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奎
摘要：作为我国四大名着之一的《西游记》，文中充满了作者的反道教思想，而此主题的产生，与作者所处的时代和人生际遇密切相关。基于此，本文详细分析了《西游记》的反道教思想。
关键词：《西游记》 反道教思想 原因
一、《西游记》作品思想简述
《西游记》作为我国古代着名的神魔小说，自问世以来，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和重视。数百年来，它以神奇动人、光怪陆离的故事情节，深深地吸引着中外读者。然而，关于它的主题，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西游记》主题有二个：前一部分（即“大闹天宫”）是“歌颂农民起义”，后一部分（即“取经故事”）是“叛逆投降”。《西游记》整个故事告诉人们这样一个哲理：人的思想只有归于正道，才能达到理想的目标。但有些人认为：“该作品无‘自觉的主题或‘模糊的主题。”着名学者胡适之也认为它“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神话小说，并没有什幺微妙的意思，它至多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而不用深求”等。
然而，纵观全书，细细品味，又考以明代历史和作家生平，我们不难发现，它既非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起义”与“投降”，“模糊”或“无自觉”主题，又非无“什幺微妙的意思”，全书贯穿着一种宣扬宗教（佛教）的思想，同时也表现出对宗教（特别是道教）的揶揄和讽刺，有着较为鲜明的反道教思想，这种思想正是明代社会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吴承恩写《西游记》，其“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
二、《西游记》中的反道教思想
在《西游记》中，作者对道士祸国殃民的罪恶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在作者的笔下，没有一个道士是好的，有的以女色祸害帝王;有的谋害国君，篡夺王位，霸妻占子;有的佞道灭僧，胡作非为;有的残害国中小儿，用小儿的心肝作长寿的“药引”……
如小说第三十七回写乌鸡国国君信奉“钟南山”来的“全真”道士能“呼风唤雨，点石成金”，与之结为兄弟。“同寝食”两年，最终被道士推入井中，命丧黄泉，而道士夺了他的王位，占了他的妻儿。
又如第四十四回、第四十五回、第四十六回写车迟国国君笃信道士求雨、点金之术，三位大仙（虎力大仙、鹿力大仙、羊力大仙）在朝中享有特殊的待遇，他们“上殿不参王，下殿不辞主”，朝廷称他们为“国师兄长先生”，连国君见了他们都要“躬身相迎”。国君过于宠幸道士，国中2000名僧人，就有1500名死在道士手中。
再如小说第七十八回、第七十九回写比丘国国君贪恋女色，拜道士为“国丈”，由于宠幸女色，“不分昼夜，贪欢不已”，因此弄得“精神瘦倦，身体尪羸，饮食少进，命在须臾”，宫中太医用尽良方都无法医治。“国丈”献以“海外秘方”，说是能“益身”，只需“用着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的心肝”煎汤作“药引”，说是服后有“千年不老之功”。于是，国中遍搜孩童，并以鹅笼盛于门前，以供国君药用。
作者在揭露道士罪恶的同时，还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揶揄、讽刺和批判。如作品第四十四回写悟空、悟能、悟净兄弟三人夜食供果于三清殿。为求吃的“安稳”，先是把道教鼻祖元始天君、灵宝道君、太上老君（是为“三清”）的神像推下殿去，继而又将这三尊神像投入“五谷轮回之所”（茅坑）。其中，八戒的一段祷词最具揶揄讽刺意味：“三清，三清，我说你听：远方到此，惯灭妖精。欲享供养，无处安宁。借你座位，略略少停。你等坐久，也且暂下茅坑。你平日家受用无穷，做个清净道士，今日里不免享些秽物，也做个受臭气的天尊！”
从这可以看出，作者置道教鼻祖“天尊”于不顾，通过唐僧徒弟之手将他们推下了“茅坑”，可谓对道教蔑视至极，讽刺揶揄至极。
又如第四十五回中作者写道教信徒虎力大仙、鹿力大仙、羊力大仙三人为求“长生永寿”，误将前来偷食天尊面前供果的悟空等人当作“三清爷爷”显灵而求取“圣水金丹”，悟空等人大加嘲弄，结果三位道士食用了众人的“臊溺”（尿水），读后令人在鄙视道士昏聩无能的同时，也感到忍俊不禁。
作品中的道士为非作歹，除了有君王撑腰外，在官僚阶层还有着密切的关系网，他们是“官官相护”。
如作品第三十七回写道士与“官吏情熟——都城隍常与他会酒，海龙王尽与他有亲，东岳天齐是他的好朋友，十代阎罗是他的异兄弟”，他们害人，百姓“无门投告”，无处申冤。这情景，读来令人觉得似真似幻，又似幻似真，恰如清人陈士斌所云：“人无有不梦，无不知梦之幻，无不知世事如梦之幻。”
值得注意的是，作品第七十八回写唐僧师徒四人进入比丘国后，看到家家户户门口陈放着一个鹅笼，笼中装着一个男孩。他们先是诧异，待究问原委后，始知是为国君求取长生不老之药而备下的，他们要用这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孩的心肝去作“药引”。这惨绝人寰的罪恶行为，唬得唐僧“骨软筋麻，止不住腮边泪堕，忽失声叫道：“昏君！昏君！”这一迭声的叫骂，可谓怨恨至切，痛快淋漓，它骂出了作者与人们的心声。
三、《西游记》反道教思想出现的历史背景
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我国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西游记》也是这样。其作品中表现的反道教思想，正是明代社会现实生活和作家身世感慨在作品中的曲折反应。
据《明史》记载，明世宗嘉靖年间，人们十分崇奉道教，二十余年不事朝政，设坛建醮，为求长生不老而日事炼丹，并封以道士高官厚禄，凡善作青词者均擢高位。道士邵元节，自称能求雨雪，明世宗便赐给他玉带官服和金、玉、银、象印各一枚，每年给禄米一百石，赠田三十顷，还为他建真人府，拨给校尉四十人，供真人府洒扫之役。嘉靖十五年（1536年），世宗有了儿子，他认为是邵元节祷祀之功，加授邵元节礼部尚书，一品服俸，赐给白金、文绮、宝冠、法服、貂裘。元节死后，明世宗又宠爱另一个道士陶仲文，陶仲文在两年内便平步青云，被任为少保、礼部尚书，又兼少傅、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兼支大学士俸，明世宗把一切可以加封的爵位荣誉都给了陶仲文。当时，吴承恩的同乡名宦李春芳，就是因为写得一手好青词，“大被帝眷”，最后成为一个“后补宰相”。另外，明世宗并未遵循道家的教条“清心寡欲”，而是广罗天下美女进宫，前后多次在民间选取美女，入宫者数千人之多，以供他淫乐之用。
更有甚者，明世宗为求长生不老，曾于嘉靖二十六年、三十一年、三十四年、四十二年四次大选，选进民间8岁至14岁的女孩1080人，笃信道士陶仲文的邪说，用来炼“先天丹铅”，以求食后长生不老。故明末王世贞在慨叹这段历史时咏道：“两角鸦青双结红，灵犀一点未曾通。自缘身作延年药，憔悴春风雨露中。”
明世宗崇奉道教，祸国殃民的丑恶行径引起了国人的不满，然朝中臣僚凡敢劝谏者，轻则下入大牢，重则当庭杖死。如《明史·世宗本纪》记载：“太仆卿杨最谏服丹药，予杖死。”户部主事海瑞为谏世宗，事先预备好棺木，以待谏后就死。他的奏疏最为恳切：“陛下谬谓长生可得，一意修玄，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驰矣……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如今百姓说：‘嘉者，家也，靖者，尽也。就是说，民穷财尽，靡有孑遗。”海瑞明确指出“陛下的过错多了，其大端在于斋醮”。然而，对于这样一位充满义胆忠心的直臣，同样没有逃脱问成死罪、打入狱中的厄运。
由于昏聩的明世宗拒谏，致使道士斋醮之风日炽。他们与奸臣严嵩勾结在一起，把持朝政，陷害忠良，弄得政治腐败，经济衰微，民不聊生，就连明世宗本人最终也死在道士为他练就的丹丸之下。难怪明人张翀在慨叹明世宗统治的这段历史时说：“祖宗二百年边防之计尽毁坏矣……祖宗二百年豢养之军尽耗弱矣……祖宗二百年培养之人才尽败坏矣。”这一幕幕惊人的史实，通过作家的神来之笔，借助神话故事的形式，在《西游记》中得到了再现。而这些神话故事和明代历史（特别是为朝四十五年的世宗王朝）又是何其相似。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江苏淮安人。虽祖上曾做过训导、教谕一类的官员，然至其父吴锐已经沦落为一个“经营彩缕文毂”为生，同时又备受时人欺凌的小商人，吴承恩的童年也因此被人讥为“痴人家儿”。然而，吴承恩自幼聪明，能勤于学习，少年时代就“以文章鸣于淮”。与历代的众多文人一样，吴承恩从小就怀有“匡治天下”的宏愿，却生不逢时;明代社会的黑暗现实（不重人才重道士）逼得他“屡困场屋”，仕途阻塞，几乎是以一领青衿终老。帝王的昏庸、斋醮的猖獗、民生的凋敝、童年的耻辱及仕途的坎坷……这一切都盘旋在作者的心头。然而，他不能像杨最、刘魁、海瑞、张翀那样，能在明世宗面前慷慨陈词，迫于自我卑微的布衣身份及对文字狱的回避，他只有将满腔的幽愤，借助《西游记》中的神魔故事，采用“曲笔”的方式发泄出来。通过作品中的人物的“嬉笑怒骂”，一洗心中块垒，从而表现出鲜明的反道教思想。
参考文献：
[1]杜媛.试论《西游记》的反宗教倾向[J].农家参谋，2017，（21）.
[2]张乘健.论《西游记》的宗教思想[J].社会科学战线，1988，（1）.
[3]吴光正.试论《西游记》的宗教特质及其理论分野[J].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作者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