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广宇
整整100年过去了，齐邦媛手中的那张往返机票早已过期，父亲齐世英在1947年为她买下的这张带着回程票的机票，终究没能带她飞回北方的故乡，也没能再带她看一眼那条被冰雪封冻的辽河。2024年3月28日凌晨，这位出生于辽宁铁岭的作家、学者在中国台湾地区去世，享年100岁。
身为着名的英语文学研究者，齐邦媛最为人们所知的作品是一本用中文写就的回忆录。这本名为《巨流河》的厚重作品，是她在80多岁时创作完成的。书中讲述了她的父亲、中国国民党政界人士齐世英的传奇经历，也记载了她和家人、友人在战争背景下不断迁徙、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在一段段沧桑的个人史中，透露出大时代变迁的线索。
2001年之前，齐邦媛曾4次来到大陆寻根。当然，她还有另一种怀念故土的方式。从定居台湾地区开始，她将大量精力投入文学研究和教学、编辑工作中，致力于将台湾作家的中文作品传播至英语世界。通过在文学中的浸润和奉献，她找到了回家的另一条道路。
不能让记忆“与草木同朽”
诗人席慕蓉是最早得知齐邦媛近况的人之一。2023年11月的一天，席慕蓉接到了独居的齐邦媛从台湾桃园的养老公寓打来的电话。当时，齐邦媛向席慕蓉表达了告别之意，在她看来，齐邦媛口中那句“再见”，就是在向她提前道别。席慕蓉与齐邦媛相识已经有三四十年，她一直带着学生与晚辈的心态与齐邦媛交往。在她眼中，齐邦媛的个性中有刚强的一面。她知道，从80多岁时开始，齐邦媛就选择在老年公寓中布置自己的书房，专心创作，《巨流河》就诞生于这间书房之中。
刚强、热情和温婉是齐邦媛身上的一体多面，了解她经历的人都会明白，这样的性格并不矛盾，因为她从童年到青春期的很大一部分精力都花在“寻找一张安静的书桌”上。
1930年，年仅6岁的齐邦媛从东北来到南京。1937年，南京大屠杀发生前，在南京读中学的齐邦媛从安徽到达湖北汉口。1938年春天，她和家人开始了漫长的流亡，从湖南长沙、广西桂林、贵州怀远进入四川，再到重庆安家，就读张伯苓执掌的南开中学读书，才算是暂时找到了落脚之地。在多年的流浪生涯中，身为官员的父亲不能随时陪伴在齐邦媛身边，作为家中长女的她虽然有哥哥，但也必须撑起家中的责任。她经历过弟、妹夭折，母亲重病，被轰炸、疾病困住的惨痛，正是这些经历，让这个曾经体弱敏感的少女被迫长大，发展出了积极应对生活的一面。
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留德归来后，在北平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国立中学，招收流亡学生，也曾主办杂志，收留难民，最后经历了多年战争之后定居台湾地区。因为长期带着家人四海为家，他也有种漂泊无依之感，常常对齐邦媛说，自己的一生已经“与草木同朽”。这句话让齐邦媛感到很难过。
后来，齐邦媛就读武汉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又辗转来到台湾地区的机构执教。多年来，在教学和生活琐事中忙碌的她，没有忘记脑海中那个想法，就是不能让父辈们的经历“与草木同朽”，于是提笔写就回忆录。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在一个混乱的年代里生存下来，并成长为一名学者，齐邦媛一路是幸运的。比如，她生在一个有经济条件和文化底蕴的家庭，使她得以接受良好的教育。作为家中诞生的第一个女孩，齐邦媛也未遭遇性别歧视，反而得到了长辈的呵护和宠爱。她刚降生不久时，身为张作霖旗下军官的祖父回到家中，见到襁褓里这个不足5斤、“猫”一般的小孙女，心生怜爱，第一句话就是“谁也不许欺负我这个孙女”。但不幸也很快袭来，在那个婴儿死亡率高企的年月，天生瘦弱的齐邦媛在快满周岁时患病，高烧不退，气若游丝，最终在母亲的坚持和医生的抢救中侥幸地存活下来。
身体的先天不足带给齐邦媛的是天生体弱和敏感早熟的心性，甚至更多直面死亡的经历。1934年，10岁的齐邦媛因为肺病被送到北平疗养。当时疗养院里全是成年病人，只有她一个小女孩住在单间，孤独和恐惧随时袭来。那时肺病是重症，疗养院里经常有人死去。年幼的齐邦媛不知道什幺是死亡，但她能感知到，胆小的她一看到撒石灰就开始哭。当时疗养院有位20多岁的张姐姐，喜欢文学，是她最亲近的朋友。她在张姐姐那里看了林纾翻译的《茶花女》，成为自己的文学启蒙作品。但有一天，张姐姐的房间里也撒上了石灰。这段经历，也是她除了亲人离去之外最恐怖的一段死亡记忆。
虽然幸运地治好了肺病，但因战争四处搬家、转学的经历让齐邦媛极度缺乏安全感，不受控制的哭成了她释放情绪的方式。在《巨流河》中，齐邦媛记述了两段自己在长江边痛哭的经历：小学毕业时被迫从芜湖逃亡汉口，因为南京的家没了，她哭了一路；后来在重庆度过了一段相对安稳的时光，中学毕业后，她选择到四川乐山就读武汉大学哲学系，在乘船离开沙坪坝时，因为想家，她又哭了一路。一同前往的同学打趣说，照她这个哭法，难怪长江水要涨。
最终，文学和书籍将齐邦媛领上了一条计划外的人生之路，而领路人正是她的恩师、美学家朱光潜。虽然齐邦媛就读哲学系，却在英文统考中考出了全校第一的成绩，受到了朱光潜的注意。身为武汉大学的教务长，朱光潜亲自出面和这位学生聊天，认为她太多愁善感，感性大于理性，虽然没有哲学上的慧根，但文学天赋很突出，不如转学英文，自己也可以作为她的导师。齐邦媛听从了这个建议，并果断转到位于武汉的武大英文系就读。很快，齐邦媛意识到，学习文学对她而言是正确的决定，遇见恩师朱光潜也是她颠簸人生中的又一件幸事。在晚年，她曾回忆，文学一直是她敏感人生中的特效药，在人生痛苦的时光里，她总是回想起自己在年轻时背诵的那些英文经典，无论是在经历战争还是病痛时，雪莱或华兹华斯的诗歌都能有效地治愈她的内心。
在《巨流河》中，人们也能看到充分的文学素养和共情能力，让暮年时写作的齐邦媛可以做到将浓厚的情感融入克制的表达之中。她回忆过一个高中时遭遇战火洗礼的经历：一次，日本军机轰炸她位于沙坪坝的家，她家的屋顶被震落一半。晚上，漏掉的屋顶偏偏碰上了连夜雨，而当时她的妈妈还在生病，必须躺在床上。大家在床上给妈妈铺一块大油布遮雨，由爸爸坐在床头撑着油伞，遮着他和妈妈的头，就这样等着天亮。与此同时，另一件让她难过的事则是，邻居家的农夫被炸死，农夫的母亲坐在田坎上哭了两天三夜。“死亡可以日夜由天而降，但幸存者的生命力却愈磨愈强。”经历了这些，她发出了对生死最真实的感悟。
在这部如长河一般的回忆录中，这种能切中人们心绪的故事比比皆是。齐邦媛和青梅竹马的飞行员张大飞的朦胧情愫，是巨流河底一道温暖深情的潜流。张大飞是曾经寄住在齐邦媛家中的一名东北流亡学生，后来就读军校，并被选为第一批到美国受训的飞行员，回国后加入了陈纳德的飞虎队。两人书信往来多年，情愫互生，却没有向对方袒露过真实的心绪。此后，她一直收到张大飞从各地寄来的蓝色航空信，直到1945年张大飞牺牲，提前写好的遗书中才袒露了对齐邦媛的爱恋。这种相聚短暂、等待漫长，追求精神沟通的“爱情传奇”，在当时也并非孤例，而是战火中诸多年轻人真实的状况。
在时间中流传
《巨流河》中，关于台湾生活的篇幅虽然不短，但是比起齐邦媛跌宕起伏的前半生，还是显得温馨、平和了许多，甚至有些日复一日的平常。唯一值得喟叹的内容是，齐邦媛当初来台湾的确没有想着久留，包括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铁路工程师、被派到台湾参与建设的罗裕昌，他们的心态也是一致的。当时，年轻的两人远离故土，因为孤独逐渐产生情感而结合，但他们都没有想过自己会一直留在台湾，甚至在1948年结婚时，两人的婚礼都是回上海办的。他们在台湾落脚，一开始甚至没想着买房子，因为始终觉得自己总有一天要回家。后来的几十年，齐邦媛教书、做学术，罗裕昌参与铁路建设，工作艰辛，时常加班，但曾经经受过苦难的他们都安之若素。2012年，罗裕昌去世，孩子也没有陪伴在她身边，最终剩下齐邦媛一人。
很多人知道，老年的齐邦媛在人们眼中依然是个爱美的人，她系丝巾，涂鲜艳的口红，喜欢去咖啡馆，也爱自己冲泡咖啡。她曾经对别人说，自己百年之后，要走得干干净净，不要“不成样子”给别人看到，希望有带翅膀的小天使来接自己。话语中透露出年轻可爱的心态。
她活得认真、鲜活，对原则坚持，对历史诚实，讲话直接，也不喜欢贪图虚名。多年来，除了《巨流河》和一些英译文学作品，她并没有大量出版自己的作品。齐邦媛生前，曾有人想帮她建立一座“齐邦媛文学馆”，文学馆的赞助和地点都有了着落，但她却坚定地拒绝了。齐邦媛说：人生百苦之源，一是命运，一是名利。而人之所以败坏，一是为名，一是为利。活到百岁，绝不可屈从于虚名。在齐邦媛看来，《巨流河》是尽力为那一代的人物做传，也是她毕生难忘的回忆，并非为文学、作家之名所作，当然也不能贪图这种名利。
在《巨流河》中，提到第一次飞往台湾的旅程，年轻的她还不知道这一切将如何发展。那是1947年10月的一天，她乘上双螺旋桨飞机，两个小时就抵达了台湾，看到了罕见的菠萝和香蕉，心中还有种莫名的兴奋。但多年以后，回想起那张再没有用上的返程机票，她明白地写下了这样一句：爸爸给我买的是来回双程票，但我竟将埋骨台湾。
（摘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