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晓庄（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 南昌 330029）
“文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专门术语和基本概念，包括“文”与“质”两个方面，出自于《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文质”最初是指人的外在言谈举止及其反映出来的内在气质，“质胜文”宛如乡野之稚童，“文胜质”譬犹涉笔之史官，既不能太文绉绉，也不能过于随性，唯有“文质”和洽，“彬彬”参半，才称得上真正有良好教养的“君子”。岁月沧桑，随着时光的变迁，“文质”的内涵逐渐引申为包括文字精美和内容质朴的文章语言，如《二程集》：“理者，实也，本也；文者，华也，末也。”“文过则奢，实过则俭。”由此可以概括为：“文”乃外在的文华表现，“质”乃内部的本质属性，二者高度融合，构成一种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
中医药学发源于人文，兴起于科学。“文质”概念对中国传统医药学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从远古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的传说，到《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经典着作的相继问世，再到辨证论治理论的奠定、理法方药诊疗体系的确立，中医药学发展历经由质而文、由文返质、文质并举的长期过程。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孕育了深邃而智慧的中医药文化，“仁爱济世”的临床实践丰富了中医药伟大宝库。如张仲景的“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孙思邈的“博极医源，精勤不倦”，李时珍的“搜罗百氏，采访四方”……众多医家翰墨挥毫书写的名句格言及其涵养的百姓情怀，皆可视为中医药学“文”“质”交融、医文并茂的生动写照。
风景这边独好，“十分春色在枝头”。历代旴江医家稔熟传统文化，精通医学经典，理论功底扎实，临床技术精湛。从“文”而言，他们崇尚国故，追踪前贤，塑造明德格物致知的人生格局，文风淡朴而又医理精当；从“质”而言，他们涉猎百家，贯通诸科，师古而不泥古，师心而不师迹，淬炼至精至微至诚的医学品质。
旴江医学无愧为绽放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上的一朵艳丽奇葩，所呈现的内外兼修、“文质”兼备、守正创新的鲜明特征，值得今人深入发掘、研究与学习。故此，笔者不揣谫陋、妄提拙见，试图从旴江医家分析入手，初步探讨中医药学一些主要的“文质”风格。
1 “德行文学”相融，心怀善良济苍生
晋·葛洪在《抱朴子·缩本》说：“巍峨岩岫者，山岳之本也；德行文学者，君子之本也。”［2］“德行”指一个人表现的道德行为，“文学”指一个人显露的文化学问。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以德治人”，把“德行”当作人生追求的至高目标，把“文学”作为构筑人生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还倡导心怀文化才华的有识之士，能够以文字形式记录“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一些宝贵经验和智慧，使“德行”“声闻不废”，广为流传，提升和净化世人的精神境界。
儒学中“德行”与“文学”之关系，即“德行”是内在之“质”，“文学”是外在之“文”，德行呈现文学，文学表达德行，故“文质相含济以学问，洁清自守造于高明。”宽容善良、嘉言懿行，强德行学问之根基；知行合一、行端品正，固做人处事之根本。在我国古代，文人知医通医成为一种时尚,“能通天地人三才之谓医，以其能裨赞天地，迎毓太和也”，“德行文学”因而成为从医的一个首要标识。如《伤寒论》仅仅以“观其脉症、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十二字立为辨证施治总则［3］，可谓“一言而为天下法，匹史能为百事师”，体现了“文质”之精髓所在。
“文”之为礼，“质”之为仁，大医精诚而怀仁心。旴江医家究心于岐黄之术，用毕生精力奉献医患，他们着书立说以教天下治病大业，修身养性而传先贤济世美德。如明代龚信、龚廷贤父子医行千里，着作颇丰，堪称我国医界“德行文学”的真君子。龚信在《古今医鉴》中专设“明医箴”和“庸医箴”，从正反两方面提出规范医生行为的道德要求。高明的医生要做到“心存仁义，博览群书，精通道艺，惟期博济，不炫虚名，不计其功，不谋其利，不论贫富”等，不能像低劣的医生那样“妄自矜夸，以欺当世，炫奇立异，模糊处治，希图微利，误人性命”。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列述“医家十要”，如“博施济众，惠泽斯深”“道理贵明，群书当考”“贫富虽殊，施药无二”……每一条至理“要言”都是入木三分、意味深长［4］。此外，他还着有“病家十要”“人道至要”“劝世百箴”等，对患者求医用药等行为进行“诱导式”规劝，其谆谆告诫无不展示“文质”的风采。
“不啻微芒，造炬成阳”；涓涓细流，汇聚成海。“文质”俱佳，于细微处见深情。南宋医家陈自明在熟读经典、通晓诸科的基础上，专攻不太受他人待见的妇、外二科，认为“世无难治之病，有不善治之医；药无难代之品，有不善代之人”。他将自己家传的许多验方，揉合于《妇人大全良方》《外科精要》两书公之于世，斥责一些贪财庸医炫耀几个验方的做法是“用心不良”的丑陋行径。崇尚医德而又钻研病理，清代医家谢星焕世代业医，以“下笔虽完宜复想，用心已到莫多疑”为励志箴言，善治他医计无所出的束手之疾。每年从端午至重阳，谢氏都要自制防治时令病的成药“金不换正气丸”布施乡邻，受益者不计其数，其“德行文学”名扬遐迩，誉满旴江流域。
2 “道法方术”相合，倾注才智除病痛
“道、法、术”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3 个重要概念，出自老子《道德经》，分别代表了不同视角和层次来认识处理事物。道是规则，自然法则，属上乘；法是法理，方式方法，属中乘；术是技艺，行为技巧，属下乘。“以道御术”，说的是“术”要符合“法”，“法”要基于“道”，以道义来承载智术，内心悟道比法术修炼更高一筹。道法术和天地人、精气神一样，都是从人世间某种“性相近”的维度来认识事物。道法术三者兼备，“文质”契合，统于一体，才能保持策略博弈与行动实施的完整性。
“道可道，非常道”。由道生法，“道法自然”，其玄妙而又淳厚，含义深邃却能见于具体“方术”。“文”之本义为质地上的纹理，“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文法”亦即“理法”，其中充满着“道理”的哲学思辨。中医治疗之术最常用的是处方与配药，由此一来，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道、法、术3 个概念，于是在中医药学领域演进为“理法方药”4 个方面。“理法方药”从不同角度反映疾病的内在本质、相应治法以及治疗技巧，以理（道）为本、以法为用、以方（术）为工、以药为器，由外圆内方、抱朴归真，到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理法方药从而日臻“文质”完美、白璧无瑕，“援笔立就，一气浑成”。
历代旴江医家流传后世的医案、医话、诊籍等，是一份宝贵的“文质”资料，从“文”观“质”，由“质”察“文”，可以为当代生命科学进步、人类健康造福助力赋能。元代着名医学家危亦林拥有得天独厚的家学渊源，他集五代行医经验和医方着成《世医得效方》，全书编次有法，科目无遗，论治精详，其上承唐宋，“载古方甚多，皆可以资考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精于“医道”，工于“法术”，创造了多个世界记录：首创整复脊椎骨折“悬吊复位”法，比英国达维斯1927 年提出的悬吊法早600 多年；采用曼陀罗花配制麻醉药物“草乌散”进行全身麻醉，比日本人华冈青州早450 年；“曲针”缝合技术、“软物缠夹固定”整复骨折和关节脱位，等等，这些都是当时的医学发明。作为我国历史上一名里程碑式的医学人物，危亦林当之无愧［5］。
“道法方术”相合，擅治疑难顽疾；诗得一字之师，亦显才俊本色。明代晚期太医院医官龚居中撰《痰火点雪》痨瘵（肺结核）专着，“因其有痰有火，病名酷厉可畏”，据“红炉飞片雪，龙虎自相随”之诗意，所以又取名为《红炉点雪》。“一团生气，浮于纸上”，该书对痨瘵病因病机阐发精辟，审证论治细微周详，理法方药丝丝入扣，预防调护多有卓识，向为后世所推崇。兹举一例：“夫痨者劳也，以劳伤精气血液，遂至阳盛阴亏，火炎痰聚”，法当滋阴降火，首推具有“统治痰火诸证”之功的六味地黄丸，“盖茯苓、泽泻，皆取其泻膀胱之邪。古人用补药，则必兼泻邪，邪去则补药得力，一辟一阖，此乃玄妙。”寥寥数语，提炼了六味地黄丸用药“三补三泻”的精妙之处，补中有泻而不滞，不至于久服积湿生痰而化火。其分析精当，委实深谙治疗痨瘵痰火“道法方术”之真谛。
3 “简便验廉”相济，沉疴顿起草木春
由博返约，大道至简；因时因地，行事伶便；知以致用，力求效验；不尚奢侈，注重节廉。“简便验廉”是古人日常生产生活的映照，也是饱含岁月积淀的文化符号，已然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元素。品味“简便验廉”的文化魅力，人们不难发觉，通过展示“简便”的客观行为，以及主观对“验廉”效果的孜孜以求，充分贯通之间的关联性或互补性，能够实现“文质”的扩展效应。这一理念深刻影响着中医临床实践，不仅有助于构筑中医药文化的牢固基石，而且为中医药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中医药学是中华大地孕育滋养的国粹瑰宝，是一门由时间印证、历经上下五千年而不衰的经验科学，漫长的发展进程决定了其理论的抽象性和多样化。病机阐述深奥难懂，辨证方法变化多端，处方加减随机化裁，治疗用药不拘一格，加之其文字艰深，专业性强，术语多，针对同一病情还可采取不同疗法。因此，走进中医神圣殿堂，撩开中医神秘面纱，务必讲究语言论述简洁明了、组方取材简单方便、临床用药效而又廉。旴江大多医家切实履行“简便验廉”相济的原则，做到药味精当、配伍严谨、作用明确、禁忌清楚、煎法精巧、合于理法等，往往数味药物即可组成一方，而且施于病症每能效如桴鼓。
为了帮助中医初学者快速登堂入室，解除“无门径可寻”之困苦，明代名医李梴在晚年将自己行医数十年积累的学术心得编撰成《医学入门》。此书“论其要，括其词，发其隐而类编之，分注之”，用琅琅上口的歌诀形式为正文，寓医学于诗词歌赋之中，以注文补充说明并附己见，包括医学略论、医家传略、脏腑经络、常用诊法、临床各科、本草方剂等。该书内容全面，靡不悉备，凸显的最大特点就是从“简便”入手，求“验廉”实效。如方剂诗“十全大补汤”之化裁：“人参养荣即大补，去芎加橘远味熬，劫劳散亦大补汤，去芎桂加半味胶。”行文叙述博采众长、参抒己见，既简明实用，又切于临床，习医者读后即可了然于心。
用针如用药，用药如用兵。针灸之道，是中华传统医学的重要构成和神奇治疗手段，然而，由于古代医生多有以此为谋生计，故使之精华愈传愈隐。鉴此，明代针灸家席弘为避免语义晦涩，刻意撰写文字峻洁的《席弘赋》，指明“凡欲行针须审穴，要明补泻迎随诀；胸背左右不相同，呼吸阴阳男女别”［6］；临床取穴要精准无误，如“委中专治腰间痛，脚膝肿时寻至阴；气滞腰痛不能立，横骨大都宜救急”。透过歌赋提纲挈领式的阐述，不难发现其针法简洁、效验便捷的主要特色。
曾经有人说过，医案最能反映“简便验廉”的亮点，此话具有一定道理。清代名医李铎着《医案偶存》，认为习医者在临床过程中，有必要省去一些“繁文缛节”，临证用药应灵活变通，神速果断，随病加减。如其治疗“前后阴胀痛，两便不通”之中年妇人，“已经五六日，杂投通利淡渗之药罔效”，但“闻其声壮，及察其形气、病气俱实，与桃仁承气汤加红花一剂，果暴下而愈”。从此案病症治疗的记载中，足以说明李铎临床遣方用药机巧而不失准绳，其“简便验廉”之功力可圈可点。
4 “天地人和”相成，仁心立业泽天下
“仁者人也”“为人者天”。在中国传统文化层面上，“天”和“人”的定义是一个复杂多元的问题。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纵横捭阖、气傲烟霞、势凌风雨，对于“人”的理解，更是中得心源、钩深致远、唯变所适。将“人”置于“天”的范畴，天地为大宇宙，人体为小宇宙，“人生天地之间,乃与天地一体也”，天人相应，守中致和，意蕴尤其精深。儒者以仁待他人；道者以敬待天地；法者以身守规矩；佛者以心修自在。“天下”这4 种错综微妙的“人”之关系，概而言之，“立业”为外而“文”，“仁心”为内而“质”，“文质彬彬”，和合天下，以人为亲，与人为善，对于“人”的认识难题，庶几迎刃而解。
在中国医药学的理论体系中，“天人合一”是“和合”而非混合，应“明于天人之分”，正如《荀子·天论》所说：“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7］把天当作客体，把人视为主体，人顺从天而赞美它，不如把握天势而利用它，期盼天时而等待天的恩赐，不如遵从季节的变化规律，使“天”为“人”服务。“以人为本”，建立整体观念框架，进行辨证论治思考，根据人体与自然的相关共性，区分男女老幼不同个体与所处的地理气候环境，将“天人”之“文质”相合，从而烘托出“仁心济世、和合医道、精于医药、诚信惠民”的杏林文化精神。
凭证候以施治，为中医学之特长。自古以来，中医即依据病人所处自然环境的症状、脉象、气色等处方施药。清初名医喻嘉言熟习岐黄，他在《医门法律》中揭示“气聚则形存，气散则形亡”的运动变化规律，创立“大气论”，以“大气”统筹“天地人和”，认为大气充斥于周身上下内外，无处不到，环流不息。由于“大气”的作用，营卫之气得以统摄，五脏六腑、十二经络的功能得以发挥，因之生机勃勃，充满旺盛的生命活力。否则，“大气一衰，则出入废，升降息，神机化灭，气立孤危矣。”故此，“治气须分三源”，治肺气（上）宜清、治胃气（中）宜和、治膀胱气（下）宜旺，这一观点富含“天地人、上中下”和合思想，立论独具匠心。
归根结蒂，“文质”是一种精神气质。“天人合一”，是为求真；“厚德载物”，是为求善；“温文尔雅”，是为求美。清代御医黄宫绣一生务实求真，故其着作概以“求真”冠名，如《医学求真》《脉理求真》《本草求真》等。“求真”者，归一也，包涵“求善”和“求美”。黄氏推崇“天人合一”整体观，洞悉四象、五行、八脉之关联，彻悟天时、地利、人和之连贯，明白医学“小之虽为技业之精，大之即为参赞之道”，把“天地人和”付诸医疗行动，“济世无穷，活人甚众”，俨然成为后人敬仰的“求真”典范。
道足以高，名重于世。清代医家陈当务仙风道骨，“性朴直，落落不合与俗”，撰有《证治要义》一书，卷一为“辨证”，卷二为“论治”，全书内容多处涉及“辨证论治”一词。显然，由“天人合一”统摄的整体观念是中医思维的核心和最基本的特点，而辨证论治是整体观念在临床诊疗过程中的具体运用。《证治要义》将“天地人”相关内容归纳整理，首次在中医领域提出“辨证论治”及其“十纲辨证”（阴阳、寒热、虚实、表里、燥湿）之说，体现了证同治同、证异治异的特色。长期以来，“辨证论治”“八纲辨证”等专门术语被医界认同，并为当代中医所耳熟能详，陈当务“开山之功，功不可没”。
5 结语
新陈代谢，文质彬彬；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新与旧，变与不变，过去与未来，年轻与古老，在新时代的故事里只有贯通与融合，不再发生二元对立。“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如果把“野”喻为贴近实际生活的希望“田野”，把“史”视作传承历史文化的敦厚“典雅”，旴江医学所呈现的“文质”风格，则彰显了“野”“雅”结合、“文质彬彬”的别样风采，也为我们当今开展传统医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那就是——仰望星空、脚踏实地、面向明天，把研究做在充满美好憧憬的茫茫原野上，把论文写在弥漫生机盎然的广袤大地间。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继承”二字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意蕴深远，为推进旴江医学现代研究提供了科学指引。薪火相传、绵延不息，继传统之美、承时代之新，赓续的是历史、传承的是未来。随着中医药学的不断发展创新，旴江医学的后来人将始终朝着一个方向，追求一个目标，殚竭心力、“文质彬彬”。或坚守，或突破，或从一而终，矢志不渝，或在保留原有内核精神的前提下，为传统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总之一句话：“我们行进在路上，追逐明天的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