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克峰
(南开大学，天津 300071)
基于易的中医原创理论范式的逻辑特征与逻辑系统❋
吴克峰
(南开大学，天津 300071)
中医原创理论范式的理论基础是基于天人关系的易学，对这一理论范式的分析发现，一部分是对自然界和人体生命运动的考察，另一部分是对“考察”的“考察”，形成以推类为特征的理论，在此基础上的形成易与医的母子系统关系。当然，其中真伪判断又与中医学产生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密不可分。
易学与易学;理论范式;历史逻辑;理论逻辑
中医学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从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角度看，中医理论范式的形成受到易学的巨大影响，甚至成为易学的分支和一部分，或是易学母系统的子系统。
1 早期易学背景下的中医学对象性研究
中医学发展过程中内涵性的研究是以其历史逻辑为对象的，因此符合中医学历史逻辑客观发展的研究就是对象性研究，它要符合中医学发展的历史逻辑事实。这一研究的理论基础就是基于天人关系的易学。易学将天人关系的本质概括为阴阳，为其本质是阴阳之学，所谓“易以道阴阳”(《庄子·天下》)。
中医学是通过调整人体阴阳与大自然阴阳的平衡以达到祛除疾病的知行合一学说。中医学认为致病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人体自身阴阳平衡的破坏(整体或局部)导致与大自然阴阳平衡关系的破坏，另一方面在于大自然自身阴阳平衡(整体或局部)的变化对人体阴阳平衡的破坏。治病的原创机理在于调整人体阴阳与大自然阴阳的平衡关系。所有药物都是调整自身阴阳与大自然阴阳平衡的媒介物，用药不仅要考察其自身的药性，更重要的是要考察药物进入身体后在阴阳上产生的变化及与大自然阴阳变化的关系。人体与自然界的阴阳平衡在更为广泛的时空上相互关联，这种相互关联的符号化表达就是阴阳、五行、干支的符号化，它们是人体与大自然阴阳平衡的形式化公式，是符号化、形式化的阴阳关系，既是易学的内容，同时也是医学的内容。实际上，从中医学发生的历史逻辑来讲，古人对此亦十分重视。《左传·昭公元年》记载的“医和论晋侯之疾”中讲到:“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灸。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淫溺祸患之所生也……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为之蛊()。皆同物也。［1］”这是早期中医学以自然界的阴阳、四季、五行等自然属性类比人体疾病，并借用卦象这一对自然社会现象的总结公式来试图说明人体疾病，尝试建立起一种天人关系易医学理论的情况。这种尝试从历史的逻辑顺序来讲，首先表现在《周易》中，新近成果《筮法·卦位图人身图》［2］以及流行本《周易》都有十分详细的记载。如流行本《说卦传》云:“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巽为木……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坎为水……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离为火……其于人也，为大腹。”这里不仅是卦象与人体各部分的对应，而且还与疾病作了初步对应。其次表现在医学范式中。《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3］”后世医家对此十分重视，并称之“易医会通”。明·张介宾讲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4］”
中国古人是在对自然界的研究大背景下去研究人体自身特殊规律性的，也就是在天人关系中去研究人体生命规律。对自然界的研究在易学中形成了体系化、形式化的成果(我们至今尚不能找到任何一个比易学更体系化、形式化的成果，中国古代思想家都是借“易”立言讲道理的)，这种成果又具化形成了人体生命的成果，亦即中医理论范式的成果。这一时期的中医理论范式的逻辑特征是内涵增长式的，是对象性的研究。从天(自然)到人的取象比类和简单的推类是这一时期中医发展历史逻辑的理论特征。古代中医学正是利用了这个推类的道理。《素问·生天通气论》:“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5］249这样，就把易学中的阴阳、五行、干支等概念与人体类比，把人体类比成自然界。所谓“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这样从自然界那里逻辑地延续到医学中去。简言之，这一时期中医理论范式的逻辑特征是简单推类。“推类”或“类比”是中国古代逻辑学的重要特征。所谓推类，就是“依类相推”、“以类度类”，即“以类取，以类予”［6］，“夫辞，以类行者也”［7］，“类不悖，虽久同理”［8］。在推类这一思维形式的支配之下，中医理论范式的主要任务是探讨和解决内在观念的逻辑生成问题，即从“易”的逻辑如何生成与“医”的逻辑，或者说是从“易”到“医”的逻辑生成问题，易学对天人关系的论述恰好提供了这样的理论背景。诸如从阴阳、五行、四象、八卦(八方)到气运、脏腑、营卫气血、经络、药性分类等理论概念有一个理论内在逻辑生成与逻辑发展的过程，此过程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理论思维方式和思维高度，在总体上这一思维逻辑过程与中国古代逻辑学(如以墨家为代表的逻辑学)的特征是相符合的。
从中医理论范式的历史逻辑来看，在易学大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早期中医学是通过类比建立起来的基本概念体系，其中还有一些简单的推类。《素问·平人气象论》中说:“肝见庚辛死，心见壬癸死，脾见甲乙死，肺见丙丁死，肾见戊己死，是谓真脏见皆死。［9］”这是一个简单的推类，甲乙属木，对应肝，庚辛是金，金克木，可以将“金克木”代换为“庚辛克肝”，且两者在语义上是等值的，这样我们可以将“肝见庚辛死”形式的解释为“庚辛是金，金克木，木是肝，所以，庚辛克肝(病者必死)”。
2 易学发展成熟背景下中医理论范式的形成
中医学历史逻辑的发展在其内涵性研究自我满足以后，必然走上理论逻辑发展的道路，这是一个在对象性研究基础上的理论范式形成和不断更新的过程。然而这一过程同样是伴随易学体系发展成熟而形成的，不仅是中医学自身，全部中华文明的各个分支都是在易学方法的指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不过中医学比较突出而已。
《四库全书·术数类》云:“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其要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10］”秦汉以降，随着古代天文学、数学、地学等学科的逐步成熟，易学广泛吸收了他们的成果也逐步成熟起来。作为一种在更为广阔范围里讨论对象，在更抽象的层面上概括对象的抽象理论形态，易学成为那一时期各学科自我完善发展的理论支撑，具有元理论的性质。中医学理论范式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支撑下建立起来的，其理论范式的逻辑特征是推类，此外特别突出的是建立了推类的逻辑系统。
从这一时期开始，易学的发展摆脱了自上世纪80年代出土文献中看到的商周以来支离破碎的情况，它的最重要的理论框架和内容已经建立起来。如《周易》基本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所谓流行本的样子，在此基础上的所谓“旁支”包含了更为宏大的内容。阴阳和五行这两个易学中的最重要思想被很好地连结起来，星象、气候被抽象后形式化地纳入到易学系统中，干支系统不仅被完善且与八卦系统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成为能解释一切的有效理论工具。最重要的是所谓“三式”系统(太乙、遁甲、六壬)的建立，极大地增强了易学的解释能力和工具性质。由此，我们才看到《素问·天元纪大论》的所谓:“臣积考《太始天元册》文曰: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揔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11］”这里不仅是简单地包含了阴阳、五行、九星(九宫)的思想，更为重要的是形成了一个系统，由此易学的宇宙观不仅仅是中医学理论范式的基础，而且构成了中医学理论范式的元理论基础。唐·孙思邈在《大医习业》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周易六壬，必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如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他还说道:“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12］”《黄帝内经》中“运气七篇”所述运气系统、九宫八风系统、子午流注系统等，成为这一时期中医学理论范式的典范。从理论逻辑来讲，如果把成熟的易学理论看成是逻辑上母系统的话，医学理论范式的理论逻辑就是这一母系统下的子系统。五运六气首先是作为一种易学历法出现的，可能是古代宣夜宇宙观的遗存，其基本概念、原理与易学基本概念、原理高度一致，是易学母系统下的子系统无疑。九宫八风系统是太阳历系统的一部分，是遁甲系统的子系统。如以上述“肝见庚辛死”的简单推类为例，将之扩展进易学的大系统中，如放在以60(年)为周期“元”中，甚至是3个或更多的“元”中，以不同的“天盘”(九宫)为背景叠加在不同的“地盘”(九宫)上，抑或就干支系统本身来讲，甲乙庚辛是否在旬空、在孤虚、在无禄(空的一种)等，就会得到不同甚至是相反的推类结果而形成不同的推类系统，这涉及到十分复杂的情况，但这正是这一时期中医学理论范式的逻辑特征。这种复杂性，不仅不应当看成是中医学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相反恰恰是中医理论范式在易学元理论背景下深刻性和完备性的表现。在成熟易学背景下的中医学理论范式的理论逻辑，同样也是一种元理论的思考，这种思考较之初期中医学有巨大的进步，其理论的逻辑本质是构建“易医天人关系构架逻辑图”，以阴阳五行为基点，以人体经络与自然空间通道(指传统易医中的理解)的相互关系为钩稽点，涉及宇宙周期、人体生命周期，旁及星象、干支(包括五运六气)系统，藏象、营卫气血、药性方剂系统等，此逻辑构架有固定与活动之别，固定构架逻辑图的目的在于寻找天人关系的确切对照规律系统，活动框架逻辑图在于探寻宇宙阴阳二气变化与人体生命动态变化之间的规律。这种工作时至今日仍在继续。
3 结语
3.1 “中医原创思维”是关乎中医学本质的重大理论问题
从中医学的自然历史发生来讲，它当然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认识自然界、同疾病斗争的实践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但是作为理论反思，在探究中医学理论本质时，从中医学理论本身的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角度，在基于天人关系易学的理论大背景下去研究，亦不失为一种方法。汉代以来，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受易学发展这一大思潮的深刻影响，都打上了易学方法论的深刻烙印，中医学亦不例外。正是在易学这一大理论背景下，中医学对自身理论的反思及元理论的探究，才由初创时期的经验性、粗造性、不确定性上升为在中华文化下的精致科学性，一直到今天这种科学性在临床实践中依然有着巨大活力。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在对自然界与生命的认识上有着像中华民族这样系统而深刻的认识，这本是中医理论范式的巨大原创性。
3.2 中医原创理论范式的逻辑起点与逻辑终点是基于易学背景下的“天人合一”观念
此一核心观念的哲学一般性规定与中医具体学科的具体性规定应当分开，这在研究中十分必要。如哲学上讲的阴阳与中医学的阴阳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中医古籍的难读性与历史原创中医学的发展滞后实在于将普遍的综合规定与具体规定相互混淆之故。
3.3 西方文化中的“逻辑”一词并非中国传统文化所固有，但是却被当作现代科学的重要特征之一。严复在向国人介绍西方逻辑时称之“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13］。对此，关于中医理论范式或科学性问题，首先要抛开以西方文化与科学为惟一标准的“据西释中”说，以及抛弃我们自身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去机械类比西方的“比附”说，要在中国历史与文化背景下去阐释中医学的科学性。但是在当今世界，我们固然不能以经解经，更不能自说自话。这就是说，在研究中既要注意中医学自身的特殊性，又要注意与西方科学的共同性，处理好特殊性与共同性的关系。但是根本说来，中医学的研究要“自立标准”，要“说自己”、“自己说”。所谓“中医理论范式”，是中医学在长期的历史与文化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特点”的理论观点所综合形成的理论体系，包括中国历史文化中最早使用的、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至今还在发挥作用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独特特点”一定是“原创的”。所谓“特点”是指与西医相比较而言的“理论特殊性”(包括这一特殊性下形成的“临床特殊性”)，这个理论的特殊性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中是清晰的、有效的。理论思维的抽象性、一般性与形式化，或者说是结构性即表现为其理论的“逻辑”，因此逻辑又是理论思维的高层次表现形式，所以理论范式一定是逻辑范式，中医理论范式就是中医的逻辑理论，包括逻辑特征、逻辑系统甚或形式系统。中医理论范式的逻辑特征由于是在中国历史文化大背景下形成的产物，因此当然具有中国逻辑的一般特征。中国逻辑的一般特征就是“推类”、“类推”或“类比”。与西方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不同，中国古代逻辑的“推类”或“类比”还具有“譬喻”之逻辑特征，更具有历史与文化的意义，体现了中医理论的原创性。中国逻辑的“推类”或“类比”一定是要将“人”放在核心的，因此中医理论范式是不能撇开人的要素，包括理论范式、临床效果都与西医所谓“纯客观”标准不同，中医理论范式关乎人的意义、价值、理想等诸要素，是关乎“人的存在”的理论范式。因此，中医理论范式的研究既要符合中医学发展的历史逻辑，更要符合中医学发展的理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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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22.19
:A
:1006-3250(2015)09-1088-03
2015-01-18
973项目(2011CB505400);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4ZDB013);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项目(13JJD720018);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07JA720401)
吴克峰，男，教授，从事中国逻辑史和中医基础理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