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外语教育在我国历史上由来已久，从西周到随后的各个不同历史阶段，我国外语教育历经萌芽与发展的不同流变过程。我国外语分时段办学观念、模式与特点在不同时代对巩固统治、促进贸易、传播西学、促进科技与文化交流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外语教育；发展；历程
我国外语教育历史悠久，西周时期即有“四夷之学”，“四夷”即古代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和匈奴所属之地。“学在四夷”出现在“学在官府”之后，是不受当时官方意识形态控制的、且享有一定程度的独立和自由的治学形式。
宣武帝景明二年（公元501年）北魏迁都洛阳之后，与周边民族交往较盛，并在洛水之南的铜驼街两侧设立了官办的四夷馆及四夷里，将四方民族纳于京畿之内。《洛阳伽蓝记》曾记载：“永桥以南，圆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1] 四夷馆及四夷里内居住的主要是边夷侍子、朝贡使节、周边民族首领及胡商贩客。扶桑馆及慕化里安置的是归附的东夷人士。当时活动在今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一带的民族被视为东夷，如勿吉、豆莫娄国、高句丽、百济、地豆于、库莫奚、契丹、乌洛侯等国人[2]。隋炀帝时期设置四方馆，位于建国门外，隶属鸿胪寺，接待四方使者，量事繁简，临时损益。唐朝承续为四方馆，因此，隋唐四方馆之设立与北魏四夷馆的设置有着一定的承接关系。
宋元时期起，我国外语教育逐渐步入正轨。宋朝时翻译这个词开始广泛为人所知，精通各民族语言，甚至中国周边国家语言的人数都比以前有所增加。宋朝的海外贸易繁盛，对商人而言翻译显得尤为重要。元朝时外语教育已步入官办正轨教育行列，其官办学校分为三类：第一为“国子学”，教授儒家学说；第二为“蒙古国子学”，限定人数供蒙古、色目和汉族学生学习蒙古文字；第三为“回回国子学”，限公卿大夫与贵民子弟入学，所学为亦思替非语，即波斯语，以培养官衙译史人才为目的。[3]
明代教习外语场所恢复了“四夷馆”的称谓。永乐五年，四夷朝贡，贸易往来，然言语文字不通，明朝官方遂设四夷馆，坐落于北京宣武门内京畿道胡同，专门翻译朝贡国家往来文书，并教习周边民族、国家的语言文字。据万历年间修订的大明会典记载，四夷馆内分鞑鞑、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4]，选国子监生习译。正德六年（1511年）增设八百馆，万历七年（1579年）增设暹罗馆，值此共计十馆。大多数馆都是聘请外国人执教，以尽快培养诸藩语言翻译人材应对急用。如此“西学东渐”所引进的学科门类较多，其中就包括西方语言，打破了当时中国教育界传统的讲授儒家经典和其他传统学科的教育内容。
到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四夷馆已现凋零、颓废之势。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康熙帝考虑到中俄两国外交事宜渐多，下令开办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俄罗斯文馆。清初四夷馆更名“四译馆”。乾隆十三年（1748年），清政府将原来八馆合并为西域、百夷两馆，隶属礼部。设置译字生、通事若干人，专管翻译对外交流中汉语以外的语种的教习。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后欧洲语言，尤其是英语大量输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西方传教士利用列强攫取的特权在中国沿海城市及后来波及的一些内地城市办起了各类教会学校，教授英语等外语课程。
道光、咸丰年间，由于现实生活和贸易上的需要，在香港、澳门和已经开放通商口岸的城市如上海、广州等地，一些商人开始学习并掌握外语。为了适应外交、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需求，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洋务派极力提倡“新教育”，开始重振外语教学和翻译机构。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恭亲王奕?等人建议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立同文馆。同文馆后经曾袭侯纪泽等奏请，准予成立，附属于总理衙门，设专管大臣﹑提调﹑帮提调及教习等职务。英国人赫德担任监察官。该馆是培养翻译人员的“洋务学堂”，课程多由外国人教习，学制八年。最初仅涉及英、法两国语言文字。俄罗斯文馆起初隶属理番院，但因同文馆成立，统一归并同文馆。普法战争之后，德国日渐强盛，于是又增添了当时通称布国文的德文。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中日本强大显现端倪，因而添加日本文，归于同文馆中的东文馆。各馆虽然成立了，但初期却生源匮乏，因为当时风气未开化，人们认为学习洋文便是辱没气节，于是清朝负责官员想方设法以物质奖励和良好待遇吸纳学生，如入学者每人每月可以获三两银子，并且随着学习期限的推移逐渐增加。同文馆考试严格，有月课、季考、岁考三种。每三年举行大考一次，考试优等者升官阶，最高可以被保举为官居六品的主事，分配到清朝各部当差或担任驻各国的使臣，从此可以国家命官的身份为国效力；次等者记优留馆，担任辅助教习或翻译官员；劣等者则会被除名。随着教学规模的扩大，同文馆在上海（1863）、广州（1864）、湖北（1893）均设立了分馆，上海江南制造局还附设了译书局，在丁韪良、林乐知、艾约瑟等总教习的带领下，翻译了大量西文、西政、西艺、宗教等方面的文献与书籍。光绪二十七年（1902年），同文馆并入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京师大学堂，改称译学馆，以培养外事、外文编撰人才为目标，通常被视为我国高校外语专业教育的起点。当时培养外语人才的任务不仅由外籍教习担当，也出现了如严复、蔡元培、伍光建等国内优秀外语学者。在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的主张下，从1872年到1896年间，派往美、英、法、日等国留学的幼童多达200余人，其中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50余人进入哈佛、 耶鲁、哥伦比亚、麻省理工等着名学府深造[5]。幼童回国后在洋务、办学、近代工业等方面作出了诸多贡献，着名人物如中国铁路工程开拓者詹 天佑、清华学堂第一任校长康国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江南造船厂厂长邝国华等。
民国时期，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量上升，外语教学突飞猛进式。不仅外语短期培训机构风靡一时，我国一些着名大中小学校也普遍开设了外语课程。1912年9月，民国教育部公布了学制系统---壬子、癸丑学制。在此学制下，小学可视地方情况加设外语；中学学生必修外国语课；大学预科生除必修外语课外，可兼习第二外语；对于文、商、师范类本科生来说英语和第二外语也是必修课[6]。实业教育中外语语种和外教的选择则视该国科技的某个方面是否先进而定。值得一提的是在清华学堂，除了国学课程，其余课程全部用英语教学。1922年，教育部召开全国学制会议，经北洋政府批准而公布实施。民国时期官派留学生主要有两个高潮：一是由于政治原因北洋政府派遣大学生、专门学校毕业生、海军军官留学英国、日本，因此英日语教学出现过繁荣一时的局面。；二是抗战开始后留学美国与中外互换留学生成为学生们的首要选择。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制定了《初、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进一步规范了英语教学。民国时期由于时局动荡，高等学校有很大的自主权，它们往往会根据自身条件去组织和管理外语教学，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而且学校里的学者对自己的研究与课程设置也拥有很大的自主选择权，促进了当时的高校外语教育多元化发展，涌现出一大批着名的外语学者，如知名专家朱光潜、吴宓、林语堂、梁实秋、王佐良、许国璋等。
回顾历史，中国外语教育历程曲折、艰辛。中国的外语教育由弱到强、由随意为之到门类齐全、专业精深的人文学科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其发展壮大对中国社会发展，尤其是对近现代社会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对我国外语教育理念、课程设置等方面亦有诸多有益启示，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杨炫之.《洛阳伽蓝记校注》卷3《城南》[M]，范祥雍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160。
[2]杨炫之.《洛阳伽蓝记校注》卷3《城南》[M]，范祥雍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78。
[3]李传松. 中国外语教育史初探[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8：1。
[4]穆凤良. 四夷馆与同文馆名称考[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64。
[5]李嘉所. 留学生与总外文化[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8：227-228。
[6]杨玉厚. 中国课程变革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4：278-290。
作者简介
郭京红（1967-），女，山西省平遥人，硕士，副教授，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研究方向：英语教育、英美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