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峰 ,白佳冉 ,彭安臣
(1.武汉理工大学a.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b.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武汉 430070;2.国防科技大学 教学考评中心,长沙 410073)
随着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高校由“象牙塔”转变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场所。高校在承担越来越多社会责任的同时,也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在有限的外部资源和众多高校扩张发展的拉锯下,绩效管理不可避免地成了院校提升效率和回应社会关切的有效治理手段。随着绩效管理在高校的普遍实施,学术界围绕绩效管理的是是非非也争论不休。事实上,尽管一些学者对院校绩效管理制度大加挞伐,但不可忽视的是,绩效管理制度在推进学校各项事业快速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合理化解学者与管理者对高校绩效管理的认识分歧,实现外部压力的良性传导、形成发展共识也就成为高校管理实践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
一、高校绩效管理制度的实践纷争及成因分析
高校绩效是指高校在一定时期内,投入、产出以及办学过程的多维建构,也是外部表现与内涵提升的有机结合[1]。从经济学视角出发,高校绩效管理体现的是一种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包含了教师通过完成绩效获得报酬和高校通过完成战略目标获得更多资源投入的双重交换关系,本质上遵循市场运行的逻辑。从管理学视角出发,绩效管理包含组织分工和重塑员工行为的双重内涵。高校绩效管理制度是高校以达到和实现组织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所采取的融战略目标分析拆建、管理过程实施和结果控制于一体的、以高校绩效评价为核心的管理模式,涵盖了考核内容和考核过程两个方面,是形式和内容相统一的评价方式,具有指导和引领高校发展、提升组织效率、扩大组织效益、促进个体发展等多重功效的规则体系[2]。
我国高校绩效管理的研究历程大概可以分为四个时期:萌芽时期(1983-2003年)、起步阶段(2003-2005年)、快速增长期(2006-2011年)、稳定期(2011年至今),阶段的划分主要以发文数量、研究的连贯性、研究群体的稳定性等为依据。该领域的研究热度和内容也随着高校市场化转型不断提高和深入[3]。研究的内容主要可以分为理念、内涵、制度、技术方法四个方面[4],理念内涵主要是对绩效管理的属性特征进行分析;制度研究多围绕教师、财务、行政、科研、人才培养、绩效管理体系等展开,其中又以教师、科研、人才培养绩效管理为研究热点;技术则涉及具体的绩效管理方法,如关键绩效指标法、层次分析法、平衡计分卡法、数据包络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等内容。就结果而言,目前我国高校绩效管理研究,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但突出的问题是,尽管何为高校绩效管理已经基本解决,但是高校绩效管理为何、高校绩效管理究竟何为等重要问题并没有形成理论共识,高校的绩效管理是基于学术逻辑还是市场逻辑抑或基于两种逻辑的协同运转依然存在不同的认识。因此,实现学术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共轭效应,促进高校绩效管理制度健康发展也就成为亟待研究的问题。
1.基于研究者立场:对高校绩效管理制度的批评
学者对高校绩效管理制度多持有批评态度。从制度内容来看,当前的绩效管理内容过于“量化”和“单一”。“量化”是指当前的绩效考核较多地强调技术特征明显的量化指标,忽视难以量化的隐性要素[5]。事实上,高校考核内容充斥着大量如发文数量、课题数量、课时数等易于量化的指标,而对科研质量、教学水平等隐性指标体现较少。“单一”有两层含义,既指不同类型高校评价指标内容高度重合,又指同一高校对不同评价主体评价指标体系雷同的现象[6]。针对这种现象,一些学者指出:不同专业、不同职级职别、不同类型的教师应对应不同的考核要求和考核内容,采用一套方法衡量所有人是不科学的。“量化”和“单一”实质是绩效考核内容片面化的体现,背后隐藏的是对高校绩效管理本质属性的误读和实施方式的错用。从制度定位来看,有些高校将绩效考核定位于利益分配的依据和工具[7]。在制度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多采用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而忽视沟通机制与反馈环节的设计,使教师难以有效表达意见,导致高校绩效管理的反馈监测功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绩效管理制度设计不仅难以起到助力学者发展和真正提升学术水平的作用,而且有激化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矛盾的风险。
有学者认为,从当前绩效管理制度呈现出的意识形态来看,脱胎于工业生产模式的绩效评价方式和薪酬分配制度,过分强调经济价值而忽视精神价值,导致功利主义盛行。价值取向的改变导致学术工作对于教师来说不再是出于对未知事物的好奇而展开探究活动,而是作为满足生存需求的道具和手段[8]。而绩效考核中对数量的不断强调和惩戒施压,消磨掉了教师学术创新的动力[9]。在功利主义盛行的学术环境中,教师只得将“短、平、快”的成果作为主要选择,结果导致创新水平低和研究成果的同质化[10]。制度导向的绩效化导向营造出一个以功利主义和高度同质化为导向的学术生态,并为“学术腐败”和“学术垃圾”留下生长空间。从《高等学校科研统计资料》的统计结果来看,教育部直属的30所理工类高校科研经费的逐年提升,虽然带来科研论文数的同比上升,但并未带来原创性成果的相应增加,反映出绩效管理制度的现实困境[11]。
学者们对高校绩效管理制度的批评聚焦于市场逻辑的制度设计破坏了学术生成逻辑,教师从事学术活动不再是出于“闲逸的好奇”,而是基于“绩效的满足”。学术逻辑以认识世界为根本目的,将研究视为智力的天职,不受制于有用性的动因,强调为了学术而学术的精神[12]。学术逻辑之于高校宛如水墨写意之于国画,是高校这一组织体的最独有的特征和本质。高校作为探索知识的学术组织,高深知识是高校学术工作的逻辑起点。学术工作本身具有专业壁垒高、易颠覆创新、时间多变等特点,只有尊重这些特点并遵循学术逻辑才能使高校发挥其独特的组织优势。显然,基于理想主义的制度设计,高校绩效管理制度要遵循学术逻辑。
2.基于管理者立场:不断推进高校绩效管理实践
尽管学者对高校绩效管理制度提出了种种批评,但是纵观国内外,高校管理者却在实践中不断地强力推行绩效管理制度。为了验证高校绩效管理实施的广泛性,本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对国内排名前100名高校的“教职工考评细则”进行数据检索并获得73所高校的样本数据。就文本内容来看,其中有69所高校采用了以量化考核方式为主的绩效考核办法。在高校人事改革领域中被频频提及的预聘长聘制度,其制度目标拆解、考核反馈、绩效奖惩均有着很强的绩效管理特点[13]。2018 年,《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实行“准聘与长聘相结合”[14]的高校人事聘用制度,这个以聘期考核教师绩效并决定去留的制度已经成为国家政策话语。不仅国内高校普遍推进绩效管理制度,在亚太地区高等教育较为发达的国家,绩效管理制度也是其大学进行内部管理的主要手段。如,20 世纪末期,日本高等教育体系由于国际化竞争的加剧以及本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逐年下降的压力普遍实施教师评价制度,将市场竞争逻辑引入高校治理之中,从而推动日本高等教育整体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15]。
尽管各国高校绩效管理实践各有不同,但是绩效管理确实成为当前高校的主流管理模式,究其原因,就我国而言,可以归结为以下三重因素的叠加作用。一是规模效应下,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工作方式的“标准化”和“流程化”为适用于标准化生产的绩效管理留下可能。随着高校成为社会轴心机构,急速增加的学生数量以及规范的研究范式使得高校的大量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的规律性逐渐增强、评价标准趋向统一,高校教师的部分工作具有了可重复、可量化、可标准化生产的特征,工作性质的转变使得教学和科研领域的诸多指标日益被“标准化”,部分工作开始适配于标准化考核。二是市场需求逐渐成为高等教育领域外部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随着高校成为轴心机构,高校脱离了精英教育的组织管理模式,随之也终结了充斥着“闲情雅致”的资源获取方式,“市场需要”开始重新定义高等教育领域的资源分配方式,并引导着资源的投入方向,最终以绩效管理制度为枢纽影响着高校的运行逻辑、发展资源、发展方向以及内部运行模式。市场通过对学生就业情况、不同科学技术需求程度、高校服务水平质量等内容的反馈将高校的工作成果纳入了市场评价体系,从而影响着教师的客观收入以及可以投入到教学、科研的资金资源。而高校作为市场的被问责者,其对教师的评价体系和考核体系自然充分体现出市场需求。三是行政力量对绩效管理制度强有力的推行。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高校的管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行政逻辑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外部资源投入和内部评价体系两个方面。当前政府拨款占高校资金来源的50%以上,维持高校基础运转的资金多来源于政府的相关拨款,而用于支持开展科学研究的科研资金也多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拨款。高校资源获取来源的局限性,使得高校对教师的绩效考核指标也多同政府课题的获取、政府颁发的头衔等相关内容相挂钩。这些运行机制赋予了院校行政力量对高校教师的评价权,也使得行政力量具有广泛推行管理评价制度的能力。
当学校处于一个市场逻辑成为主流管理逻辑的大环境下,绩效管理获得广泛推行成为大势所趋。市场对高校日益增强的需要导致高校的快速扩张,大规模开展的教育科研工作使得高校内部工作指标日益“标准化”,为脱胎于工业生产的以“标准”为考核核心的绩效管理办法在高校的实施埋下伏笔。同时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使得高校逐步脱离原有充满闲情逸致的研究惯性,日益成为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动力引擎。在此基础上,经济的高速发展不断对高校的生产效率提出更高的要求,以政府为主体的行政力量由于需要回应群众问责,势必会不断加强对高校学术生产的管控,加之其作为主要资方的角色优势使得绩效管理制度作为整体加强高校的生产效率的手段被广泛使用。同时,由于规模效应的需求和政府采用的行政手段,高校绩效管理模式不仅在形式上表现出极强的计划色彩,而且在指标的确定上体现出“标准化生产”的特点。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组织具有的社会性使其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同外部进行物质交换以汲取资源,并在互动过程中重塑组织的内部行为以适应外部环境的频繁变化。从高校视角而言,绩效管理实践成为高校主流管理模式的本质是高校对外部变化的适应,即将市场逻辑内化为自身管理逻辑以加强自身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市场逻辑对外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导向作用,对内则强调效益、效率和问责机制在组织管理中的植入,具有明显的工具理性特点[16]。高校为了顺应外部环境的变化,逐步实现了从传统的学院理性精神主义向经济理性主义转化,经济理性主义管理超越学术自治成为大学应对激烈竞争性市场挑战的动力源泉[17]。显然,市场逻辑通过绩效管理的方式逐渐使高校由社会机构向产业组织转变,并对教师的学术生活方式及院校本身的内在结构产生了深远和重大的影响。市场逻辑伴随着高校之间的竞争压力、自身的发展压力和强有力的行政手段被传导到了高校的各个角落,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学者,每个人自愿或不自愿地按照市场逻辑运行法则改变着自己的行为,重塑市场化背景下的行为结构。
市场逻辑和学术逻辑之争,实际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争。管理者不断强化绩效管理制度是基于市场逻辑的经济理性主义的必然选择,而学者对高校绩效管理制度的抨击是基于学术逻辑的学院理性主义的应然选择,正是管理者和教师对高校治理逻辑的不同理解,造成了绩效管理认识上的分野。基于绩效管理制度而产生的分歧和争论,本质上是内部学术逻辑和外部市场逻辑在彼此协调适配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对抗,高等学校为适应新的资源交换方式,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学术逻辑同市场逻辑的博弈整合,并在同外部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中重塑自身的组织结构和治理机制。
二、市场逻辑与学术逻辑的界面阻抗及融合可能
不得不承认,日益增加的科研成本和高校之间的激烈竞争,强势的学术逻辑显然也不能适用于高校逐渐成为社会“轴心机构”的发展事实[18]。代表着学术发展规律的学术逻辑和为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而存在的市场逻辑都是高校需要遵循的管理逻辑。市场逻辑因其自有的强制性、目标性和效益性特征在管理制度上有别于以知识性、自由性、探索性为特征的学术逻辑,这些差别形成了高校治理过程中的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上的界面阻抗。
1.学术逻辑与市场逻辑的界面阻抗
(1)宏观层面
市场逻辑的工具理性与学术逻辑的价值理性构成了宏观层面的界面阻抗,具体表现为由两种逻辑差异引发的资源获取方式的变革,进而演变成为组织发展结果的不同。学术逻辑诞生的时代,高校更像一个游离于传统生产生活体系之外的系统,学者们更像是社会发展变化的观察者和自然规律的探索者。从事学术工作的学者,更像是艺术家,学术成果更像是王公贵族皇冠上的宝石,是身份的象征、圈层的谈资和划分阶层的工具。学术逻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着高校的发展,形塑学术自由、学者自治、大学自治等大学文化精神,它以学术发展进步为目标,强调“价值理性”。但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大学不断拓展知识创新和服务的边界,规模化的学生培养和广泛开展的技术创新,不仅要求高校不断从市场中获得资源,还使得大规模有组织的科研和教育呈现出“标准化”的特点,也使得能够有力加强“标准化生产效率”的市场逻辑渗入高校并成为高校治理的基本逻辑。市场逻辑追求“实然”层面的效率和结果,以实现组织效益最大化为目的,更加强调“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构成了宏观层面的界面阻抗,表现为一种价值观层面的难以调和,并诱发基于资源分配导向差异而造成的内部管理模式变迁。长此以往会造成两个问题。其一,学科发展的不均衡。若高校按照市场逻辑进行内部资源分配,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必然形成马太效应,即与“市场需求”比较近的学科因其获得资源较多将会得到更快的发展,而距离“市场需求”比较远,难以创造直接的经济价值,也换不回来院校发展亟需资源的学科将可能被边缘化。其二,以兴趣为导向的研究方式逐渐消失。当前高校的科学研究强调研究的实用价值,纯粹以兴趣为导向的,不讲究短期实用价值的研究方式,在当前的资源获取和分配方式下,研究者和研究项目则都会因为无法获取充足的外部资源而难以存续。
(2)中观层面
学术逻辑对外部“引领式”的回应方式与市场逻辑对外部“遵循式”的回应方式构成了中观层面的界面阻抗,体现出的是资源获取方式的分歧。政府作为高等教育的主要投资人需要回应社会问责,因而必须通过绩效拨款的方式强化院校绩效管控。我国自2002年开始推行“基本支出预算加项目支出预算”拨款模式,并逐渐在该模式的基础上,派生出绩效支出预算管理,这成为我国绩效拨款制度开始推广的起点[19]。由于财政拨款是当前公立高校发展的主要经费来源,高校不得不按照政府拨款方式的引导调整学术发展方向并不断提高经费使用效率[20],即遵循市场逻辑以迎合外部需求的方式并以此换取外界的资源资助。绩效管理制度因其清晰的目标导向和问责机制具有提升高校运行效率的制度优势,因此强化绩效管理就成了院校管理的必然选择。而学术逻辑更加侧重学术创新对科学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事实也证明,无论是瓦特的蒸汽机还是莱特兄弟的飞机,抑或是伯纳斯·李的互联网,大多数发明创造的初衷并非为了经济效益本身,而是或来源于发明者对某一现象的好奇,或来源于军工等技术前沿,很多新科技的发明起初并不具备“当下的经济价值”。因此,学术逻辑更加尊重创新和价值的双重不确定性,尊重内在的研究兴趣对学术创新的驱动力,而不是遵循在“计划”中去完成科技创新[21],在回应外部需求时更强调对研究方向和创新节奏的引领性,而非被动“遵循”。
(3)微观层面
从院校管理的微观视角出发,管理逻辑转变带来的组织权力结构和运作方式的变化,进而引起的组织间劳动关系、群体价值取向、个体身份认同的改变,学者和管理者之间难以调和的管理分歧构成了微观层面的界面阻抗。绩效管理制度使得物质生产领域的物化逻辑向知识生产领域延伸,企业化管理模式逐步替换了学术逻辑主导的“教授治校”模式。高校由过去学者主导的决策方式,转变为以绩效问责为主、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22],管理权力流转导致教师话语权的“失语”。绩效原则逐步渗入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导致知识生产方式发生改变。绩效考核作为高校管理教师的“指挥棒”,不断要求教师提升“生产效率”产出更多“学术产品”,以换取资金、声誉、生源等外部资源的投入。这种管理模式使得高校成为通过“标准化的生产流程”“明确的质检标准”“确定性的生产周期”等手段实现“可控的创新突破”的学术工厂。微观层面的界面阻抗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学术人员与大学之间的心理契约遭到破坏,院校绩效管理行为不断动摇学术人员的身份认同,隶属于无形学科和有形院校中的学者,在不同治理逻辑下产生了基于学术或基于效益之间的心理阻力。
2.市场逻辑与学术逻辑的融合可能
从资源交换的视角来看,无论是在吟游诗人传道授业的神话世界,还是民族国家兴起后的象牙塔,抑或科技繁荣后世界范围内的知识流动,知识世界其实从未断绝与外界的联系,有限的资源也始终伴随着激烈的内部竞争,完全没有外部取向的自由研究也从未大规模出现。只要知识世界对外在资源有所需求,高校就始终需要对资源的提供者负责并回应资源提供者的关切。只要资源是有限的,就会存在竞争。两种治理逻辑的相同之处在于都需要回应外部需求。就大学和外部资源主体间关系来看,不同之处在于,学术逻辑强调通过提升自身知识创造和生产能力进而换取外部资源,重视和强调创新、发现的作用,对学术发展的方向及作用并不做强调和要求,其竞争导向更加强调创新成果本身;市场逻辑则强调以实现外部要求为行为目标以此换取资源,强调学术主体的从属地位、学术服务于经济发展的角色定位、学术和教育的实用属性。实质上,完全意义上的学术乌托邦从未规模化地存在过,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高校在资源获取和分配过程中如何实现市场逻辑和学术逻辑的平衡、如何协调创新成果和资源回报之间的关系。在回应外部需求时,高校当下应思考如何打破完全“遵循”被动状态,重新回到“引领”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的轨道上来,同时弥合高校工作实用性和潜在价值之间的鸿沟。
市场逻辑和学术逻辑的优势互补可以有效化解院校治理公平性和效率性间的矛盾。实践中,公平性和效率性的矛盾始终在高校“学术分化”这一客观事实中反复拉扯,进而不断影响着资源分配的标准。“学术分化”具体表现为“底部沉重”和“顶部拔尖”两种现象[23]。“底部沉重”是指部分学者随着高校发展而难以适应高校要求,最后沦为“落后群体”对高校发展产生阻碍作用的现象[24]。“顶部拔尖”是指学术界约6%的学者贡献了超过50%的论文产出的现象。面对这些差异,无论是学术逻辑还是市场逻辑,都需要回答“谁值得培养或者投入资源,评价和甄别的标准是什么,如何保证流程和结果的公平性,如何综合提升资源的匹配效率”等关于效率和公平的问题。显然,学术逻辑有利于通过公平的竞争方式引导资源投向学术分化过程中的“顶部拔尖”人才,为真正有能力的人才配置资源去践行学术逻辑。而市场逻辑的独有优势本就是提升资源分配效率促进组织公平,并有利于使高校高质量完成规模巨大的人才培养及科学研究相关工作。在实践中,绩效管理能够通过合理的制度规范和评审流程有效避免行政评价、同行评议[25]中个人主观因素对结果的影响。在效率和公平的角度理解,学术逻辑和市场逻辑是共生的关系。
我们跳出学术逻辑和市场逻辑孰是孰非的辩证,回到解决问题的思路中来。本质上讲,遵循何种逻辑都是在寻找“高校在资源分配过程中如何平衡好短期发展和长期存续之间的矛盾,高校如何在不破坏学术热情的前提下提升管理过程中的效率和公平”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其实该答案就是:在尊重客观规律和现实情况下公平地促进不同利益群体的共识达成。
表1 三维视角下学术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差异性比较
三、学术逻辑与市场逻辑共轭效应的实现
基于两种逻辑本身的属性,实现两者的平衡发展必须打破两者间的界面阻抗,创新兼具两种治理逻辑优势的绩效管理制度就成了实现学术逻辑与市场逻辑共轭效应的关键。
1.共轭及共轭效应
何谓共轭效应? 轭原意指两头牛背上的架子,轭使两头牛同步行走,产生事半功倍的作用效果。共轭是指具有内在联系的事物之间所具备的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协调对称关联关系。事物之间形成共轭状态时会产生两个特性:(1)共轭体系结构相对稳定、要素联系紧密、整体功能协调、对环境适应性强;(2)共轭状态是动态存在的,可以由某种状态进阶到下一个更高层次。
2.学术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共轭效应
基于对共轭效应的理解,学术逻辑和市场逻辑共轭关系形成具备了以下三条准则。首先,两者均是一种治理逻辑,具有相对性;其次,当二者同时作用于高校系统时,彼此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实现高校学术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关系,具有彼此促进和制约的效果;最后,在具体的组织结构和参与人员方面,高校内部以“无形学院”为主要支持的“学术逻辑”和以“有形学院”为主要支持的“市场逻辑”构成协调对称的关联关系。
高校体系中学术逻辑与市场逻辑共轭效应的生成类似于碳分子中共轭效应的生成过程。将高校绩效管理系统视为由“市场逻辑”和“学术逻辑”两个原子核构成的体系,若想达成体系的和谐稳定,首先需要通过绩效管理这一“共轭作用”使学者和管理人员同时受到来自两种逻辑的双重影响且不断脱离自身原有治理逻辑的束缚,并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改进绩效管理的具体措施,逐步打破两个逻辑融合过程中的界面阻抗,积累学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共识,形成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管理办法,提高体系的“共轭能”即形成共识达成机制。高校在两种逻辑的共同作用下转变为一个“共轭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通过不断改良绩效治理模式实现高校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的调整,形成两种逻辑治理下的“共轭效应”——市场逻辑和学术逻辑同向谐振的制度设计。在“共轭效应”的作用下,教师不仅受益于市场逻辑带来的物质保障也可以在精神上享受到学术逻辑带来的价值回馈,高校管理者则可以破除短期效应和长远发展的选择困境,实现高校系统内资源分配的帕累托最优,实现管理系统稳定正向运行的效果。
3.实现共轭效应的制度逻辑
学术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共同治理符合生成共轭效应的条件,它们的共同运转需要通过创新的绩效管理制度才能作用于高校绩效管理体系。高校绩效管理制度不单单是评判目标完成度的评价工具,而且是高校利益相关者达成利益共识的沟通渠道,是融合学术逻辑和市场逻辑各自优势的制度之轭。通过对绩效管理制度的创新设计才能不断削弱市场逻辑和学术逻辑间的界面阻抗形成和谐稳定的高校治理格局。
一是有效消解“市场逻辑”与“学术逻辑”界面阻抗。在绩效管理中“市场逻辑”与“学术逻辑”的矛盾界面主要包括价值界面、制度界面、资源界面和文化界面。
在宏观层面上,绩效管理制度“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矛盾界面主要表现为价值界面和资源界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学者们所向往的完全意义上遵从“价值理性”的“学术自由”无论是在什么时代,都是学者在基础的物质保障得以实现并具有充沛的资金资源保障下才能够达到的一种理想状态。造成当前两种逻辑在宏观层面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焦点在于管理者和教师的利益诉求不同。不断推行绩效管理制度的高校管理者的诉求在于,必须完成市场对快速技术迭代和规模化人才培养的要求,高校教师的诉求在于,希望获得不考虑实用价值的研究自主权及对工作节奏的决定权。这就导致了教师研究自由和高校研究导向之间的现实矛盾,进而导致了高校教师和院校在资源获取和分配方面截然不同的观点,如此造成了现实存在的资源界面阻抗。当前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及资源获取渠道过分强调“工具理性”却并未给“价值理性”留下充分的喘息空间和实现渠道,也就成为“市场逻辑”与“学术逻辑”的价值界面阻抗。当前的资源获取方式由于受到很强的市场需求导向以及极强“工具主义”的影响,导致在高校内部构建出了一个适用于规模化生产“学术”和“教育”的模式,用以消化高等教育扩张和实用性研究需求大量涌现的现状;同时,该模式通过占据教师绝大多数工作时间的方式,将教师束缚于完成实用性的科研生产及“标准化”的教学工作当中,然而,当前绩效管理背后的利益分配却是,教师即便高效且充分地完成了高校需要履行的基础工作后,依然没有充足的资源去获得科研方向和科研节奏的完全自主决定权,使得教师既没有积累支持“自由研究”资源的渠道也没有“自由研究”的时间和精力。更有甚者,远离“市场需求”的学科,则会因为所投入资金和时间的双重匮乏而消逝。最终导致“价值理性”始终存在于教师的呼唤中而难以在实践中存在。实质上,针对当前高校绩效管理制度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争,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应该可以是“先后顺序”的关系。高校需要对利益分配及评价导向的制度进行改进,使得高校在完成并遵循好“工具理性”的基础上,为高校“价值理性”的涌现留下空间和资源,这是有效消解双重界面阻抗的必然选择。
在中观层面上,绩效管理制度的矛盾界面主要表现在资源界面和制度界面。高校对资源的“遵循式”获取方式难以过渡到“引领式”的症结所在,是当前资金获取渠道的单一化和利益分配导向的失衡,导致无法给予学者足够的经济及资本支持,使部分极具科研天赋的教师难以通过科研积累获得“自由研究”权利。同时伴随着预聘长聘制度的实施,失去基础职业安全保障的教师更难以拥有自主研究的可能性,身心都被实用性研究和“标准化”教学培养挤占的教师,难有践行“学术自由”的可能,也很难创造出具有“跨时代”“引领式”的创新成果。所以,高校若想重新诞生出“跨时代”的科研成果,就需要通过优化绩效管理制度,使绩效管理制度同资源的分配重新挂钩,重塑院校资源配置方式,为具有潜质成为学术大师的教师提供获得“自由研究”资金的渠道,为以兴趣为导向的“学术自由”重现高校提供可能性,消解因院校配置制度形成的资源和制度界面阻抗。
在微观层面,绩效管理制度的矛盾界面主要表现在制度界面和文化界面。就教师的“身份认同”及教师和管理层的矛盾而言,高校采用绩效管理制度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绩效管理制度的设计理念过于强调工具主义倾向,绩效目标制定处于“效率至上”和“结果导向”的巨大制度惯性之中,在手段上依旧保持自上而下的单向任务分配方式。因此,高校教师在现有的评价制度体系下,无形中将教师定位于完成“标准化教学”和“实用性研究”的“知识工厂”中的“打工人”,使教师完全处于“被管理”的文化氛围之中,阻碍了教师学术自主性的充分发挥。消解微观层面的界面阻抗,一方面,教师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并完成好由于大学扩张所带来的“标准化”教学及实用性的科研工作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高校也需要给予教师自由研究的可能性以及通过个人的选择或努力获得“学术自由”的文化环境,充分尊重重大决策中教师群体的专业建议以弥合院校和教师之间独立与依附、义务与权利之间的裂痕。
二是有效形成“市场逻辑”与“学术逻辑”共轭效应。共轭效应的核心是“市场逻辑”与“学术逻辑”的平衡和制衡。只有平衡和制衡才能够实现四马齐驱,共同发力于高校内涵式高质量发展。
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从资源的获取和分配上着手,形成“市场逻辑”与“学术逻辑”的平衡嵌套。宏观上重新定位高校绩效管理制度的导向,拓宽外部资源弥合“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的沟壑;中观上重塑高校资源分配模式,为不同职能属性的教师留足生存空间。绩效管理制度本身就是一种资源获取和配置的制度,资源是绩效管理制度的基础,资源的投入与产出是绩效管理制度的本质。在外部资源的获取方面,高校可以通过对绩效管理制度导向的重新定位,使院校更大程度地融入市场,拓宽收入渠道,缓解自身资金压力,进而获得更大的院校治理权,在资源的供给上为教师营造宽松的学术氛围,也为弱势学科提供必要的资源和制度支持。在内部资源配置方面,高校可以建立与绩效考核制度相对应的平衡和制衡的资源配置方式,无论是对二级学院的绩效考核,还是对教师个体的绩效考核,都需要建立以资源配置为导向的绩效考核制度,不考虑资源配置,仅仅以量化的结果指标来进行绩效管理势必激发院系和教师强烈的反对。而绩效管理制度的设计需要充分考虑高校教师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多重职能以及不同学科教师学术劳动的差异性,在制度设计时为不同类型教师都预留生存空间及匹配相应的激励措施,综合增强制度设计的科学性。
微观上,在具体的制度运行层面上形成“市场逻辑”与“学术逻辑”的制衡机制,重塑教师的身份定位。将绩效管理制度从利益分配的机制和工具重新定位为“达成共识的渠道”及“平衡调解各种矛盾的有效杠杆”,将高校教师从“制度的被动遵从者”定位为“制度设计的参与者”,将管理者从高校的“指挥者”定位为高校的“服务者”。在高校战略目标的设定过程中,充分实现利益相关者的深入参与和权利的平衡制衡,构建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深度响应机制,形成满足多元价值需求而且具有动态特征的多重绩效目标。在绩效管理制度的实施过程中,采用“参与式构建”的方式着力平衡管理层和教师之间的“权力差异”。首先,面对组织战略目标的拆解,利益相关方需要讨论绩效目标的可行性,明确制度实施机制,形成实施层面的意见共识。其次,形成由上至下的战略目标宣贯和由下至上的组织目标认领的任务分解闭环,根据院校发展规划,明确院系、教师的绩效评价范畴,同时通过对指标制定以及实施情况的充分沟通,形成适用于不同学科、院系甚至是教师的个性化考核指标及考核内容,打破从上至下分派任务和逐层追责的权力结构,平衡管理层和教师之间的权力。再次,通过提升高校数字化管理水平实现对绩效实践的即时监管,以“支持式监管”来保障绩效的完成,通过及时反馈、综合调整绩效任务,提升绩效目标的达成度。最后,在制度激励方式方面,科学制定并完善奖惩机制以及奖惩导向,通过弱化绩效惩戒、强化绩效激励的方式弱化经济激励强调价值导向,营造一个相对平等、包容、自由的学术空间文化氛围,扭转高校制度文化价值偏差和削弱经济激励路径依赖,实现学术逻辑与市场逻辑在绩效管理制度中的资源、权利和文化的平衡和制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