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以迅
1933年秋，父亲转学进入杭州之江文理学院经济系就读，同学中有一叫史咏赓的，是上海报业大王——申报馆老板史量才之子。他们在交往中成为挚友。因为史量才是之江文理学院的金主，还是名誉校董，所以史咏赓在学校颇具人缘，朋友圈子很大，并不局限在所学系范围。因其爱好运动，史量才又给学校捐建一所体育办公室，供广大学生开展体育运动。
史量才一贯仗义执言，在《申报》上为民发声，得罪了蒋介石。蒋威胁“我有一百万兵”，史量才冷冷回应“我有一百万读者”，蒋遂起杀心。1934年底，蒋派人将史量才刺杀于沪杭公路海宁翁家埠，同行的史咏赓侥幸脱险。
史咏赓人身安全受到极大威胁，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之后的一段时期，在上海寓所深居简出。自那时起，作为挚友，我父亲陪同其居住在史宅达半年之久，并等待一同去日本留学，为避灾，也为换个环境放松心情。到1935年9月，时机成熟，父亲与史咏赓一起东渡日本，同行的还有史咏赓表弟沈柏年等人，他们就读于东京东亚高等技术学校。
1937年6月抗战全面爆发前夕，父亲和史咏赓一起回到上海，仍住在史家。那时，史咏赓已子承父业，既要对付外来势力操控，还要努力保护自家的资产，可谓费尽心机。《申报》于1937年12月15日停刊后办过《申报》汉口版，但只是昙花一现。1938年3月1日《申报》香港版发行，父亲随史咏赓去香港，在香港申报馆就职。面对日本侵略者大兵压境，《申报》在逆境中应变，在夹缝中求生，曾以各种方式力图延续，包括借用美商哥伦比亚公司名义复刊，但最终未能摆脱被日伪吞噬的命运。
《申报》香港版出至1939年7月10日停刊，父亲和史咏赓等在香港一直住到1941年春天才回到上海。其后父亲进入上海申报馆，从见习职员做起，一直做到出纳主任、出纳科科长。那时《申报》已被国民政府接管，史咏赓为保史家产业，与亲朋好友组建永隆仓库，大家出资认股组建公司，由这家公司向史家租用仓库，以民间股份制方式转移财产，一股二股都行，父亲也入了一股，后来退股得四百元。父亲帮永隆仓库做过一些账，史咏赓表弟沈柏年、妹妹史明明的丈夫胡文元都负责过永隆仓库的管理。
史咏赓第一任妻子叫朱蕴青，也叫朱联芝。两人1936年结婚，1938年就离了，她分得了不少赡养费。她是我妈妈的姑姑，但只比我妈大五岁，后来成了我父母的婚姻介绍人。史咏赓在1949年后离开大陆，听说他后来娶了日本妻子，1977年在美国去世。
懿园旧梦
1941年，大姑父顾志成得贵人严惠宇相助，全家搬进福履理路懿园三十一号一幢三层刚建成不久托管的洋房，父亲也随之到懿园和元和大姑家一起住。那所房子外观为仿英国乡村别墅式样，据称为国民党元老陈调元所有，大姑一家一直在那里借住至1950年。那段时间，懿园三十一号是张家在上海的活动聚集地。
懿园弄堂宽敞平整，可供两辆车开行，房子质量很好，楼梯踏板非常结实，以至于七十多年后的今天走在楼梯上依然没有任何嘎吱声响。我的父母1946年成婚后就住在懿园的三楼，大姑一家住二楼。哥哥以逵、姐姐以韶、定和三爷、宁和七爷都在那里住过一阵子。上海解放前夕，大姑父顾志成再三劝父亲一道去台湾，父亲认为自己没有做过不利共产党的事，用不着害怕，没必要逃避出去。1949年5月20日，大姑一家四口以及两名保姆乘船去台湾，其后小保姆小毛在1989年回上海探望我妈妈，还在感念大姑一家对她们的照顾。
到1950年，房东要收回房子，父亲匆忙另外找房。当时住房是要用黄金顶的，父亲用从友人处借来的十一两多黄金（应该算是一笔巨款）顶下了上海新村（淮海中路1485号）房子，租住了五年。后来接房管所通知房租要翻倍，因为房主原是民国官员，他的房子属于敌产，被充公了，所住租户必须向房管所交付双倍房租，从每月二十元涨到四十元，这成了不能承受之重。父亲虽然愤愤不平，但也无济于事，只有无奈搬离，另寻他处租住。
“和”字家风传承
上海解放后，《申报》更名《解放日报》，父亲留在报馆继续担任出纳科科长，后调入《解放日报》印刷厂任材料科科长。后来，《申报》留用职员被陆陆续续清理，到1958年，父亲被从《解放日报》调出担任中学教员。
我1960年出生，儿时总能看见父亲晚上伏案的背影，或是备课，或是批改作业，他的身影被台灯投射到墙上，显得那幺高大。我早晨醒来时，父亲已经上班了，学校在浦东塘桥，路程远且还要摆渡过黄浦江，所以他每天很早就出门了。他当过班主任，也做过教研组长，工作非常辛苦。父亲对子女管教非常严厉，平时不苟言笑，我们有错会被罚“立壁角”（罚站），我们都有点怕他。“文革”开始后，父母都受到迫害，身心俱损，父亲的健康每况愈下，后来长期卧床，于1973年2月病逝。
父亲卧病期间，窦（祖麟）伯伯经常来家探望，陪着聊天解闷，帮助排忧解难。我记得是1972年夏天，窦伯伯拿来四个轮子，为父亲改装轮椅，夜里还推着父亲去了趟襄阳公园。时隔多年，父亲终于出了弄堂。那个年代，窦伯伯自己患有食道疾病，多以面条为主食，且只能一根一根地吞咽，健康状况亦不乐观。父亲长期请病假，只能领七折工资，要治病还得增加营养，且我和以韵姐姐还在念书，家里生活困难，得允和二姑主持，在国内的允和二姑、兆和三姑、宗和大伯以及定和三爷、宇和四爷和寰和五爷一起接济相助，一直资助到1978年我考上大学，有助学金为止，父辈的“和”字家风再次充分体现。承此优秀传统，几十年来，我们兄弟姐妹间从无任何争执，和睦相处，且都做事低调。
前些年，贵阳以
（责任编辑/张静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