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义和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确立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二十字方针。随后，中央审议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和《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从宏观上对乡村振兴进行了定位。从微观层面来看，各地在贯彻中央精神的同时，也要通过转变思维创造性的谋求乡村振兴。

（一）从单一发展思维向系统发展思维转变

十九大报告，三万多字，新提法，新举措很多，但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把长期以来对农村的称谓从“农村”变成了“乡村”，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却有着深刻的含义，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在近代之前中国一直称现在的农村为“乡村”。近代以来，根据现代经济学的“三次产业”分类理论，乡村变成了农村。农村是专门从事农业产业为主的经济单元，主要功能也只是为城市生产粮食。乡村的内涵则丰富的多。比如甲骨文中“乡”字，是两个人围着一个放着肉菜的盆相向而坐。字面理解古代乡村应该是一群人共同生活的地方，而不是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实际上，古代中国的乡村应该是一个有血缘、能互助，有共同风俗习惯、文化和价值的地方。

党的十九大把农村恢复为乡村，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代表着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思维。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方针，绝不是单纯的追求单一的农业经济振兴或者产业振兴，而是包含了人才振兴、组织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的乡村振兴，是乡村的全面振兴。正是基于这种新思维，原来的农业部改革为了农业农村部。

（二）从“城乡统筹”向“城乡融合”城乡等值互补思维转变

从“城乡统筹”到“城乡融合”，虽然只是一个词的变化，却是党中央关于城乡关系的新提法、新思维，也是党的十九大提出解决城乡二元格局的新举措。如果按照城乡统筹的思维框架来振兴乡村，仍然无法摆脱城乡关系的不平等。在这种思维框架中，城市是大哥，乡村是小弟，城市第一位，乡村第二位，城市在上，统筹乡村发展，乡村各要素快速向城市流动。比如新农村建设。原本许多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古村落、古建筑被严重破坏，甚至整体拆迁，一栋栋城市小洋楼崛地而起，农村建设的像城市。如今当人们认识到古村落的文化、经济价值后，又开始进行恢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惨痛的。如果未来还是按照这种思维来处理城乡关系，城市终将替代乡村。没有乡村谈何乡村振兴？所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城乡融合”，这是一种新的思维框架，是对城乡关系的新定位、新认识。

可以说中国的城镇化，以牺牲农村的利益为代价的，主要表现在农村人口和资源大量向城市流动，而城市资源要想来农村则受到种种限制。近年来，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逆城市化的出现，即城市人口和各种要素开始向农村流动。逆城市化的出现固然与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城市病爆发、空气污染、雾霾严重、生活成本提高、千城一面城市建设风格等因素有关，也是人们开始更加注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希望呼吸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风景，以及安全健康的食物。在这种现象的推动下古村落改造、乡村民宿、乡村旅游、有机农业成了新趋势。这也是未来城乡融合发展的应有景象，改革开放前几十年，农村各种要素进城，加快城市化发展，未来乡村振兴将有跟多资本下乡，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资源和人口的自由流动，互补共赢，才能实现城乡的共生发展。

（三）从工业经济思维向适度小农经济思维转变

农业的工业经济思维是一种农业工业化模式，即将农业生产按照工业模式进行运作，田间变成车间，进行精细化管理。在这种模式下，确实能够最大限度的提高生产效率，许多人认为这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长期以来，我国在如何发展农业的问题上，也深受工业思维的影响，不断有人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主导下的小农经济已经严重阻碍农村的进一步发展，要使分散的、小规模的小农经济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学习美国式的大规模的、机械化的现代农业模式。对于现在中国农村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则是阻碍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但事实上小农经济仍在为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未来也不可取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不是不要小农经济，而是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发展家庭农场，发展农村合作社，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探索出一条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以美国为首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走的是大规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但我国难以复制。因为两国国情不一样：美国仅有3亿多人口，却拥有耕地面积30亿亩，每年出口大量的农产品，根本不需要考虑国内粮食安全的问题。而中国拥有14亿人口，却仅有耕地18亿亩，而且耕地还在不断被挤压，最后只能用行政命令的手段画出红线。如今更是每年进口大量的农产品，以满足国内生产生活需要，这种情况使得我们国家农业的首要功能就是满足国内民生所需。

实践也证明，放弃小农经济，将会给中国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就开始学习苏联模式，集体管理的规模经济逐渐取代了小农经济。结果造成1958年-1960年三年灾害。实践证明，消灭小农经济代价是惨痛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产到组、包产到户，“一包就灵”，秘密就在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得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又重新活过来了。

（四）探索乡村“三位一体”治理的熟人社会思维

近年来，基层治理问题不断，也出现过2011年广东省乌坎村事件这样国际国内影响比较大的基层治理问题。在如何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提升基础干部治理能力问题上，中央也在一直探索中。党的十九大对于如何加强基层治理，提出了一套新的治理体系，即坚持自治、法治、德治“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这个治理体系跟城市治理体系是不大一样的。城市更多强调法治思维，而农村不单单需要法治，还需要德治，因为乡村本质上是一种熟人社会，城市是一种生人社会。不同的社会要求治理的模式也不一样，如果机械的将城市治理的生人模式死搬硬套在乡村治理中，必然会导致乡村治理失灵。

实际上，要根治乡村治理失灵的问题，首先要了解为什幺民主选举在我国乡村无法真正落地？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模式实际上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治理实践需要而产生的，是一种德治主导下的推荐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以血缘为纽带的熟人社会。在这样一个小规模的熟人社会中，每个人的信息都是透明的。谁是骡子？谁是马？大家都知根知底，到底谁成为乡村的管理者也就不需要通过投票选举的形式来确定，而是由乡村德高望重的长者来推荐。千百年来实践证明：民主协商推荐制度是适应中国乡村社会实际而形成的社会治理模式。相反，西方社会，人与人是一种契约关系，是生人社会。在这种社会中，社会秩序很难通过中国式道德来构建，而只能通过法治构建。

当然，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实践，如今中国的乡村既有熟人社会的影子，也有生人社会的因子。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探索一条适应中国乡村实际情况的治理模式，即自治、法治、德治“三位一体”的治理模式。

中国的改革最早是从农村开始的，四十年来，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积累下了大量问题。要下大力气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转变农业农村发展思维，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乡村振兴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