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艳才
笔者痴迷铁路收藏，凭着对铁路毕业证书的执着及藏友的鼎力支持，终将几十年的收藏经历融成心血之作——《铁路典藏》。该书以1949年以后的铁路学校毕业证书为主题进行论述，涉及了中国近代各大铁路院校。
书成之后，笔者受到了不少称赞与建议。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与一位铁路系统的管理层人士聊天，他对《铁路典藏》中多次提到的“ 扶轮学校”兴趣颇高，却又憾于知之甚少，希望笔者能对“ 扶轮”论述得更加明晰。
事实上，“ 扶轮”与中国铁路学校源远流长，铁路学校早期都称“ 扶轮学校”。想要讲好“ 扶轮学校”，必须要从“扶轮”的含义讲起。
“扶轮”的原始释义如同字面意思，指“手扶车轮”，其很早就出现在《楚辞》的注本《楚辞章句》中。“ 俊鸟夹毂而扶轮也”，这是东汉文学家王逸为《楚辞·远游》中“凤凰翼其承旂兮”一句所作的注。意思是说，在乘车旁边飞行的凤凰，好比是“扶轮”的卫士，翼护着车轮。
《楚辞章句》之后，“ 扶轮”的含义出现了一定的引申，即不再强调手扶车轮的具体动作，而是强调其“ 辅佐保佑”的内涵。这个含义的产生与我国古代战车的车辆制度有关。
特别是在先秦时期，一辆战车通常有三名乘员，即主帅、驭手和骖乘。在战场上遇到艰险难行的路，骖乘必定下去推车，一边推车一边还要“扶正车轮”，确保车辆不发生事故，以护佑主帅的安全。可以说，骖乘既要保证车辆的正常行驶，又要负责主帅的安全，这时的骖乘已经有了“辅佐、护佑”的含义。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错综复杂，仅由一人担任骖乘而引发惨案的战争教训，使得古代将领们对骖乘进行了分工，产生了推车者和扶轮者。当中扶轮者的职责便是控制车轮的摆动幅度，以防止折轴，保证战车和车上人员的安全。而“ 扶轮”也就继承了骖乘的“辅佐、护佑”的含义。
在古代文献中，“ 扶轮”一词和一个名为“灵辄”的人联系到了一起，诞生了一个富有人文内涵的知恩图报的故事——“灵辄扶轮”。
春秋时期，晋国的赵盾（即赵宣子）与晋灵公不和，晋灵公便设了鸿门宴请赵盾来饮酒，暗中安排士兵欲刺杀赵盾，并偷偷将赵盾赴宴所乘坐车子的一个轮子卸掉。赵盾被追杀时，因乘车缺一轮无法可逃；关键时刻，晋灵公的侍卫灵辄突然反戈，用手托住车轴，用身体充当车轮与车同跑，拼尽全力保住了赵盾的性命。此等壮景在电影《赵氏孤儿》中亦有体现。
原来，赵盾曾在打猎时，见灵辄因饥饿倒在大桑树下，便给了他一些吃的，救了他一命；又送了灵辄一些饭和肉带回去给他的母亲。故灵辄为报恩，反戈、扶轮，救赵盾于千钧一发之际。因此后世以“灵辄扶轮”或“扶轮推毂”为怀恩报效、知恩图报的典故。
20世纪初期，与西方列强的炮弹一起打进旧中国的，还有西方的文化思潮。师夷长技以制夷，随着清政府的腐朽、维新变法的失败、革命成果的丢失，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探求拯救中国的道路。
在早期涌入的西方思潮中，“扶轮”观念颇为流行，国际扶轮社的宗旨深入一些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扶轮推毂”，“扶轮”一词在国人心中本就有“扶持、扶助、辅佐、护佑、施恩图报”的内涵，与发端于西方世界的扶轮社“专业、亲善、爱心、和平”的宗旨不谋而合。
民国时期，中国铁路交通事业不断发展，逐渐形成大规模的铁路交通网；铁路职工数量不断上升，职工的生活配套设施逐渐受到关注，其中包括子女教育。铁路职工长期工作在铁路沿线，家人及子女大多随着他们居住，不少地方都地处偏远、经济不发达、配套不完善，职工子女想要就学显得尤为不易。
1917年12月，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的叶恭绰牵头组织成立铁路同人教育会，积极创办学校。铁路同人教育会创办的职工子弟学校定名为“扶轮公学”。之所以会采用此名，有四方面的考虑：一是“扶轮”一词在国内当时较为流行、认同；二是取其公益慈善之意；三是将“扶轮”二字分开解释，“ 扶”为扶助、扶持之意，“轮”指火车的动轮，与铁路相关且寓意极好；四是因为创办铁路员工子弟学校可以辅助铁路交通事业的发展。
在当年成立的“扶轮学校”中，有不少推陈出新的成果值得一说。
比如天津扶轮中学建校初期（1918年）的校训为“忠、信、仁、勇”四字。根据校方的解释，校训寓意将来诸生学成之后，无论对于国家、对于私人组织之事业作事，能尽其力于良心上，无不安之处，即可谓忠；在社会上，财务不苟然诺，不轻举动，以时人己，两无所误，即可谓信；有慈祥礼悌之心，而后能无暴戾凶顽之气，凡是一秉道德，自然一片太和，苟能体会斯旨，即可谓仁；理直则气壮，心定则胆雄，遇正大光明之事能奋发进行，稍有牺牲亦所不顾，即可谓勇。
另一个例子发生在郑州。为解决郑州及沿线员工子弟上学难的问题，1929年，郑州扶轮学校建成开学。建校伊始，时逢乱世，举步维艰，直至1933年吴健任校长后，锐意改革，励精图治，在师生共同努力下，郑州扶轮中学迈入鼎盛时期。校长吴健更是发出“ 学为万人役”的号召，为当时民不聊生的局势和心中苦闷的青年拨云见日；后来又在学校一位老师的感悟下为“学为万人役”续写了下句：行率天下先。于是“学为万人役，行率天下先”便成为了郑州扶轮中学的办学宗旨。
在此宗旨的基础上，吴校长进而规划了“三高兴校”，即高标准的奋斗方向——把郑州扶轮中学办成河南省和铁道部的第一流名校；组织起一支高素质的教师团队；采用国内乃至国际上水平最高的教材与最能保障学生智能升华、为适应社会生活打好基础的课程设置。与此同时，他以“自立、诚实、仁爱、公忠、愉快、谦恭、整洁、勤俭”的校训激励学校师生发奋图强，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不懈奋斗。
该校师生也不负众望。在1935年北平爆发的“一二·九”运动中，扶轮师生激愤不已，带头请愿、游行、示威，形成了河南青年爱国救亡活动的高潮。“一二·九”运动后，校内抗日救国的情绪高昂，1938年更是成立了“郑州扶轮中学九一八剧团”，在抗日救国宣传工作中作出了重大贡献，而扶轮学校也名副其实地成为了郑州民众抗日救国歌咏、演剧的中心。
1937年，依据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指示，前来河南重建党组织的钟铨、苏明，与校内任教的共产党员段超人联系，以扶轮中学为根据地开始发展党员，以校长吴健为首的一大批先进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的郑州扶轮中学已悄然成为郑州抗日救国运动、青年救国运动的中心，被郑州各界誉为“郑州青年革命的摇篮”。
“扶轮学校”自创办起，便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期望着学子成为国家前进的动力，扶冀历史之车轮不断前进。
1950年2月，铁道部决定全国各地的扶轮中小学一律改称铁路中小学，统一由铁路局主办和管理。2005年，该类学校开始脱离铁路系统，归属地方教育部门管理，从而此类学校也大多恢复了半个多世纪前的“ 扶轮”之名。只不过，今日的“ 扶轮”已没有了“铁路学校”的特定内涵。
百年“ 扶轮”文化，是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结合中国各个阶段国情发展衍生起来的先进文化。其办学思路展示了国人从汲取先进文化到树立文化先进的自信自立的历程，彰显了中华文化自信、开放、包容的鲜明特质。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回顾往昔，也感受到了新时代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