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晚林
怀念羞怯
晚上甫进家门，央视戏曲频道正在播放经典电影《刘三姐》，于是禁不住坐在沙发上看了起来。《刘三姐》在小时候看过，但当时看得不大懂，朦胧中只知有阶级的仇恨，且财主莫怀仁很坏。后来到湖北大学读研究生，一日从街道走过，忽然听到了《刘三姐》那经典的旋律，遂毫不犹豫地买了一盘。回到家里重复播放过多次，每次都是热泪盈眶，但儿时的阶级仇恨早已消退，所感动者是其中那羞怯而唯美的爱情。
《刘三姐》中这一段唱词尤为经典：
花针引线线穿针，
男儿不知女儿心。
鸟儿倒知鱼在水，
鱼儿不知鸟在林。
看鱼不见莫怪水，
看鸟不见莫怪林。
不是鸟儿不亮翅，
十个男儿九粗心。
这是刘三姐之内心描写。其情节是：阿牛的妹妹偶然发现了刘三姐的绣球，于是就问刘三姐是不是有了心上人，而且如果能成为自己的嫂嫂就更好了。而刘三姐则羞怯地回答道：你真是个傻丫头。此时阿牛正拿着一条鱼快到家了，无意中听到她们俩的对话，既惊奇，又高兴，同时亦羞怯，于是鱼儿不觉坠地，箭似地往外飞奔。这段对话不觉勾起了刘三姐之春情，于是就有了上述的自我坦露。整个过程，无论是男女主人公都表现出一种古典的羞怯之美。这是春情的荡漾，是祈向的朦胧歧出，又是无祈向的自我障壁；是质感温润的自信，又是寂寥落寞的烦闷，更是内柔外刚的胆怯。故“纵令无月夜，芳兴暗中深”；“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着处”。但自信、烦闷与胆怯都是自我的，无待于外的。这是男女之情的原色，是诗的，亦可说是艺术的。这是爱情之“在其自己”，这里是不需要知识的，是人的天机之灵现，浪漫之触动。一言以蔽之，爱情原本该是羞怯的。
但随着科学的发展与知识的增长，现代人离这种羞怯已经愈来愈远了。在我看来，现代人的婚姻之所以时常出现危机，进而衍生诸多社会问题，固然与现代人认为婚姻只是两个人之间的喜欢为唯一考虑有关，还与现代人在爱情过程中没有羞怯相关。许多人以为羞怯与否只是个人的性格问题，有的人生来羞怯，有的人则生来大大咧咧、无拘无束，故不必强求人人在求取爱情之过程表现羞怯。其实问题远非如此简单，羞怯当有大义存焉。孟子曰：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这里虽然主要是基于道德的立场来说人之“羞恶”，不是说爱情上的“羞怯”。但我们由此亦可知，一旦人知羞怯，必不只是一个纯爱情问题，而必上升至道德问题，因为“羞”是人的一种形上本能，特别在爱情问题上尤为如此。盖因爱情最初只表现形色的吸引，但马上又意识到在对方形色的背后有一精神的生命，有其情感、意愿，而期许别人的尊重。复又体认到自己亦是一精神之生命，亦有同样之情感、意愿与要求，两相契合，遂产生羞愧与胆怯，而自认纯形色之吸引是何等鄙俗。这已超越了爱情自身而上升到了更高的精神活动中去也。所以，爱情中的羞怯绝不只是个人的性格气质问题，而是一个更深的道德问题。故有羞怯感的人多易入德。羞怯感再进一步就是敬畏感，而敬畏是一种宗教情怀与神圣品格。因此，有羞怯感的人常不自觉，以为只是气禀使然，实则若能养之以天，济之以学，沉潜反省，必能明其德而神其化。
正因为羞怯，传统女性一般把自己一生的期许与愿望都寄托在一个具体的物上，而不去正面面对一个人。所以，传统女性十几岁就开始亲手缝织自己的信物，如刘三姐之绣球之类，多年如一日。一俟遇到意中人即投掷给他，不用言语，就表示自己一生的用心、相许与期待都在此。而领受此物的人自然明白其中的责任与担负，在这里，领受就是一切。所谓恋人之间的交往与了解不但显得多余，而且显得鄙俗。这是真正的诗的，而诗如实说来必是羞怯的。我们时常要求诗须含蓄温润、朦胧绵远，此是客观地就诗之体貌言，若主观地就人之精神言，则若无羞怯之人，何来含蓄温润、朦胧绵远之诗？此李义山《无题》诗超迈千古之故也，何哉？李义山还爱情以原色。何为爱情之原色？曰：羞怯也。而李易安一阕《点绛唇》，可谓尽得羞怯之全蕴。其词曰：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 见有人来，袜刬金钗溜。 和羞走，倚门回首， 却把青梅嗅。
古典之风情，可谓尽收笔底，跃然纸上。此种传统至徐志摩《沙扬娜娜·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及戴望舒《雨巷》尚依稀可见。现代人多受科学精神的影响，万事讲究明白准确，在爱情上亦是如此。内在的羞怯被斥为没有勇气，诗意的暗示被贬为拖泥带水。这样，古典的羞怯精神完全丧失，爱情被完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爽朗痛快，不必遮掩。现代人当然也讲究爱情氛围之浪漫，但氛围之浪漫不等于内在精神之羞怯。你当然可以利用现代商业的便利为你打造一个浪漫的氛围，有玫瑰花、葡萄酒与轻音乐，但若没有羞怯之心，这浪漫也是虚景，决不温馨动人。你只不过经历了短暂的沉醉，再浪漫的氛围亦是浮云过太虚，人于此只有暂时的美的享受，决无警觉的德性超化与精神担负。
由此可见，唯有羞怯之情，方可有刻骨之爱；存一分羞怯，于个人便多一分德性，于家庭便多一分温存，于社会便多一分安稳。羞怯看似一种古典精神，却是人性之所出。但现代市民社会乃基于科学精神、效益原则与竞争机制，与人之羞怯精神相背离。这也是现代人诚然越来越漂亮，而动人处殊少的根由。故罗素怀着一种思古之幽情叹曰：“爱情最后的田园，似乎不在西藏的高原，就在非洲刚果河的上游。”
现代人既无古典风尚之陶冶，又无存养工夫之修持。这样，羞怯，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一种逝去的梦想，是永远的乡愁与怀念。
怀念悠扬
儿时在偏远的家乡，大人们都出工干农活去了，我一人坐在门槛上，一坐就是半天，也不作遐想，也不作幽思，似乎时间与生命都静寂在那里不动。忽然不知何处传来一声响亮的叫卖声，那声音之悠扬，即刻划破了天空之宁静，使我觉察到这生命的潜存与蕴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是清苦的，但清苦中有宁静与祥和。未分田到户以前，还是人民公社制，大家集体出工劳动。记得我的家乡的最高处有一棵老树，上面挂着一口老钟，钟声一响，算是给大伙发了号令，该出去劳作或回家歇息了。那钟声之悠扬回荡在山野田间，直诱人之心底，犹如天籁之音。这悠扬配合着那天边的朝霞或晚霞，给偏远的小山村更增添了几分古朴、素野与幽雅。
后来进城求学，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整个社会古朴之精神消退，现代之气息滋长。这样，就很少听到那悠扬之音了。虽然其间刮了一阵所谓“西北风”，但多显狂野之气而无悠扬之情。狂野乃气之节律，悠扬乃德之潜发，其境界与业力自有不同。不过，偶尔也可听到一首二首悠扬之曲，如《门前情思大碗茶》《重整山河待后生》，特别是骆玉笙先生的歌唱，可谓极尽悠扬之情致。进入21世纪，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有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之说，实则是人之感性欲望无节制的膨胀与发扬，悠扬之音殆已成为回忆。
以前做买卖的人一定要吆喝，这吆喝中有悠扬，他们以此为乐，不以为这仅仅是辛苦的劳作；以前的读书人一定要吟咏，这吟咏中亦有悠扬，他们以此感发德性，绝不仅仅为了功名利禄。正因为这悠扬中有美的享受，才是金岳霖先生感叹——“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若就惬意人生看，则这衙门之得意尚不如这吆喝之悠扬。
那么，“悠扬”具有怎样的精神内涵呢？按字典的解释，“悠”有“悠远”“闲适”之意；“悠”又同“攸”，“美好”之意。可见，“悠扬”具有美学之精神内涵。康德尝为美学确立了“无功利性”与“无目的性”两大原则，这是把美从现实的功用中抽离出来。但中国文化传统不从概念上讲美学原则，而是从体验上讲美学感受，故讲“远”“淡”“悠”。是以中国传统的诗歌之韵味讲究“平淡”，中国传统的绘画之意境讲究“简远”，中国传统音乐的曲调讲究“悠扬”。同时，中国传统艺术常是诗、画、乐三位一体。下面的诗句都具悠扬之美：
阴霞生远岫，阳景逐回流。
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
（王籍《入若耶溪》）
霜落熊升树，村空鹿饮溪。
人家何处在，云外一声鸡。
（梅尧臣《鲁山山行》）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张继《枫桥夜泊》）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
康德所说的“无功利性”原则与“无目的性”原则是外在的观解的，结果美成了想象力的自由游戏，这是西方文化的传统。但中国文化传统讲“悠扬”却是心性的、体悟的、实践的。所以，悠扬不只是一个纯粹的美学境界，一定与道德境界相关。《中庸》云：“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这是说明“悠”与“远”的道德形上根基。如果没有这个道德的形上根基，则悠扬之美、闲适之情永远不会亲临于世人。即便表面有之，亦是虚幻不实之造作，非自然性德之发露也。故明儒邹东廓有言曰：
空亦不同。有一等闲人的空，他的空是昏昏懵懵，胸中全没主宰，才遇事来，便被推倒，如醉如梦，虚度一生。
可见，若无真宰常定，则悠扬之美根本是虚幻的沉醉。庄子于《刻意》篇中亦有区分：其一是“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其二是“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前者根本是虚掩的生活情调，后者才是真正的悠扬之美、闲适之情，因为它来自人之性德。
《论语·宪问》载：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
从这里可以看出，磬之悠扬中一定有孔子的道德担负。又，《论语·先进》载曾点之言曰：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这悠扬之歌咏一定是人之德性英华之自然发用。故朱子释之曰：
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
人若能尽性全德，必有悠扬之美，不必发之于歌诗，但若发之于歌诗，必为悠扬之调。是以《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此万世诗乐之宗也。”许慎《说文解字》训“永”为“长”。可见，中国传统中，诗应可歌，而歌则必有悠扬之美。于是《礼记·乐记》曰：“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这进一步说明歌之悠扬之美。《论语·述而》载：“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于是日哭，则不歌。”丧事中自不可有悠扬之美，故“不歌”。由上面之论述中可知，中国传统的音乐歌诗之悠扬之美，乃一种道德实践问题，绝不是一个纯粹的艺术问题。故《礼记·乐记》曰：
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
又曰：
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
如果乐由德而发，则一定悠扬而感发人之心志，是为雅乐；若乐由欲而发，则一定滥溺而煽动人之声色，是为俗乐。现代音乐多滥溺煽情，其不可至于悠扬之境，不亦宜乎？难怪亚里士多德说：“轻舒柔靡的软调使人如入醉乡，不宜用作教育。”（《政治学》卷八章七）
现代人生活节奏太快，应酬太多，使人没有心情去享受宁静、闲适、悠扬之美，但我们须知，闲适、悠扬之美决不只是一个艺术的领受问题，而是一个道德实践问题，存养工夫问题。你整天陷于外在之物欲之中，真宰弗存而不知所向，当然与悠扬之美无缘。而现代艺术欲顺此方向以求缓解人之精神紧张，恐亦是徒劳，因其不知艺术之价值根底之何在。《易传·坤文言》云：“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所以，不要以为现代社会不具备悠扬之美的品格了，这绝不是一个纯粹的艺术问题，说到底，还是现代人存养工夫不够。
现在许多地方，如丽江、平遥、乌镇都保有古镇原有之风貌。那蜿蜒曲折的石板小巷还在，但叫卖声已不再悠扬；那幽雅玲珑的木屋纸窗还在，但读书声已不再悠扬；那清澈灵秀的小桥流水还在，但捣衣声已不再悠扬；那轻盈摇曳的乌篷小船还在，但划水声已不再悠扬；那挺拔苍劲的古柏老松还在，但谈笑声已不再悠扬。甚至，那庭院深深的闺密小楼还在，但已没有了那清纯古朴的阿妹，也没有了那健壮憨厚的阿哥。
悠扬，对于现代人来说，已成为永远的乡愁与怀念。
（作者系湘潭大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