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永衍，秦文平，梁永林

(1.甘肃中医学院敦煌医学与转化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兰州 730000;2.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兰州 730000)

敦煌医学文献主要是指1899+1年在敦煌莫高窟今编第17窟发现的中医药古文献。据马继兴先生考证，其撰着年代最早者可上溯到先秦与汉代(如医经类着作与《伤寒论》类着作)，但绝大多数系南北朝以后及隋唐之作。其抄写年代上限在南北朝及隋代，下限为五代［1］。在传世医学文献罕有宋版书的情况下，敦煌医学文献不仅较好地保存了唐以前的流传面貌(如医经类着作、《伤寒论》类着作等)，而且保存了相当一部分后世亡佚宋以前的医书，如《玄感脉经》、《新集备急灸经》等。

百余年来敦煌医学文献研究历程大致分为2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前，侧重于对原始文献的搜集、复制、编目和题跋，以罗振玉、陈邦贤、王国维等学者为代表;近30年以来，侧重于对文献资料的辑校、考释，以马继兴、赵健雄、丛春雨、李应存、陈增岳等学者为代表。近30年又可分为2个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以《敦煌古医籍考释》、《敦煌医粹》、《敦煌中医药全书》等着作为代表，奠定了当代敦煌医学文献研究的基础;90年代中期以后至今，以《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敦煌中医药精粹发微》、《俄罗斯藏敦煌医药文献释要》、《敦煌古医籍校证》等着作为代表，敦煌医学文献研究在向更精、更广的方向发展。此外，国外亦有部分学者对敦煌医学文献比较关注。兹就当前国内关于敦煌出土医学文献研究的各类成果分述如下。

1 研究论着

1.1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

以马继兴主编的《敦煌古医籍考释》出版最早。书中收集敦煌古医籍卷子80余种11类，即医经类、五脏论类、诊法类、伤寒论类、医术类、医方类、本草类、针灸类、辟谷服石杂禁方类、佛家道家医方类、医史资料类，对每本医籍从“书名”、“提要”、“原文”、“校注”、“按语”及“备考”等6项叙述。其导言部分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我国出土医学卷子的保存情况与敦煌医学卷子的来源、时代考察、整理研究工作、文献学特征、学术价值等［1］，成为现当代敦煌医学文献研究的开山之作。

之后，赵健雄编着的《敦煌医粹——敦煌遗书医药文献校释》出版。该书选择了编者认为敦煌医药文献中最精粹的15卷，以原文、校勘、注释、按语的体例来编着，书后另附其研究敦煌医学的论文［2］，成为当代敦煌医学文献研究的又一里程碑式着作。其后丛春雨主编的《敦煌中医药全书》出版。该书收录了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古医书卷子88部，并将其整理分编成102部单独标目，每一标目下按“编号”、“题目”、“述要”、“原文”、“厘定”、“校注”、“按语”等7项叙述。总论部分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敦煌石窟艺术、敦煌遗书与敦煌遗书中的中医药文献。在敦煌中医药文献部分，又将其分为医理类、古藏医药类、针灸类、诊法类、本草类、医方类、道医资料类、佛医资料类、医事杂论等9类［3］，可谓现当代敦煌医学文献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1.2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

1998年10月，马继兴在《敦煌古医籍考释》的基础上补充部分资料出版了《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本书收录敦煌吐鲁番古医籍84种，分医经诊法、医书医方、针灸治法、其他医术等4大类，按“题解”、“释文”、“校注”3项校录［4］。因其辑校水平较高，故影响亦较大。

2000年4月，丛春雨在《敦煌中医药全书》的基础上筛选出编者认为最核心、最精粹的部分，出版了《敦煌中医药精粹发微》，全书分正篇、副篇两大部分。正篇由医经、诊法、灸法、本草、方剂及形象医学6个章节构成，副篇为作者近年来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敦煌中医药学”的论文汇编［5］。本书对形象医学的论述较《敦煌中医药全书》丰富。

2008年3月，李应存等编着出版了《俄罗斯藏敦煌医药文献释要》，全书共分8章。第1章以概述的形式对俄罗斯藏敦煌医药文献的来源、保存、研究状况及学术价值进行了论述，第2至第8章从医理、诊法、医方、针灸、蒙学字书与习字残片中的医药知识、佛道儒医及相关医书与疾病相关的占卜书等7个方面，对31种医学及医学相关文献进行了释要［6］。本书因其所收材料新、文字识读校录精，成为近年来敦煌医学文献研究中有颇有影响的着作。

2008年12月，陈增岳编着的《敦煌古医籍校证》出版。本书收录内容与《敦煌中医药全书》大体相似，但去掉了“古藏医药类”及部分“医事杂论类”内容，加入少量西域其他地区出土的医学残卷，按“提要”、“原文”、“校注”、“按语”进行校录［7］。本书总结此前已有成果，在语言文字的整理和解释方面有新的提高和进展。

2 硕博研究生学位论文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可检索到敦煌出土医学文献相关硕博研究生学位论文数篇。

袁仁智博士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部分英、法、德、俄藏医药文献给予重新校勘，并完成了部分卷子(以日藏和俄藏为主)的新校录［8］，其研究进一步拓宽了敦煌吐鲁番医药卷子的研究范围，提高了其整理品质。乔鑫以敦煌莫高窟出土医籍为材料，采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共时比较与历史比较相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语言学角度对敦煌医籍医学用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探讨［9］，丰富了敦煌医学文献研究的内容。此外，徐浩［10］、张濒月［11］、石琳［12］、李汪洋［13］等硕士分别从不同视角对敦煌医卷《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进行了研究，并完成了相关硕士学位论文。

3 期刊论文

由于敦煌医学文献研究一直在一个相对窄小的圈子中进行，所以相关期刊论文不是很多。有关文章大体又可分为三类，即对敦煌出土医学文献与其研究状况进行介绍类、对前面所提有关书籍的错讹之处进行考订类及从某一特定角度对敦煌出土医学文献进行研究类。

对敦煌医学文献与其研究状况进行介绍类:朱定华等从敦煌医学卷子的文献价值、学术价值、成书及抄写年代等方面对敦煌医学文献进行了介绍［14］。赵健雄等对90年代中期之前敦煌医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情况作了回顾，并对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15］，王凤兰从敦煌医学资料的概念与内容、研究现状、研究价值等方面对敦煌医学文献及其研究状况进行了介绍［16］，王春艳等则从文献整理研究、临床价值研究、治法研究等方面对近20年来敦煌古医方的研究概况作了介绍［17］。

对相关书籍的错讹之处进行考订类:陈增岳对《敦煌中医药全书》、《敦煌医药文献辑校》等书的部分错讹之处进行了考订［18～19］，袁仁智、王亚丽等对《俄罗斯藏敦煌医药文献释要》一书的部分错讹之处进行了考订［20～21］，彭鑫等对《敦煌医药文献辑校》中的《张仲景五脏论》进行了校补［22］。

从某一特定角度对敦煌医学文献进行研究类:范崇峰从词语释诂的角度研究了个别敦煌医卷［23］，刘永明从道教文化对传统医学影响的角度对敦煌医学文献之《辅行诀》进行了考论［24］，王亚丽从中古民俗文化与中古用字等角度对敦煌写本医籍进行了研究［25～26］，梁永林等从大小补泻汤数术思想、五腧穴配穴等角度对《辅行诀》进行了研究［27～29］。

4 国外研究

日本学者对敦煌医学文献比较关注，1911年日本学者小川琢治发表《中国本草学的起源与神农本草经》疑问，首揭敦煌医学文献研究的序幕［30］。20世纪90年代之前，以中尾万三、渡边幸三、丸山昌朗等学者为代表，90年代之后以真柳诚、岩本笃志、小曾户洋等学者为代表，但他们的研究都主要集中在敦煌本草类文献方面［31～34］。

综观敦煌医学文献研究主要具有以下两个特点:其一，文本的整理研究占据主导地位，文献整理工作已初具规模;其二，初步涉及其学术本体(思想、观念、技术、方法等)与学术价值研究，但主要集中在《辅行诀》、《五脏论》等个别资料上。

王国维先生在其“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中说:“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对于促进古代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中医学界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学文献，其中《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的发现对确定《黄帝内经》的成书时间及中医经络学说的形成过程具有重大意义。敦煌出土医学文献虽然较马王堆医学文献出土的时间更早，数量也更为丰富，但对当代中医研究并没有产生马王堆医学文献的学术影响力。笔者以为，这主要是由百余年来敦煌医学文献研究的两个特点决定的，既重于文本的整理研究而轻于其学术本体与学术价值的研究。加强敦煌医学文献学术本体与学术价值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还原汉唐医学的历史面貌，而且有助于促进当代中医研究的发展和中医学术体系的传承与中医临床疗效的提高。所以在文本整理研究基础上，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其学术本体与学术价值，已成为下一阶段敦煌医学文献研究的必然趋势。

［1］马继兴，于文忠，王咪咪，等.敦煌古医籍考释［M］.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2］赵健雄.敦煌医粹［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3］丛春雨，郑元成，牛锐，等.敦煌中医药全书［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

［4］马继兴.敦煌医药文献辑校［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5］丛春雨.敦煌中医药精粹发微［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0.

［6］李应存，李金田，史正刚.俄罗斯藏敦煌医药文献释要［M］.兰州: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7］陈增岳.敦煌古医籍校证［M］.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8］袁仁智.敦煌吐鲁番医药卷子校勘及其文献研究［D］.南京中医药大学，2010.

［9］乔鑫.敦煌医籍医学用语研究［D］.西南大学，2011.

［10］徐浩.从《辅行诀》的研究探索经方组方法则和配伍规律［D］.成都中医药大学，2005.

［11］张濒月.《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文献研究［D］.陕西中医学院，2008.

［12］石琳.《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D］.北京中医药大学，2008.

［13］李汪洋.《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对《黄帝内经》相关理论的继承及组方原则［D］.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11.

［14］朱定华，王淑民.敦煌医学卷子研究概述［J］.中医杂志，1986，4:57-59.

［15］赵健雄，苏彦玲.敦煌医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甘肃中医，1996，9(5):5-8.

［16］王凤兰.敦煌医学资料研究概况［J］.中医文献杂志，2003，1:45-47.

［17］王春艳，张如青.近20年来敦煌古医方研究概况［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4，18(3):61-64.

［18］陈增岳.《敦煌中医药全书》校读拾正［J］.中医文献杂志，2002，1:40-41.

［19］陈增岳.敦煌古医籍校读札记［J］.敦煌研究，2004，2:84-86.

［20］袁仁智，沈澍农.《俄罗斯藏敦煌医药文献释要》校补［J］.中医文献杂志，2009，6:5-7.

［21］王亚丽，段祯.《俄罗斯藏敦煌医药文献释要》补释［J］.中医文献杂志，2011，1:8-10.

［22］彭鑫，袁仁智.敦煌医药文献《张仲景五脏论》校读拾遗［J］.中国科技，2011，24(7):56-57.

［23］范崇峰.敦煌医卷词语零诂［J］.语文知识，2009，3:43-44.

［24］刘永明.《辅行诀》所载《汤液经法》考论-兼论早期道教文化对传统医学的影响［J］.敦煌研究，2010，3:60-69.

［25］王亚丽.中古民俗文化管窥-以敦煌写本医籍为中心［J］.敦煌学辑刊，2011，4:111-117.

［26］王亚丽.敦煌写本为中古用字提供书证例考-以敦煌写本医籍为中心［J］.求索，2011，11:194-196.

［27］刘稼，梁永林，李金田，等.敦煌遗书《辅行诀》小补泻汤数术思想研究［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1，17(6):616-617.

［28］梁永林，李金田，刘稼，等.敦煌遗书《辅行诀》大补泻汤数术思想研究［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2，27(2):277-279.

［29］梁永林，刘稼，李金田，等.《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组方思想对五输穴配穴的启示［J］.甘肃中医学院学报，2012，29(3):20-24.

［30］张其成.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44.

［31］丸山昌朗.中国医书本草考［M］.日本南大坂印刷センター，1974.

［32］真柳诚.三卷本《本草集注》と出土史料［J］.药史学杂志，2000，2.

［33］岩本笃志.文字と纸背から见た敦煌における《新修本草》——コンビュータによる用字整理を通して［J］.唐代史研究，2006:9.

［34］小曾户洋.敦煌本《新修本草序例》新公开の李盛铎本［J］.汉方临床，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