菡阁

在釆访王璜生之前,因缘际会听了他一次关于“新美术馆学”的讲座,又专程去看了他在广东美术馆9年后的回归展“王璜生:边界/空间”,再到面对面在雍雅堂的茶桌边,也是一次从远观到近察的转换。采访那天品的是凤凰单枞,潮州特有的茶种,好的单枞茶通常有复杂又霸道的香气。就是在那样复杂又霸道的氤氲里,开始对一个矛盾多面的个体进行解读:内敛,又狂狷,孤傲又谦和,严苛又随性,深阬又天真……但又何妨呢?都是王璜生。在两小时的釆访里,他都在笑谈“天地悠然”,而记炭者的脑海里则反复出现一句“梅花香自苦寒来”。

家学高于大学

王璜生家族所在的粤东地区有个特殊的文化现象不在传统形态与现代形态并存、互为消长的格局。但是,就某种艺术渊源而言,粤东美术特别是绘画,与闽、浙、沪的关系尤为密切。那些活跃的潮籍商人,不仅为这块土地创造了大量的机会,也为这块土地带来了大量的“外汇”和不少闽、浙、沪画家的作品。特别是扬州画派和海派作品就经常出现在追慕风雅的潮商的巨宅厅堂。

不仅仅如此潮商的活动既有效地沟通了这个被称之为“海滨邹鲁”的地区与外界密切的联系,同时也为本地学子在知识的深造方面铺砌了一条曲径通幽的道路退过商行戚友的关系,到外地求学甚至到国外留学,成了潮籍学人20世纪50年代以前获得延续教育最重要的方式。

王瑛生的父亲王兰若正是在这种地缘文化哺育出来的文人画家。毕业于上海美专,游学于南洋群岛,最后回归于故乡汕头。虽然偏居一隅,王兰若却是声名远播,常有人慕名远道而来,但一画难求。

没有引入西方的教育系统前,文艺不分家,一个文人往往是诗书画印兼于一身。王兰若也是如此教育子女。子女教育是由父亲王兰若亲自抓,每晚给王璜生和姐姐王种玉讲古典文学和画论。“他读一段,分析一段,有些段落还要求我们背诵。”所以王璜生很小就打下了文学和画论的底子。

王瑛生清楚记得十八九岁时,家里还给他请了一个古文老师,专门教授文章和诗词写作。“现在我留下的古典诗词有一两千首吧。”这个数量现在听起来确实有点让人吃惊。后来广州着名诗人黄雨读到这些诗,觉得他小小年纪有“为赋新词强说愁”之感,王璜生听了指点才转而写了一小部分的新体误。

这样的训练给他带来最大的好处,就是对文字的敏感性,而文字本来就比图像抽象,这为他后来对自我的突破与转换,实实在在地引入了各种灵感。不管怎样,这样的旧学底子对于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艺术家来说,算得上凤毛麟角。

曾经问王璜生,他是否有遗传自父亲某一种可贵的品质,他沉默了一阵,才缓缓说,“隐忍,还有安详,无论面临什幺样的困境,都要隐忍、安详”。

文字先于图像立于世

家传的旧学并没有成为王璜生思想的束缚,他一直在寻找新的文艺风向标。北京,他心目中的艺术中心,很早就在他的心里埋下了向往的种子。

20世纪70年代初,王璜生终于去了他心中的北京。这一次是他重要的人生节点。在北京,王璜生认识了影响他一生的人物——刘小淀。刘小淀是王璜生同龄人,北京高级知识分子后代,后来电影《不见不散》的制片人。这为潮汕来的小城青年王瑛生打开了一扇有光的窗。

当小城青年遭遇帝都青年,刘小淀那光芒闪烁的见识和思想让他感到新鲜和兴奋。通过刘小淀,王璜生结识了“星星画派”的黄锐、马德升,“朦胧诗派”的北岛、杨炼、舒婷。这是他经历的一次启蒙,耳闻目睹的一切,令他身心振奋、眼界大开。“星星画派充满激情个性的精神,对我触动很大。这一代人拥有对文化的反思,对社会的责任,也都传递给了我。”

后来,他回忆道,他一直觉得自己始终要去北京,最终还是去了,只是有点迟。迟,也好像是他的宿命。“文革”后,王璜生试图重返学校,但屡屡碰壁。因为历史原因,他所受的教育一直以家庭教育为主。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他才考上南京艺术学院研究生。

但其间,“85新潮”还是吹拂到了汕头这座小城,小城的文艺青年们都沸腾起来。从小志愿是做画家,又对文字具有敏感性的王璜生,也想跃跃欲试找一个载体,于是就有了《汕头青年美术协会会刊》的诞生。在他主持主编的四期《会刊》(1984-1986)中,他们探讨“抽象艺术”“观念艺术”“生活与艺术”等问题,这在当时看来,是非常超前、先锋的。但是那时的编辑方式比较原始,文字靠自行油墨印刷,图片就是把作品拍成照片,然后贴在印刷预留的空白处。然而,他还尝试去拉赞助来出版青年美展画册,最终得到了支持并成书了。

现在想起来,王璜生都觉得不可思议。1987年硕士毕业后,他最终到了广州,在《画廊》杂志开始做主题策划,曾做“北漂”艺术家专题“北京个体艺术家访谈录”,给中国当代艺术家画群像,还关注到艺术市场,也高度关注和推动广东的青年美术。

从美术馆到新美术馆学

直到现在,对很多人问王璜生如何与美术馆结缘的,他都会认为“我是一直想要画画的,读画论也是为了画画。但没想到,最后我读硕士、博士都是读理论,这也促使我读了理论之后,去做美术馆”。结果他率先成了拓荒牛。

那时中国现代美术馆建设刚从零开始,百废待兴。他意识到,在这块偏僻领域里有大展拳脚的机遇。他接到了筹建广东美术馆的任务,这一筹建就是足足8年。王璜生经常提起广东美术馆的初体验——“当年二沙岛都是芦苇,我记得第一天去广东美术馆,绕馆一圈找不到南门,最后从一个非常小的门钻进去。”1997年开馆时,由广东美协原常务副主席林杭生任馆长,王璜生任专业副馆长。

馆藏是他遇到的第一大难题。此前,政府拨给广东美术馆50万元,作为收藏和征集作品费用。广东美术馆花两万多元,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买了13件李桦的版画作品,这也是当时广东美术馆唯一的藏品。上任后,王璜生多措并举,一手抓收藏,一手抓展览。借广东美术馆开馆的大展之机,逐一联络拜访岭南艺术界耆宿,商谈作品收藏。

之后就有了王璜生接任馆长后的首届“广州三年展”,这让广东美术馆名声大噪。他邀请着名艺术史学者巫鸿先生担纲策展人,首届广州三年展的主题定为“重新解读——中国当代艺术十年”。20世纪的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国际、国内对中国的历史现实生成了新的认识。展览是对该阶段当代艺术的充分研究和展示。

借着巫鸿的国际影响力。那次展览,来了很多国际大牌,国内重要的艺术家、画廊机构批评家也都云集广州,一时盛况空前。以致有不少人问王璜生,首届就做到这幺极致,后面几届还能怎幺玩?

作为掌舵人就要高瞻远瞩,王璜生从学术角度把握着三年展的方向。由侯瀚如、小汉斯策划的第二届广州三年展“别样:一个月耕的现代化实验空间”;由高士明、萨拉马哈拉吉、张颁仁等共同策划的第三届广州三年展“与后醒民说再见”,无论在团队协作方式、理论建设还是前瞻性上,均取得了不凡的成就。也由此奠定了广东美术馆在全国乃至国际上的先锋地位。

2009年,王璜生从广东美术馆调任到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说起两者的不同,他认为广东美术馆是一个公共的美术馆,是从零开始的美术馆,整个建构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而央美美术馆是一个已经成熟的,发展了有四五十年的美术馆,有很丰富的积累,也有很丰富的问题。

他很重视这一次央美美术馆的调迁,毕竟这是聚集了高校知识分子的理想、也非常具有当代性的美术馆。所以之后的每个展览,他都忍不住精雕细琢。他创办了“CAFAMI中央美院美术馆)双年展”“CAFAM未来展”“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等,最让他骄傲的一个是“社会雕塑:博伊斯在中国”,倡导中国的当代艺术应该介入社会,应该直面于我们的社会和人生;还有第三届CAFAM双年展“空间协商: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他试图通过展览去倡导一种文化立场,一种态度。作为知识分子,他认为这是他必须要做的。

王瑛生觉得,作为一位馆长,最愉快的时刻可能就是当自己做出一个还不错的展览,又看到社会反应很热烈,观众很多……在展厅里,看到观众很认真地在观看、阅读、思考,他会忍不住会心微笑。

基于这样的热爱,他又开始构筑新美术馆学的研究。他需要静下心来系统地梳理和比较相关的美术史和美术理论知识,要建立一套新的知识体系。20多年的工作经历、工作实践,包括对中国美术馆的思考,有很多积累,接下来会对此进行整理、写作、出版。

重新回归做艺术家

王璜生做这个计划的时候,正是他离岗退休的时刻。别人看到他对美术馆的热爱,都以为他的退休规划会继续去做其他美术馆的掌舵人,而他选择的则是重新做回一位自由艺术家。就像是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退休之后,王璜生认为,终于可以一个人独处了,喝喝茶、画会画,发发呆……特别舒服,好像不知时日已过。“我喜欢独处”,王磺生很认真地说。

实际上他也没法真正闲下来,身兼中央美院“美术馆学研究”“博物馆与文化政策”“策展实践与视觉传播”3个博士方向的导师,教学工作作为下一步重点仍然会占用他相当多的时问。何况王璜生还想到国外走走,去看看其他那些并不有名的美术馆。不管放得下放不下,美术馆刘他而言,还是一种恒久的牵挂,以另外的方式进行交流递进。

作为一位“艺二代”,选择回归做回艺术家,恐怕根本就是一种灵魂召唤吧。从前,王璜生经常说自己是“业余画家”的心态,不会刻意去争取什幺,也不会削尖脑袋参加国际大展。然而美术馆馆长的工作,满世界看展的激动人心的体验,无疑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源源不绝的灵感。

当初父亲遗留给他的书法与美学,早就解脱于二维空间,而在更多维度里抽离、盘旋、撕扯、纠缠……以虚以实,东西融合。构筑边界的线条很东方,但空间的概念来自于西方,他已经可以随心所欲,在二者之间穿越。

重新成为艺术家的时候,他也同时成为了一位策展人。尽管还植根于美术馆的空间,他清晰如何透过观念去用自己的语言帮艺术家们呈现更好的作品。而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他希望大家更多地参与和关注公共空间、公共文化的相关工作,推动文化民主化;他还希望建立更健康的“艺术生产”“艺术经纪”机制,促进当代艺术健全的生态环境。

“界无所不在。此地与彼地、此时与彼时、现实与想望、安全与探险之间,总有可见与不可见的边界。突破边界是引进任j问科学、文化、社会革新的先决条件,也是‘当代艺术最广泛的定义。”这是着名美术史论家巫鸿教授对“边界与空间”展的艺术性阐释。

所以王璜生的艺术实验充满对边界与空问的探寻和质问,也许对边界的突破,对空间的转换,都是他的使命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