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艳伟+张小玲

保定文化有三宝，“一文一武一衙署”。其中的“文”，指的是莲池书院。今天的莲池书院，是一处旅游胜地，它的名气所在，人们大概会将其与经济、休闲联系起来。其实，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有深厚的文化意蕴。近三百年来，朝晖夕阴，风云变幻，它目睹了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而它自身，也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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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池书院因莲池而得名。据《青苑县志》记载，莲花池是元代守帅张柔所建，他在临漪亭的基础上增建馆榭台阁，奠定了后世的规模。明代时，经历任地方官修复扩建，到后来“蔚成巨观”，莲漪夏艳也成了保定古城的八景之一。

清前期，鉴于明末东林书院牵涉朝政及其所引发的党争等原因，新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的清王朝对书院多有戒备，禁止设立书院。至雍正朝，清王朝的统治已经基本稳固，才放宽了政策，鼓励地方政府兴办书院以培育人才。雍正十一年（1733），朝廷令各省省城设立书院，当时直隶总督李卫认为“畿辅首善之地，应诏宜先”，而莲池“亭馆就荒，池水阏遏不东注。顾以林泉幽邃，云物苍然，于士子读书为宜”。又因“会城当西南十省孔道，贵戚近臣奉朝命往来，及分节畿辅大僚以公事来往者，郡无公所，假馆市廛”，不足以“佐明德恢政体也”，于是李卫会同布政司王谟、按察使窦启英、清河道台彭家廉、保定知府朱寿图以及清苑县令徐备泰等人会商，在古莲花池处兴工建造书院与使馆。该年五月兴工，九月落成，命名莲池书院，有厅事堂五间，精舍三间，廊庑共十一间，群房共四十余间，其经费一部分由当地政府拨付，不足部分由总督李卫捐养廉银支给。书院建成，即成直隶全省最高学府，延请名师宿儒主讲，招集诸生肄业其中（李卫《莲花池修建书院增置使馆碑》）。莲池书院的历史画卷自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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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雍正两朝，社会整体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已是盛世迹象。到了乾隆朝，这一稳定局面继续保持，物阜民丰，人民安居，国家昌盛。此时，朝廷重视文教，乾隆皇帝自身文化修养较高，对书院也十分热心，他登基之初，就颁布诏令，要求各省“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之。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肄业其中”。（《训饬直省书院师生》）他在位的60年间，新建、修复书院1396所，居历朝之首。或许是出于对莲池风景的喜爱，乾隆十年（1745），莲池被辟为行宫，书院的南园被改为行宫，并筑起墙垣，使行宫和书院隔开。莲池书院作为一省最高学府，历任总督常来巡视，又因与行宫仅有一墙之隔，也便于皇帝临幸，乾隆皇帝就曾三次到书院视察学生的课业。他曾即景题诗给直隶总督道：“直省督勤书院规，保阳独此号莲池。风开首善为倡率，文运方当春午时。”赞赏他们的办院成效。对院中的师生，乾隆也曾赐诗勉励：“兹来阅诸生，颇觉知趣向。所期正学敦，讵夸词藻畅。处为传道器，出作济世匠。棫朴方在此，勗之毋或忘。”可以想见当时官方对莲池书院的重视及所寄厚望。

由于朝廷的重视，这一时期书院所请山长也多饱学宿儒，其中以汪师韩、章学诚尤为著名。汪师韩（1707-？），字抒怀，自号韩门，又号上湖，浙江钱塘（今杭州）人，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工诗，于经学亦多有研究，有《谈诗录》《诗学纂闻》《观象居易传笺》等著述十多种。乾隆八年，汪师韩任湖南学政，后主讲莲池书院。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章氏毕生从事著述修志与书院讲学，曾先后主讲于定州定武书院、肥乡清漳书院、保定莲池书院等，有《文史通义》《方地辩体》等著述多种传世，其中《文史通义》一书尤为人推崇，其修志论著对后世方志学的发展也有很大贡献。这些名士在主讲莲池书院期间，无疑会对书院的人才培养、学术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著名学者，再加上政府官员乃至乾隆皇帝的亲笔题咏和赞扬，莲池书院得以名扬全国。国运昌盛，文化事业繁荣，此时的莲池书院正处于鼎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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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之后，人口的压力引发生态环境的破坏，连锁反应之下，社会开始动荡，清帝国已然走上了下坡路。与此同时，在遥远的西方，也正经历着一场机器代替人工的革命。它们似乎处在两个平行的世界中，彼此隔绝。书院的莲花开了又落，秋月春风等闲度，青灯黄卷圣贤书，八股文、试帖诗，士子们的世界依旧是以前的世界。

道光二十年（1840）珠江口洋面上的炮响，打破了清帝国统治者的迷梦。之后，这一古老文明的国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创伤与屈辱。面对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士大夫开始思索救国的道路。他们无不认为教育对于振兴国家有重要意义。鉴于此，他们开始反思传统的教育内容，一些学者开始倡导学习一种不同于以往只针对科举考试的学问，即经史之学。此风气所及，书院课程也有了变化。光绪四年（1878）黄彭年重领书院讲席，于书院增设朴学课，侧重经世致用。黄氏认为，“学术不根于经史，斯人才难底于纯全”，其教学宗旨，并非全在科举之学，而是要讲求学问，长养品德，致于实用，“穷则以孝弟忠信化其乡，达则以经济文章酬乎世”。光绪八年（1882），黄氏建学古堂，广储书籍，明立章程，增开经学、史学课程。书院士子们于八股文、试帖诗之外，开始学习经、史课程。

据曾肄业莲池书院的邢赞亭回忆，莲池之有经古课，虽由黄开其端，然士子之知有学问，实自张、吴始。张即张裕钊，吴即吴汝纶，二人任院长期间，书院的教学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吴汝纶，他曾为曾国藩幕僚，因两江总督兼理对外事务，作为幕僚的吴汝纶自然也要了解“夷务”“夷情”，这就大大开阔了眼界，对西学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之前莲池书院每月分官课、斋课、古课，官、斋课考科举考试的内容，即八股文、试帖诗，古课考经、史、策论。吴汝纶看到“时局日棘，后来之变未知所底，帖括之学殆不足以应之，将欲振人才，弘济多难，自非通知古今，涵茹学识，未易领此”（《桐城吴汝纶年谱》），认为抱守旧的学问，难以同西方列强相抗，必须通外语，熟夷情，才能在国家危急时有所裨益。他力行施教，贯彻“必使博知世变，易其守旧，谓非举中外学术会于一冶，以陶铸而裁成之，终不能成有用之材”的方针，选择学生十余人，向英国传教士学习英文，约以五年为期限。又向李鸿章请求拨款，开设东文学堂，请日本人野口多内任教习，并且招收外国学生。这在当时无疑开风气之先，古老书院呈现出了新气象，迈开了近代化的步伐。

然而，吴汝纶创建外语学堂的举动并不为时人所理解，“群情骇怪，起而非议”。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无知者将其与洋教联系起来，更想要借此打击。是年八月，八国联军入侵，驻保定十余月之久，莲池书院也多半遭受焚毁。后来虽经部分修复，但清帝国国运渐衰，书院也是江河日下。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改书院为学堂。此后，莲池书院改为校士馆，后又改为文学馆。书院同清帝国一起，渐渐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武昌起义后，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全国半数以上的省份宣布独立，清朝的统治土崩瓦解，清帝国的统治结束，成立了新的中华民国。同年，莲池书院被改为保定第二师范附属小学。

如今的莲池书院，每逢周末与节假日，游人如织。经历一百多年光阴，惯看世事变幻，书院深沉静默得如同它门前的石阶。但是，正如古人所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谁又能不被它的深厚底蕴所吸引呢？谁又能不驻足多看一眼呢？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