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钥枝
【摘要】 波兰作家托卡尔丘克的《糜骨之壤》是一部披着“犯罪小说”外衣的生态伦理作品。小说以老妇人为动物复仇为明线，喻指两大主题：自然生态伦理失衡和社会生态伦理失衡，前者以人对动物的杀戮、迫害为代表，后者以权威秩序对边缘群体的排斥与压迫为代表，分别探讨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对立关系。本文立足生态伦理相关论述，梳理小说中两种生态伦理关系，揭示西方社会语境下人与自然、社会关系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探究作家对于解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建立个体、自然与社会和谐关系的思考。
【关键词】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糜骨之壤》；自然生态伦理；社会生态伦理
【中图分类号】I5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3-0023-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3.007
基金项目：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华裔美国文学的儒释道叙事研究”（项目编号：21WWD271）。
一、引言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卡尔丘克的长篇小说《糜骨之壤》是一部充满哲思并且隐喻性极强的作品。小说以第一人称视角塑造了老女人“杜舍依科”这个极端的动物保护者形象，她在数次举报非法捕猎无果、为动物申诉权力屡遭失败后，借由鹿的启示为动物复仇，将自己变成了杀害“狩猎者”的罪犯。抛开作品看似激进的艺术形式可以看到作家刻画了种种激烈的对立关系：狩猎者与动物、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权威与个人、有用与无用等，上述对立关系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解读：一是自然生态中人与动物、自然的伦理关系，二是社会生态中个体与权威、主流秩序的伦理关系。小说中狩猎者对动物的无节制杀戮、对自然的无限压榨以及权威秩序与主流社会对老人、女性等边缘群体的排斥与轻视都反映了理性世界的二元对立思想，自然与边缘群体以同样客体化的身份呈现了彼此间的隐喻关系，而老女人对社会秩序的疯狂控诉与声嘶力竭也象征着作家对二元对立关系的挑战与建立和谐生态关系的精神诉求。
二、自然生态伦理
（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植根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置于主体地位，“在人类的利益面前，自然界要服从于人的需要”[3]52。人类再将自己视为征服者和统治者的同时，“把自然界排除在道德范围之外”[5]35，赋予了自然工具性、客体性地位。人类对自然无节制的征服和伤害反映了人类欲望的无限膨胀。在《糜骨之壤》中，“狩猎者”对普瓦斯科维什森林的一味索取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割裂对立关系模式。
小说中的“大脚”作为“狩猎者”中的一员，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忠实”实践者。作为这片森林的原住民，他靠森林的动植物养活自己，却从来没有给予森林应得的尊重。他非法捕猎，烧毁了蓝莓林，四处锯树枝，肆无忌惮地伤害自然。小说主人公杜舍依科认为邻居“大脚”是一个典型的掠夺者，“他把森林当作自己的私产，森林里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1]11，在与大自然的关系模式中，“大脚”展现了他利己主义者的本质。利己主义价值观“忽视生态整体性规律和人类仅仅是地球生态系统的普通一员的事实，把人类的利益凌驾于其他存在物之上，忽视和否定其他存在物的利益” [4]71，这种价值观不仅反映了人类的自私和贪婪，还暗含了人类对自我以及大自然的无知。小说提到普瓦斯科维什的气候至少有半年时间对人极不友好，严寒的冬天好像在提醒人们“世界不是为人类所创造的”[1]9，然而像“大脚”一样的“狩猎者”并没有认识到人类仅仅是生态系统的一员，人类与自然的利益相互关联。
除了“大脚”，“狩猎者”成员警察局长、董事长、沙沙神父也深陷主观价值论泥潭。人类主观价值论基于物种歧视和利己主义思维，将满足个人感性意愿设置为一切价值的标准，这也正是美国哲学家诺顿认为的“强人类中心主义或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实质内涵。人类主观价值论建构了人与自然的主仆关系。警察局长作为小镇公权力的代表，不仅纵容非法捕猎的行为，还收取狐狸养殖场场长福南特沙克贿赂；董事长福南特沙克更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滥捕滥杀，“指引他一辈子的——唯有不惜一切代价、持续不歇地满足自己的欲望”[1]86“沙沙神父漠视动物生命，他用‘上帝将动物置于低人一等的位置，它们应该服从人类”[1]136的宗教理念为猎人们提供精神上的帮助，成为罪恶的守护神。马克思认为，“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 和动植物一样， 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人类不应受主观价值论主导，凌驾于动物之上，将其视为满足个人感性意愿的工具。
林务员从人类利益出发，对自然进行盲目干扰的做法仍局限于人与自然的主客对立观框架。林务员声称自然的机制已经错乱，人类应该维持秩序。他以人类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理所应当地赋予自然工具性，并以此作为自然机制正常与否的判断标准，比如猎杀狐狸是为了避免其数量增长威胁其他物种，太多的野兔会毁坏田地，因此要捕杀野兔……字里行间透露出林务员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人类对自然经济和使用价值的强调凸显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客之分，该观点仍囿于人类中心论的逻辑框架。“既然自然的秩序已经不复存在，那人类就得维持秩序”[1]114，林务员忽视了人类只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傲慢地将人置于生态系统的领导位置，这种高高在上的、妄图控制自然的想法让杜舍依科索然无味，同时也展现了作家对人与自然割裂关系的批判态度。
（二）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与“狩猎者”们不同，杜舍依科以非人类中心主义视角看待自然。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与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相对，认为“人类与其他存在物都是地球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都具有内在价值和平等的权利”[4]71，它驳斥了人类中心论对自然的专制主义，提倡人类尊重并平等对待生态系统的非人生命。
杜舍依科对星象学的研究暗含着她的生态整体观。美国学者泰勒在《尊重自然》一书中建立了完整的生命中心主义理论体系，其主要观点有人作为自然界的普通一员，与其他生命遵循同一进化过程；生态系统的物种之间具有复杂的种间关系；强调了生命个体的重要性；生命个体具有独立于人类评判的内在价值。小说中杜舍依科的整体性视角与泰勒的生命中心主义颇为相似，她将日常生活与星相学相联系，利用星相学推算事件的前因后果。贯穿始终的星象学象征着自然规律的运作方式，它代表着万事万物相互关联的整体关系，在这个整体中，“每一个最小的碎片都与其他的一切经由复杂的通信宇宙联系在一起”[1]38，恒星和行星所建立的这个秩序将事物置于一张巨大的网中，彼此依存、相互作用。生命个体之于生态系统犹如碎片之于宇宙，每个个体都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各自具有内在价值且彼此间具有复杂的依存关系。
杜舍依科对动物伦理的关注同样映射出西方生命中心论的观点。西方生命中心论由动物权利论发展而来，动物权利论反对虐待动物，提倡保护动物，强调动物的内在价值，批评人类的物种歧视主义，认为动物应享有道德权利，即“不遭受痛苦虐待和被随意宰杀的权利”[5]36。1948年德国哲学家施韦泽提出“生命平等”的观点，把道德关怀扩展到所有生命，由此开拓了生命中心论学说。生命中心论强调生命个体的伦理价值，小说中杜舍依科秉承了该理论的要旨。杜舍依科尊重并平等对待动物生命，她为生活中的所有动物起名字，“大脚”的狗叫“玛丽莎”，熟悉的狐狸是“领事”，自己养的狗则是她心爱的“小姑娘们”……她将动物置于与人平等的位置，展现了对于生命个体的尊重。杜舍依科明确表示，“人类对野生动物负有重要责任，在生存和适应环境方面提供帮助，给予它们对等的关怀和爱护……”[1]65她认为人类为了自身利益杀戮动物的行为是残忍冷漠的，杜舍依科对动物的道德关怀展现了西方动物权利论的积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生命中心论在展现其积极意义的同时也暴露了它的理论缺陷。当人类利益与动物利益发生冲突时，生命中心论的“尊重生命个体”就显得不符合实际了。小说中杜舍依科作为素食主义者，猛烈抨击人类食用肉食产品的行为。自然界的弱肉强食是生态系统动态整体的运作方式，而人类作为食物链顶端的生物不可避免地食用粮食蔬菜和肉食产品。因此，这种不惜牺牲人类利益去维护自然利益的价值观念凸显了生命中心论的逻辑矛盾。生命中心论在宣扬非人类生命价值以及自然价值时，仍面临着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的冲突和矛盾，依旧没有摆脱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只有跳出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思维才能真正建立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
三、社会生态伦理
（一）失衡的社会生态关系
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观归根结底来自人与人的社会伦理观。人对自然的掠夺与控制植根于人类社会构建的等级秩序，男权对女性的压迫、主流对边缘的霸权皆体现了与之相同的机制。作家将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隐喻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探讨了失衡的社会生态伦理关系。曹山柯认为“所谓‘社会生态伦理失衡是指身处社会之中的人的实在栖息地和精神栖息地以及与其相关的支持系统因为人的欲望的持续膨胀而发生断裂、毁损，变得荒废起来”[2]80，社会生态伦理的失衡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
《糜骨之壤》中的边境象征着边缘个体与主流社会的隔阂。小说中杜舍依科以及她的朋友们都被主流社会排挤为边缘人，被迫无奈来到了波兰与捷克接壤的小镇。邻居鬼怪为了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来到了这个偏远小山村，迪迦患有严重的过敏症，因没能成功重组信息被派到乡下来工作，在杜舍依科眼里，他仍是以前那个被人欺负的小男孩儿，二手衣服店店员“好消息”患有不生毛发的古怪病，因为没钱上不了大学，还要边打工边照顾弟弟妹妹。女主人公杜舍依科也因竞争不过年轻人而失去了城市的工作机会，不得已来到了偏远的乡下才得到一份教师工作。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们因疾病、年老、贫穷等被主流社会排挤在外，他们的声音不被听见，他们的权利被剥夺。社会中的边缘与地理上的边缘呈现了彼此间的隐喻关系，此时边界代表着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矛盾关系，突出了社会生态中异化的道德伦理观念。
个体与权威秩序之间的张力关系体现了西方社会等级分明的伦理价值观。在社会的等级秩序中，主流权威对边缘群体形成掌控与压制，进而使得个体之间的敌对关系对人的精神栖息地造成威胁，给社会生态的平衡带来不确定因素。小说从老妇人的视角呈现了极具张力的个体与权威秩序关系。杜舍依科尝试与“狩猎者”们沟通却屡遭无视与轻蔑，她曾礼貌地告诫“大脚”要善待自然，却被粗暴地喊为老太婆；她写给警察局的投诉信被无视，警察局长将她视为疯老太婆；她在董事长面前被无视存在；林务员用屈尊俯就的姿态应付她……等级秩序构建了缺乏尊重、友善和真诚的社会关系，杜舍依科的遭遇展现了等级秩序下个体之间激烈的对立矛盾。
杜舍依科这一人物形象不仅代表着女性群体、老年群体等边缘群体，还代表着所有因与主流价值不同而被打上疯狂、怪异烙印的群体。“愤怒”一词在小说中的出现频率极高，它象征着边缘群体对权威秩序的不满与反抗，反映了社会生态中人的精神栖息地的断裂、损毁状态。面对功利化的社会伦理，边缘群体被置于失声的状态，只能通过情绪上的愤怒抵抗社会中的霸权秩序，弱者愤怒、压抑的精神状态体现出失衡的社会生态伦理关系。
（二）和谐的社会生态关系
小说在抨击社会生态环境中伦理道德失衡的同时刻画了和谐的社会生态关系。与权威秩序的掌控压制不同，在杜舍依科与朋友们所构成的命运共同体中，成员间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他们的真诚友善与理解包容展现了理想的社会道德伦理观。在这样的社会生态中，没有欲望驱动的等级秩序，每个人都能作为主体拥有自由平等的生命权利。
没有“有用的生物”和“无用的生物”之分。小说中杜舍依科、鬼怪、迪迦、“好消息”都是被主流社会视作“无用”的人，做着对别人来说无足轻重的工作，“即使消失了，也不会被人注意到”。随后，杜舍依科反问到，“可我们为何要做有用之人，对谁有用？是谁把世界划分为有用和无用，又有什幺依据？”世界上所有的生命生来平等，人为划分的“有用”和“无用”是人类欲望膨胀的结果。人类在贪图物质享受、追求权力地位的过程中以自我为中心，将自我与他人对立起来，滋生了社会中人与人的矛盾关系。杜舍依科深刻认识到社会等级秩序的虚伪本质，在质问“有用”和“无用”划分标准的同时为边缘群体发声，彰显了个体作为主体的生命权利。小说暗示到主次优劣的划分是没有任何依据的，所有生命都有活着的权利，不应被等级秩序压迫与束缚。
小说中杜舍依科与朋友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友善的。即使鬼怪和杜舍依科不喜欢“大脚”，却主动帮忙处理“大脚”的尸体，给他换上干净的衣服，让他体面地离世；迪迦经常来看望曾经的老师——杜舍依科女士，并送来防身喷雾、天线、电脑等；“好消息”闲静少言，待人真诚、友善；杜舍依科好心让昆虫学家波罗斯借宿，并和他愉快地谈论昆虫有趣的名字、漂亮的外形……在杜舍依科与朋友们所创造的这个共同体中，人人互相尊重信任，没有男性对女性的轻视与压迫，没有年轻人对老年人的不耐烦，也没有权威人士对平民百姓的居高临下。这些被主流社会排斥的人们在群体内部构建了融洽的人际关系，呈现出和谐友好的社会生态关系。因此，只有建立没有等级差别的社会秩序才能凸显每个人的主体性，从而构建和谐的社会生态环境。
人对动物的关爱和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友善体现了边缘人的理想社会生态伦理。杜舍依科与朋友们处于命运共同体之中，都面临着等级制度的控制与压迫。他们或因女性身份，或因年老、贫困、疾病、残疾被视为无用之人，成为游离于主流社会的边缘人。同时，该共同体呈现出和谐的人际关系，每个成员都是平等的，各自的生命权利得到尊重。因此，只有摒弃有用和无用的划分，建立主体间自然、平等的道德伦理关系，才能恢复社会生态环境的平衡与稳定。
四、结语
作品通过刻画种种激烈的对抗展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尖锐对立关系，以引发人们对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思考。同时，人与自然的关系象征了人与人的关系，小说以激烈的对立矛盾展现了权威秩序对边缘群体生命权利的漠视，深刻揭示了二元对立的等级秩序对自然生态以及社会生态造成的破坏。小说对人与自然、社会伦理道德的思考解构了现存的等级秩序及其伦理支撑体系，表达了对建立平等和谐的自然、社会生态环境的精神诉求。
参考文献：
[1]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糜骨之壤[M].何娟，孙伟峰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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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雨辰，周宜.论西方环境伦理学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影响[J].伦理学研究，2022，（01）：70-78.
[5]赵晓红.从人类中心论到生态中心论——当代西方环境伦理思想评介[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5，（04）：37-40.
作者简介：
程钥枝，东北林业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