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然
大体而言，唐代汉语的分布区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核心区，即汉语呈连续分布、外族语言基本上可以忽略的区域；另一种是边缘区，即汉语与外族语言相混杂的地区。显然边缘区分布在核心区外围。严格来说，讨论唐代汉语的空间范围，应该将边缘区的外围也勾画出来，但是史料尚不支持。在此只能刻画汉语核心区边界的大致走向。
先看西北地区。在唐朝诗人笔下，这一带汉语核心区域的边界大致在陇山一线。张籍《陇头行》诗云：“陇头路断人不行，胡骑夜入凉州城。汉兵处处格斗死，一朝尽没陇西地。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国养子孙，今着毡裘学胡语。谁能更使李轻车，收取凉州人汉家。”这首诗反映了安史之乱以后，由于陇右沦陷，汉语地盘在西北急剧萎缩的历史事实。
王建《凉州行》亦谓：“凉州四边沙皓暗，汉家无人开旧道。边头州县尽胡兵，将军别筑防秋城。万里人家皆已没，年年旌节发西京。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相较于前一首诗，这首诗的空间关怀更加强烈。张籍只笼统地写到“陇头路断”，而王建则明确写到“边头州县尽胡兵”“万里人家皆已没”。此时陇山以西虽然还有一些汉语的势力存在，但已不成片状，只是一种星罗棋布的状态。
这一形势虽然在中唐以后才形成，考虑到多民族杂处的地缘条件，此前陇西地区显然一直有大量的外族语言分布。岑参《轮台即事》诗云：“轮台风物异，地是古单于……蕃书文字别，胡俗语音殊。”诗中描写安史之乱前的形势，明确说到这一带占优势地位的是蕃书胡语，可见当时这一带在行政上虽然隶属于大唐管辖，而文化上与中原相距甚远。这一状况应该自陇山以西皆然，只是程度稍有等差而已。
陇山以东，汉语核心区域的北界应该在无定河附近。李益《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云：“蕃音虏曲一难分，似说边情向塞云。”在夏州生活着不少六州胡儿，“六蕃语”彼此混杂，“蕃音虏曲”难以区分，表明这一带完全已经是汉语分布的北缘状态。
无定河以东，今山西北部，当时汉语的北缘在岚州、忻州、代州一带。崔颢《结定襄郡狱效陶体》诗称“我在河东时，使往定襄里”，所谓定襄郡即忻州；诗中记载“此乡多杂俗，戎夏殊音旨”，即当地居民有相当一部分不使用汉语。
再看西部及西南地区。西部，四川盆地西缘的横断山脉，在当时是唐朝与吐蕃的分界线，显然也就是汉语核心区的西界。这一界线在西南至于大渡河。建中四年（783年），跪右节度使张锱奉诏与吐蕃结盟，议定的边界便是“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而“大渡水西南为蕃界”。所谓剑南西山即属横断山脉。这一界线显然同时也是汉语核心区的一段边界。雍陶《哀蜀人为南蛮俘虏五章》之二云：“大渡河边蛮亦愁，汉人将渡尽回头。中剩寄思乡泪，南去应无水北流。”反映了当时汉蕃双方对于大渡河作为文化分界都能触发出特有的乡愁。
大渡河以东，汉语核心区的界线大体是沿长江东下，一折而与云贵高原的东沿相重合。岑参《阻戎泸间群盗》诗称：“帝乡北近日，庐口南连蛮。”戎、泸二州均为大渡河所经，岑参诗意分明以大渡河为“帝乡”与“蛮”境分界。在此，“帝乡”无疑指汉语核心区。
三峡以东，汉语核心区的边界顺着云贵高原东沿南折而至于南岭，刘禹锡谪居洞庭湖西畔的朗州（今湖南常德）时，与友人书称当地“阳雁才到，华言罕闻”。居住多年之后，他又在《武陵书怀五十韵》中生发“邻里皆迁客，儿童习左言”之慨。他还在当地创作《蛮子歌》谓：“蛮语钩辚音，蛮衣斑斓布。熏狸掘沙鼠，时节祠盘瓤。”可见当时这一带正处于汉语与西南土着民族语言的接触地带。
云贵高原东缘的雪峰山脉以南，汉语核心区的界线当在南岭一线。在唐人心目中，南岭不仅是一道巨大的地理屏障，承载着丰富的自然分界内容，更是一道区分华夷的人文地理分水岭。徐凝《山鹧鸪词》云：“南越岭头山鹧鸪，传是当时守贞女。化为飞鸟怨何人，犹有啼声带蛮语。”诗中表面描写鸟啼，其实分明在说越过南岭便是“蛮语”的势力范围。在唐人笔下，但凡描述岭南的语言，完全是一幅异域的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