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楠楠，苏 聪
（1.贵州财经大学工商学院MBA教育中心，贵阳 550001；2.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贵阳 550001）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经贸关系一直备受瞩目，特别是21世纪的头十年，两个因素对中拉贸易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入了全新开放的时代，这为开启中国与拉丁美洲建立密切的经贸关系提供了契机。二是2008年，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对拉丁美洲贸易与投资政策文件》。该政策文件明确了双方经贸关系中指导方针，以及出现问题之后的解决方案。在上述两个因素的影响下，双方经贸关系得到了长效的发展，引领了此后双方十余年来的经贸往来，尤其2008年以后成为中拉经贸关系发展的重要时期。
一、中拉经贸关系发展现状分析
（一）贸易跨越式增长：经贸合作的主体
2001—2016年，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日益增长。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地区、国家的贸易额大幅度提升。亚洲、欧洲和北美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市场，而中拉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的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不大，但中国对拉美的进出口贸易增长速度是最快的。当前，双方进出口贸易量呈现几何式的量级增长，从总体上看，结构保持平衡关系。从贸易总额看，2010年是一个分界线，2010年前增长势头较为缓慢，2010年后，中国对拉美的出口增长了62%，进口增长了41%。其次，双方贸易在各自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逐步提升。尽管中拉双方都不是各自对外贸易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是其所占的比重却在逐年增长。中拉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02年的3.1%上升至2016年的7.5%，尽管对拉美的贸易总额缺乏统一的数据，但我们从巴西、阿根廷和智利三国中的对外贸易数据中可以得出结论，中拉贸易占拉美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在最近五年来也出现了大幅度的提升[1]。
根据拉美的统计数据，近年来，拉美对欧美和日本的贸易额在拉美外贸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出现下滑的趋势，而对中国的贸易额所占的比重却呈现逐年上升的势头。中国已经成为许多拉美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比如，2011年，中国是巴西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是阿根廷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与此同时，中国是巴西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地，是阿根廷的第四大进口来源地。根据拉美经委会预测，到2020年，拉美向中国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将达到19.3%。由此可见，由双方的贸易带动了双方国际关系实质的提升。
中国与拉美双方的贸易互补性强，有利于国际贸易的互利互惠。拉美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工业制成品，而中国从拉美进口的商品主要是初级产品。根据拉美经济贸易委员会的报告显示，大部分拉美国家向中国出口的初级产品非常集中，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拉美国家经济得以快速复苏得益于中国的庞大市场对拉美初级产品的旺盛需求[2]。
（二）投资迅猛增长：经贸合作的新亮点
近十年，中国对拉美投资快速增长，其中尤以2010年前后较为显着。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达到1 70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而拉美是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地区之一。中国对拉美投资数额的大幅增长，促进了双边贸易的扩大，改善了双边贸易结构，也提升了中国对拉美贸易的竞争力。拉丁美洲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最为迅速的第三大地区。2017年，中国对拉美投资存量达到2 000亿美元。根据拉美经委会的统计，2017年，中国已经成为拉美地区第二大投资来源国，仅次于美国。从行业分布来看，近些年来，通讯、能源和跨境电商的投资合作也如火如荼展开，中国在拉美的投资多元化格局正在形成，预计未来制造业、基础设施和服务业也将被纳入。贸易结构优化和投资多元化是中拉经贸合作全面发展的“双引擎”。根据拉美经委会的统计，接收中国直接投资的拉美国家主要是巴西、阿根廷和秘鲁，这些国家与中国都有密切的贸易关系[3]。
从行业、企业和投资方式三个方面看，近三年来，中国对拉美的投资出现了提质增速的可喜变化，具有以下三大特征：第一，中国对拉美投资不仅总量增长，质量也在不断提升。2015年以前，大额投资主要集中于能源和矿产资源领域。1994—2015年，中国在拉美油气领域的投资总额达到308亿美元，矿产领域主要是以铜矿和铁矿为主。能源与矿产领域内的投资占总投资额的70%左右。但近三年来，在投资领域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中国在拉美的投资已由传统的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向金融、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诸多行业拓展。第二，尽管在中国对拉美的投资中，中央企业仍占据主导地位，但一批民营企业也开始参与其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比如阿里巴巴、华为和中兴通讯。第三，从投资方式来看，中国在拉美的投资主要以并购为主，创建投资较少。这与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所处的初级阶段密切相关[4]。相对于那些早已在拉美耕耘多年的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而言，从谈判到经营，再到风险控制，中国企业的经验都比较少，因此，起初通过并购方式接手拉美资产可以较快地进入当地市场，并降低交易成本。随着经验的积累、对外投资步伐的加快以及中国对拉美国内需求的把握，中国企业在拉美的创建投资会相应增加，这种趋势或许在制造业行业体现得更为明显。
（三）兴起与期待：金融合作方兴未艾
随着中拉贸易和投资的提质增速，中拉金融的深入合作的需求也顺理成章，而国际金融危机从客观上也使中拉金融合作的步伐得以加快。根据美洲国家对华数据，在2005—2015年间，中国向拉美国家或企业提供贷款1 250亿美元（约占该地区GDP的2.5%）。巴西也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的创始成员。为支持中国和拉美国家开展合作，中方还承诺以对拉优惠性质贷款、中拉基础设施专项贷款、中拉合作基金和中拉产能合作投资基金等形式向拉美提供数百亿美元的融资。例如，中国凭借贷款手段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为拉美地区提供了极大帮助。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对拉美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超过了其他任何经济体，这使得其工程建设企业的技术能力及后勤管理能力得到迅猛发展。然而，中国还远非拉美地区的主要外国直接投资者，中国的投资额约占该地区全部外国直接投资额的6%。从以上中国与拉美的金融合作可以看出，双方积极推动货币、能源领域合作，区域多边贷款机构融资，随着中拉经贸关系的迅速开展，双方的金融合作也将继续深化。除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外，中拉在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设计咨询方面的经济合作也取得了长足进步[5]。
二、中拉经贸合作前景分析
（一）中拉经贸合作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
拉美地区有33个国家，人口5.88亿，GDP总量达5万亿美元，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最主要目的地之一。第一，拉美地区是中国工业原料的重要供应地。根据中国矿业联合会的研究，到2020年，中国“短缺”和“严重短缺”的矿产达19种之多，除铬和金刚石外，拉美有17种矿产的储量居全球领先地位，有十余种已经是拉美对华出口的主要产品。拉美对华出口的大豆、豆油、鱼粉、铁、铜矿砂及精矿等占中国进口此类产品的1/3，是中国不可替代的供应地；拉美还是中国动植物油脂、糖类、钾盐、木浆等11种重要工业原料的现实供应地；是柠檬油、硝酸钠、未精炼铜、锰、铝等7种重要工业原料的潜在供应地区[5]。第二，拉美是中国企业海外布局的战略支点。尽管中国周边石油等资源丰富，但因领土争端、民族矛盾和大国激烈争夺而难以施展。相反，中国与拉美地区虽然相距遥远但无任何领土争端，国际环境方面的条件更为优越。第三，拉美是中国能源来源多元化的现实选择。自2010年以来，在中国的石油进口来源地排名中，拉美稳居第5位，但比重显着上升。近年来，拉美各国探明储量不断上升的矿产资源和不断发现的大型油田也为中国的多元化战略提供了条件。相比亚洲及中国的周边各国，中国与拉美国家相距遥远，没有历史纠葛和领土争端，作为世界上最早最大的发展中地区，中国和拉美有相似的历史境遇、共同的发展诉求和诸多领域合作的现实性和可能性，拉美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外部市场以及能源、资源提供者，潜力巨大。因此，中拉经贸合作的跨越式发展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战略意义。
当前，拉美国家初级产品出口型经济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经济的崛起为拉美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2011年6月，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发布的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经贸往来迈入新阶段》的长篇分析报告，审视了近几年中国与拉美各国、各地区、产业之间不同商品的贸易往来趋势及中国在本地区的直接投资，分析了中国与拉美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中国对本地区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对未来的影响。报告认为，发达国家经济体在2020年前很难恢复到危机前的活力，而中国消费的持续增长以及新增投资的流入流出将很可能转化为世界经济的新动力。
根据拉美经委会的预测，美国、欧盟和中国作为拉美主要贸易伙伴的地位将在今后十年发生重要变化。2009年，拉美向美国、欧盟和中国的出口分别占其总出口的38.6%、13.8%和7.6%，到2020年，将分别变为28.4%、13.6%和19.3%；同期，拉美从美国、欧盟和中国的进口将分别从占33.1%、14.7%、9.5%变为26.1%、14.0%和16.2%；2015年，中国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超越欧盟。与此同时，中国与拉美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的差距将大幅度缩小。因而，中国正在为拉美提供着巨大的历史机遇，使得本地区面临着非常有利的经济周期。在当前世界经济下滑的阴霾下，如何抓住这样一个历史机遇是拉美面临的重要考验。拉美国家需要大量对基础设施、技术革新和人力资源的投资，而中国正好有这些方面的优势，双方的经贸合作具有极大的互补性。此外，必须设法实现中国在本地区更多的海外投资，特别要加强以改善基础设施、促进出口多样化和建立两地企业联盟为目的的投资，使拉美国家融入以中国为中心的生存价值链。
（二）国际金融危机提供的新契机
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和拉美提供了一种外在压力，使双方认真思考是否需要进行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以及经济发展模式是否可持续。根据当时的情况，外需骤降是中国和拉美所遇到的共同的冲击，而这正好是双方近些年来所遵循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潜藏的主要风险。中国自2000年以来就持续出现了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这直接导致外汇储备累积，外汇占款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增加，形成国内货币持续的流动性过剩。而导致经常账户顺差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实施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实施鼓励出口的产业政策。中国已经认识到刺激内需和寻求内外平衡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在“十三五”规划中，政府提出今后五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7%的预期目标，这种主动调低经济增长速度的做法已经释放出中国正在进行发展模式战略转型的信号[6]。
而对于拉美国家而言，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之后，此后拉美各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促成了该地区由内向发展模式向外向发展模式的转变。经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后，拉美国家重新走上可持续增长之路，也急需进行一些重大的结构与政策调整，特别是改变长期以来出口严重依赖欧美等发达国家需求的局面。以“客户工业”为主的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想冲出危机导致的外需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重围”，必须要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升级的“第二代改革”；而以初级产品为主的南美洲国家想摆脱“资源诅咒”的宿命、规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风险，除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外，可能更多地需要考虑如何使本国制造业融入亚洲的产业链，以扩大其制造业部门与亚洲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同时，拉美国家对FDI和国际融资较高程度的依赖在短期内难以改变[7]。在吸引FDI方面，随着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对外投资能力的明显上升，拉美国家可能会加大对这些国家引进直接投资的力度。简言之，只有中国和拉美国家制定清晰的发展战略并将结构调整落到实处，中拉经贸关系的发展才能“更上一层楼”。
三、中拉经贸合作面临的挑战与风险
首先，不确定性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美国债务上限危机，威胁着正在复苏中的世界经济。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兴的经济体发展前景看好，这意味着南南合作将大有可为。在这种形势下，中拉经贸合作潜力巨大。尽管潜力巨大，但双方的经贸关系仍然存在一些挑战与风险。首先，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双方的贸易结构的拓展与深化，拉美国家开始重塑工业化模式，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来自中国的产品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调查。1995—2015年，中国遭受反倾销措施的总量达到680件，占全世界反倾销案件的24.2%，其中来自拉美国家的占25%，特别是在2008—2010年国际金融危机深化和经济复苏期间，中国遭受反倾销措施的数量明显增加[8]。对此，中国企业应该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应对措施，一方面，面对贸易摩擦，要利用多边体制积极应诉；另一方面，可考虑渐进性放弃低附加值产品出口，通过国内的结构调整，增加与拉美国家进行产业内贸易的可能性。此外，中国企业“走出去”还要面临诸多风险，主要有政治风险、经济和金融风险、社会风险等。在宏观层面，中国关于拉美国家主权风险的评级研究不够；在微观层面，中国企业在对投资拉美的市场风险和非市场风险防范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任重道远[9]。
其次，随着中国与智利、秘鲁和哥斯达黎加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带动了更多的拉美国家希望成为中国的自由贸易对象国，希望与中国开展务实的贸易合作。在此背景下，作为双方经贸合作的薄弱环节，服务贸易将得到快速的发展，且有利于深化贸易投资便利化。
最后，拉美投资环节存在一些障碍，比如基础设施、融资环境、税收政策和政府效能方面，这些因素都会增大中国企业在拉美的运营成本，对其投资形成阻碍。基于此，中国企业在对拉美经贸合作和投资时，需要熟悉对象国的语言、文化和法律环境，尽快适应所在国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