种族灭绝的社会背景下，殖民主义对生命、价值、尊严的践踏，告诫世人一定要推动人权发展，实现人人享有人权，世界各国在争取人权、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发展人权等方面仍要不懈努力。
《朝圣者之路》是种族主义的重现，通过个体的损失提醒公众注意更普遍的文化和历史损失，告诫世人一定要树立文化自信，凸显出文化根基、文化价值和文化理想。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的大问题。
《朝圣者之路》判定种族主义、后殖民主义在世界的普遍状况不容乐观，告诫世人一定要加强国际传播，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的国际传播工作，注定要为时代画卷铺就人心底色，为民族复兴熔铸精神支撑，为大国发展营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
作者单位：中国书籍出版社有限公司F91AD5C1-415E-4BA7-8924-B37EBC55673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