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艳，张晓红
(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广州 510405)
“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B&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1]，海上丝绸之路古已有之，我国继承传统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为这一概念在历史传承和新背景下注入了新时代气息和内容。
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我国药物海外贸易的重要口岸。海外药物通过广州向中原流通，丰富了中国药物学的内容，也促进了岭南商业活动的兴盛。部分海外药物在岭南引种，如檀香、降香、肉桂、白豆蔻、大风子等品种，逐渐成为岭南特产药材，并部分代替了进口，成为岭南中医药的一大特色。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岭南中医药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机遇挑战，关注岭南中医药在海外发展的历史背景，梳理与我国历史文化渊源和历史上的民族医药往来，尤其是经由海(陆)上丝绸之路的往来，是研究中医药和“一带一路”密切关系，促进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的历史和文化基础[2]。
1 海外药物输入
岭南与海外的交流始自秦汉。《淮南子·人间训》载，秦统一六国后，因“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因此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南下进军岭南百越。汉代以后，广州更承担了沿海一带的对外贸易功能。《广东通志·外番》载：“桓帝时，扶南之西，天竺、大秦等国，皆由南海重译贡献，而贾蕃自此充斥扬粤矣。”产在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乳香，在第二任南越王文帝赵胡墓中发现，说明在西汉早期，岭南与西亚及东北亚便有海上联系和药材交流[3]。唐开元二年(714)，广州设市舶司以管理兴起的对外市舶贸易，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新唐书》有“广州通海夷道”，第一次记载了始自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完整航道，自此广州一直占据着外贸中心的地位。历史上，香药一直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入中国的主要物品，因此海上丝绸之路又被称为“海上香药之路。”白寿彝曾指出：“宋人所谓‘香药’，按字而讲，应该是仅指香料和药材，但在行政的惯语上，却常附有香料药材以外的东西。”而他认为香药一词的这种用法，“也很可以反映出香料和药材，在南海贸易中，实居领袖地位”[4]。
1.1 唐宋元时期广州港进口的药材
据郑洪统计，唐代进口香药与药用植物品种有乳香等19种。宋初对进口药物实行政府专买，后因“民间药石之具恐或致厥”，太平兴国七年(982)，放开木香等37种药物。南宋绍兴年间，政府制定博买送京的海药与南药名单近400种。宋代广州进口香药除了种类多，数量也相当巨大。据《粤海关志》记载，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明、杭、广三市舶司进口乳香达354449斤，其中广州所收则有348673斤，达进口总数的90%以上，“是虽三处置司，实只广州最盛也。”元代，海外贸易的中心转移到泉州，但广州仍是重要港口，经广州进口的药物有阿魏等19种，另“香货”类中可兼药用的有沉香等13种，“宝货”类中可兼药用的有象牙等5种[5]。
1.2 明清时期广州港进口的药材
明清两代均曾实行海禁，与海外的贸易只能通过朝贡与互市进行，期间广州3次“一口通商”，成为接纳朝贡的惟一口岸。据陈邦贤《中国医学史》统计，明代入贡药材共有19国40余种[6]，郑洪则认为不止此数[5]。屈大均《广东新语·货语·诸番贡物》记载了明代安南、占城、暹罗、真腊、爪哇、满刺加、三佛齐、悖泥、锡兰山、苏门菩刺、大泥、急兰丹等海外12国朝贡情况。“以上凡十二国，皆尝来往广东者。旧例，贡舶三艘至粤，使者捧金表入京朝贡，其舶市物还国。”朝贡物品以药材居半[7]。
清代中后期，国势渐衰，朝贡贸易消失，并出现了药材海外贸易的又一个变化，美洲进口药材比重增加，一个重要的后果是西洋参大量流入中国，并迅速得到国人的接受与欢迎。1714年，英国杂志发表了关于中国人参的文章，引起了外国人对这种药材的兴趣，1716年，加拿大地区发现了中国人参的同属植物西洋参，1718年，首批西洋参运到中国，至1752年前后，法属加拿大西洋参专卖公司每年向中国输出西洋参价值达5000万法郎[3]。加拿大西洋参因采挖过度，很快出现资源不足的问题，加拿大对华西洋参贸易开展40年后开始衰落，与此同时，华工在时为英国殖民地的美国发现了西洋参，且野生资源蕴藏量非常惊人，从而迅速掀起了向中国贩运西洋参的热潮。美国独立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西洋参成为对华贸易的重要商品。1784年2月，中国女皇号商船装载40吨西洋参、2吨胡椒及其他货物，从纽约直航中国，8月底到达广州，卖出的西洋参获得了3倍以上的利润。第二年，中国女皇号载着茶叶、瓷器等中国货物回到纽约[8]。这次西洋参与茶叶交易，是中美两国第一次直接贸易，以后大批商船纷纷来华，使美国对华贸易超过了英国，来华货物仍以西洋参与皮毛为主。1840年以后的一段时间，美国每年向中国运销西洋参达到60万磅之多。因为巨额利润的推动，在自然资源减少后，美国产生了西洋参种植业，于19世纪末创办第一家西洋参种植场[3]。由于西洋参主要通过广东的广州、香港、澳门等口岸入华，使西洋参产生了另一个别名“广东人参。”
1.3 海外药物输入对中医药学发展的影响
海外输入药物对中国药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很多海外药物被纳入传统本草学体系，并在医疗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唐代《新修本草》[9]便记载了安息香、胡椒、郁金等海外药物。对海外药物的第一次系统整理是五代时期波斯香药胡商后裔李珣所着《海药本草》[10]，记载了大量海外与南方各郡所产药物。西洋参在进入中国不到40年后，便被吴仪洛收入《本草从新》，并正确归纳其“性寒微甘，味浓气薄，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的性味功效[11]，从而使西洋参成为纯粹的中药。岭南地理环境适宜南药生长，很多海药在岭南引种成功，如檀香、降香、肉桂、白豆蔻等品种，已成为岭南特产药材。
2 岭南药材出口
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之初，中国药物便由此向国外出口。当时产于中国南方的药材肉桂，从合浦起航运到斯里兰卡，当地商人转销到波斯湾和红海两岸，导致斯里兰卡和非洲之角的一些小国反而成为欧洲各国传说中的“肉桂之国”[3]。除肉桂外，历史上樟脑、大黄、黄连都是中国着名的出口药材。
2.1 清代以前的药材输出
明代以后，出现南洋移民潮，华侨用中药治病的习惯，使中药材出口规模扩大。其时，在南印度西部的马拉巴，有很多中国商品的仓库，存放的中药材有姜、大黄、麝香、樟脑、川芎、肉桂、土茯苓[3]。当时土茯苓的药用价值还没有得到中国药物学家的重视，但因明代弘治、正德间，外国人带来的杨梅疮从岭南传往中土，医学家发现了土茯苓治疗杨梅疮的功用，从而使这味药成名。传到欧洲后，曾治愈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五世的梅毒，使之在欧洲声誉大增，一度价格昂贵，并成为明代重要的出口产品[12]。《广东新语》即记载：“外有土茯苓,则薯莨也。能解诸毒,多以售于番舶。[13]”另据记载：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一艘葡萄牙商船所载出口货物有朱砂500担、麝香6～7担，茯苓2000担，樟脑200担。16世纪末，南洋的马尼拉等地，还出现了中药店，泰国在明末也出现了由广东澄海人创办的李天顺堂中药店。据统计，明末清初，通过海上的正当贸易与走私，输出的中国药材有红豆、芡实、槟榔等29种，实际要远超此数，因为中药店的配方与制造成药，没有一二百种的药材贮备，难以开展业务[3]。
鸦片战争前，广州一口通商，清乾隆时曾采取措施限制出口货物种类与数量，规定大黄出口不超过1000担[3]。而随着国力的落后，开始出现资源掠夺性质的药物出口。对西方出口药品以大黄、樟脑、当归、麝香、甘草为大宗，作为食品或化工原料。据统计，鸦片战争前夕经广州出口的药材，樟脑约每年2000担，桂皮每年30000担，大黄1000担[5]。
2.2 民国时期的药材输出
民国时期，针对欧、美、日的中药出口多为原料性药材，品种少但是数量大，反映了当时中药外贸的殖民地特征；而针对东南亚华人和朝鲜半岛的中药出口以治疗性药材和成药为主，品种较多[3]。大批广东与福建人出洋在海外形成华人聚居区，中药材的海外需求越来越大，因此药材出口地区广泛，品种和数量扩大。除广州外，香港成为重要的药材转运地。粤汉铁路通车前，南北药以前向由上海、天津、烟台、营口、旅大等地直出香港，而云南货通过海防到港。粤汉铁路通车后，使广东进一步成为全国药材的主要外销集散地，四川、云南、河南、安徽等省药材都通过广州出口，但出口仍然以两广所产药材与成药占多，其他如药片类、凉茶料亦复不少。抗战胜利后改变比重，以南北药为主，而本地药材便退居其次[14]。民国《番禺县续志》记载：“广州出口货，以丝、茶、药材、陶瓷、糖、席、麻布为大宗，茶叶、药材、瓷器均非本邑所产。”民国六年：“药材一宗，已岁产四万万金……即广州、香港一隅，亦年销约三千万元”[15]。而1933年广东药材出口达1776549元，占出口土产的3.042%，位居第四[16]。
本省出口药物以桂皮为重，广东罗定桂皮每年运送省城价值30万元，主要行销海外，桂皮“每年输出国外，只以广东一省计约有七八十万两之谱。”民国二十二年(1933)，广州输出桂皮1223983元，占全部出口额的2.1%[17]。罗定特产桂油，“年中不下五万八千余斤”，多数经香港出口[5]。
早期广州专营出口业务的药商有唐巨昌、陈信义等几家，及后再增加合源、怡兴祥、太元堂、广万隆等，光复后又有万和隆、德泰祥、荣昌泰、协德荣、均兴、源记等，新中国成立后正式领有进出口执照的有同丰泰等16家。整个药材进出口业的资金和营业额大约占全行业的32%[14]。
3 成药出口
广东成药出口历史很早，清初笔记史料《广阳杂记》[18]中便记载：“周少参，陈海槐，广东蜡丸皆此两家所制。周卖中土，陈主外夷(外国)。”此两家未见于其他史料记载，但当时广东成药便有出口，且有专营出口的商家。随着广州成药业进一步兴盛，又借广州地利之便，很多有竞争力的企业与知名产品都开始开发海外市场。至新中国成立前，省港两地仅丸散出口年达千万港元[14]；另据《广州年鉴》1931～1946年的统计资料，广州中成药出口每年有300万美元之巨[19]。
广州成药扬威海外，得益于广东籍海外移民对中药的信赖与感情，不管是生活在哪个国家的华侨，生病时还是相信中医与中药。随着海外华侨的增多，成药出口也日益扩大。陈李济生产的药品在1820年代，就远销到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缅甸、印尼等地[3]。《香港工商日报》称：“国外凡有华侨之埠,无不有陈李济字号之腊丸售卖。[20]”保济丸对消食化滞、解暑清热有良好的疗效且价格便宜，因此成为华南地区及东南亚一带的着名常用药。通过华侨携带，王老吉凉茶在不少国家时兴起来，进入英联邦地区并受到免税放行的优待。梁启超在1898 年至1903年赴美考察所写的《新大陆游记》中有所记叙：“西人有喜用华医者，故业此常足以致富。有所谓王老吉凉茶，在广东每贴铜钱二文，售诸西人或五元十元美金不等云，他可类推。[21]”
早期所需成药主要靠邮寄或托带非常不便且数量有限，后来香港等地出现成药代理，亦从广州购货。随着成药企业实力的增长，开始自行在香港与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晚清时，天喜堂的代售网已推广到新加坡、庇能、吉隆坡一带[22]。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两仪轩在香港设立外洋总售处, 专事批发。源吉林甘和茶在新加坡开设有分号。民国期间，药企在香港、澳门设立联号、分号，经营外贸业务成为行业普遍现象，杏春园、王老吉、黄祥华、陈李济、宏兴药房、敬修堂、梁培基等20多家企业在香港设有分号。
4 结语
中国医药历来有学习、吸纳外来事物的优良传统。来自东南亚、西亚和东非的香药，均由中国医生根据其原有的医疗价值，创造性地用于临床，并按中医药理论总结出性味、归经、功效、主治，最终成为中药里的新成员。对凡能引种的药材进行引种栽培，成功后积极扩大生产，减少了进口依赖。药业的对外开放，互通有无，时间之长、品种之多、数量之大、地域之广，远超其他社会门类。广州一直是药材进出口的主要窗口，对外贸易占广州中药产业的极大份额。进口药材补充了国内药物所需。而勇于创新的岭南药业，很早就注重开拓海外市场，将地产药材、南北药材与优质成药远销至海外，甚至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
岭南中医药一直是广州对外贸易的重要内容，广州的对外贸易史也是一部医药对外贸易史，同时也实现了中医学与中国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一带一路”战略中，中医药文化传播是重要内容，扩大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医药合作与交流。岭南中医药为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中医药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