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杨馥铭，杨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学院房地产研究所，武汉 430073）
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对城镇化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32个大中城市的实证
张东，杨馥铭，杨巧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学院房地产研究所，武汉 430073）
［摘要］经济新常态下，伴随着人口结构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城镇化进程面临新挑战。本文将产业结构细分为合理化和高级化，引入泰尔指数测算产业内部结构变动，利用1996～2012年32个大中城市相关数据分析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结果显示，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与人口城镇化呈同向变动，满足经典理论假设，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正效应最大。对划分的八大经济区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区域估计结果差异性显著，以上海为主的东部沿海经济区各变量对城镇化的正向促进效应最强，大西北经济区估计结果显著性较弱。因此，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应防止泡沫产生，重视经济结构空间布局协调，配合经济制度改革，以推进人口城镇化的均衡发展。
［关键词］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人口城镇化；空间差异
杨馥铭（1991），女，河南濮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房地产经济学。
杨巧（1979），女，湖北松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房地产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房地产经济学和房地产估价。
一、引言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以2010年为转折点，经济增速下行， 2014年我国GDP增长率降为7.4%，经济发展进入到一个与过去发展高速不同的新常态阶段。城镇化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之一，与GDP增速波动同步，其发展速度在经济稳增长背景下也逐渐趋缓，2014年城镇化率为54.77%，增速较上年降低约0.3个百分点。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过程中，伴随着经济结构转型。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占GDP比重达46.1% ；2014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高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5.6个百分点。
但我国的工业化过程，产业升级和内需主导的结构调整不如发达国家那样有序进行，东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产业过度集中，城镇化空间格局和规模布局比例不协调，中西部地区缺乏带动效应强的城市群，城市吸纳力相对薄弱。在经济稳增长的新常态阶段，如何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提高城镇化进程速度和质量的迫切性战略任务。本文将产业结构变迁进一步细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方面，采用泰尔指数重新测算，将1996～2012年间32个大中城市划分为八大经济区，通过面板模型估计结果，分析新常态下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对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差异的影响，为探索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及合理空间布局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城镇化的空间差异性问题一直以来颇受学者关注，国外集中于城市空间扩张机制和城乡转型的研究，构建了二元结构理论、核心边缘理论、推拉理论等一系列理论模型。新兴的新经济地理学认为，要素和产业的空间集聚所产生的规模收益递增效应是城市化的动力（AGHION， P. and S.DURLAUF，2004）。我国的城镇化问题相对于西方更为复杂，辜胜阻等（1993）从六大区域、三大地带和30个省区市这三个层面指出我国城镇化存在的空间差异。蒋耒文等（2001）研究发现，城镇化在改革开放前后呈阶段性差异变化。在东部地区快速工业化推动下，城镇化格局从“北高南低”转变为 “东高西低”。赵群毅等（2005）认为自2000年起，三大地带内部城镇化差异逐渐缩小，区域间差异却不断扩大。此外，东部地区非农产业对农业人口的吸纳速度远高于中西部，但城市间过大的差异将阻碍整体城镇化水平的提升（陈晅，2002；张颖，2004）。在研究城镇化影响因素时，刘炜（2006）认为城镇化空间差异受区位环境、国家与地方政策及经济增长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是社会经济综合发展差异的集中体现。
（一）经济增长与城镇化的关系研究
Lucas（1988）认为城市是人力资本的聚集地，城市中资本和劳动力集聚形成的信息和技术的外溢效应会产生正的外部效应。城市化表现为劳动密集型技术向人力资本密集型技术转移的过程，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部分学者进行大量实证分析，研究了经济增长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弹性关系。周一星（2003）通过对1977年157个国家和地区构成的截面数据，实证二者的弹性系数接近91%。高佩义（2004）将来自168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城镇化水平进行对比排序，发现二者之间存在互相促进关系。施建刚（2011）指出，短期内经济增长与城镇化之间具有互相促进作用，长期内二者的良性循环机制尚未形成。翟爱梅（2014）认为城市化率对区域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正向效应，呈“东西强中弱”分布。
（二）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的关系研究
Singelmann（1978）率先提出城镇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原因。随后，新兴经济地理学派学者Kruguman（1999）基于地区经济一体化，从空间经济、要素流动、交易费用等角度剖析了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空间的形成和演变。城市化进程加速了现代新兴产业的协同集聚，形成产业优化升级的动力，进而推动城市化进一步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课题组（2002）研究发现城镇化初期动力来自工业化，中后期主要来自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和新兴产业的创新，城市化率的上升与就业结构变化的相关性高于工业产值比重。林毅夫（2002）、李晶等（2013）认为阻碍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就业转换的根源在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推动人口城镇化的关键在于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李文辉（2014）发现产业结构对城镇化的拉动作用呈现倒U型。
（三）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的关系研究
随着研究深入，学者们发现三者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Chang et al（2006）研究发现，城镇化发展能够促进服务业产出和就业增加。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9）实证结果显示，城市化对工业化竞争力的积聚效应高于对服务业竞争力的集聚效应3.73个百分点，而城市化成本的攀升对二者产生负向效应。有学者表示，城镇化、区位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带来的人力资本差异，是产业结构及效率变化背后的根源所在（王智勇，2013）。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刘伟等（2008）实证分析表明，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这种“结构红利”随着改革和市场化程度提升呈现降低趋势。
（四）文献简评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现有研究在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方面尚有不足，学者研究视角主要为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选取的数据较为单一。因此，本文尝试从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行完善：第一，研究的方向为新常态下，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对新型城镇化的冲击传导作用；第二，大多数学者关注于以重工业为特征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基于传统的产业结构衡量方法，本文将产业结构变迁进一步细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方面，选用泰尔指数进行量化，以期获得更全面合理的分析；第三，选取的研究样本为32个大中城市数据而非省际数据，可规避省份内城市数据中和的影响。
三、理论机制
本文对涉及到的增长极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系统论及聚集经济理论进行梳理，在阐述这些经典理论模型基础上，分析三者之间的传导机制并提出相关假设，为检验计量结果提供理论依据。
（一）经典理论模型
1.经济增长极理论
法国经济学家弗郎索瓦·佩鲁提出的增长极理论是衍生于抽象的经济空间，落脚在经济要素之间的联系。按照佩鲁的观点，经济空间可看作受力场，增长极是受力场中围绕推进性的主导工业部门而组织的有活力的高度联合的一组产业。增长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者增长极上，再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最终影响。增长极理论的核心是增长极主导的产业与被增长极推进的产业通过经济联系建立起非竞争性的联合体，通过向后、向前的连锁效应和乘数效应带动区域发展，最终实现分配均衡。该理论从地理和经济两个空间维度阐述了城市化发展的机制，即城市化发展存在差异性及相关性，为各国政府制定城市化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
2.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以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突破了城市形成过程中的内生性问题，在单个厂商规模经济的基础上，通过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将外部性内生化，引入运输成本和贸易成本，建立了CP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经济系统的内生力量终将使区域演化分异及产业集聚，形成极端的核心——边缘结构（工业核心区和农业边缘区），产业核心区在满足本地需求的同时向边缘区（非集聚区）输出商品，集聚区的市场需求大于非集聚区。依靠运输和贸易成本的节约优势，成为进一步吸纳人口和产业转移、促进资本积累和知识创造的重要力量来源之一。
3.系统论及协同论
L.V. Bertalanf Fy 把相互作用的诸要素构成的综合体定义为“系统”，要素则是系统存在的必要载体及基本单元，掌握系统间关系的关键在于对整体系统做全面分析。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提出协同论，认为由多个子系统组成的几个不同事物的总系统，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子系统的变化会引起总系统的变化，变化的方向及程度取决于系统内部各变量间的协同作用。这两个理论的协调配合为后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
4.聚集经济理论
聚集经济理论起源于韦伯，是分析城市与区域经济理论的经典支撑。内部规模经济、城市化经济和地方化经济共同组成不同层次聚集经济，单个企业或厂商在城市集聚导致单位成本、交易成本的节约，进一步提升城市吸引力；类似产业向某一地区集聚，共享劳动力市场及知识信息，带来外部经济效应；最终多个产业在城市集中布局，享受专业化分工带来的溢出效应。上述各效应综合，诱使投资者、农村劳动力及家属不断涌入城市，推动城市规模扩张，经济实力增强。城市化是空间体系下的一种经济结构转换过程，前期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刺激并促进人口向城市集聚，后期则主要表现为高城市化水平下享受到的社会福利提高。
（二）传导机制
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情况及新型城镇化的要求，梳理出经济增长到城镇化之间的传导机制。一方面，经济发展带来收入增加，根据Maslow需求层次理论，需求结构会发生变动，需求结构变化诱导科学技术创新、配套设施完善、信息知识外溢，增加城市引力；另一方面，需求结构变动也必然带来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相应调整，导致资本与人口在空间集聚，加快城市化步伐，二者共同作用促使城市规模扩展和数量增加，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
图1 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的传导机制
其中，对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城镇化这条渠道的传导机理，主要通过产业结构纵向调整和横向调整，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集聚、就业结构转换，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首先，产业结构高级化。进一步深化工业结构，向高价值链产业转型，积极发展以服务业、高新技术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在聚集经济效应下实现产业集中、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撑。第二，产业结构合理化。农业一体化经营加速，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城镇高工资收入、就业机会的诱惑下，从理性经济人角度出发，在衡量迁移收入大于迁移成本吸引下向城镇转移，劳动分工进一步深化，在重工业发展乏力时，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成为创造和扩大就业机会的新途径，就业结构发生转换。综上，基于上述理论及传导路径，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假设1：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假设2：各城市经济增长水平对人口城镇化的效应存在差异性。
假设3：产业结构升级与城镇化之间对人口城镇化水平具有正向影响。
四、产业结构升级的量化方法
根据最优经济增长的核心成果大道定理，在理想情况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最优路径有两个维度：（1）产业发展极大限度地接近均衡增长路径，充分发挥产业的协调效应；（2）当原有产业均衡发展状态被技术进步打破时，产业结构能够在瞬间过渡到新的均衡增长路径，充分发挥结构转型效应。在这个动态调整的过程中，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因此，本文借鉴干春晖（2011）对产业结构分解的方法，从上述两个维度对产业结构升级进行衡量。
首先，引入泰尔指数（TL）度量产业结构合理性，其计算公式如下：
Y 表示国内生产总值，L 表示三产业就业人员总数，i表示产业，n 表示产业部门数。Y / L 即表示生产率，Yi/ Li=Y / L ，表明经济结构均衡，则TL为零。Yi/Y 表示三产业的产出结构，Li/ L 表示三产业的就业结构。通过观察TL 值非零与否，即可分析产业结构是否偏离了均衡状态。若TL 值为零，则表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经济处于均衡状态；TL 绝对值愈大，表明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速度偏离越远，产业结构发展失调，没有发挥产业转型升级的集聚效应，对劳动力的吸纳潜力较弱。
其次，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来反映产业结构高级化，计算公式如下：
上式中，TS 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Y3为每一年的第三产业产值，Y2为每一年的第二产业产值。如果TS值处于上升状态，则表明经济结构在向高附加值的方向转变，产业结构在逐渐升级。
由图2可知，我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在曲折中攀升，泰尔指数则相反，整体上呈下降趋势，逐渐向零值逼近，在2013年跌至0.13，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日渐提升。因此，TL和TS衡量指标不仅没有违背传统经济理论假说，而且清晰描述了我国经济改革中产业结构变动情况，侧面体现对产业结构区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必要性。
图2 1978～2013年中国产业结构及城镇化率变动趋势
五、实证检验
（一）变量的选择及数据来源
从当前经济新常态视角切入，本文旨在分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及经济增长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选取1996～2012年32个大中城市相关变量组成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构建面板数据扩大了样板容量、增加了自由度，有助于缓解多重共线性问题，对不可观测效应进行控制，提高计量估计准确度。现实经济发展中城镇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其中一种。为了更好地观测二者之间关系，借鉴黄向梅（2012）分析人口、城市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的动态关系时的方法，引入经济增长率作为控制变量。
选用各城市各年份的GDP增长率作为度量经济增长指标，并对各年份GDP值做以1996年为基期的CPI（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平减，剔除通货膨胀影响，使得数据具有可比性。人口城镇化率采取户籍人口统计口径，为非农人口与全市总人口的比值，这与部分学者选择常住人口指标不同，主要是考虑到常住人口中涵盖大量的流动人口和城市间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按户籍人口计量能够体现户籍制度下真实的城镇化水平。对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指标则采用前文描述的产业结构合理化（TL）和产业结构高级化（TS）这两个指数进行度量。
考虑到所选取的指标的统一性和连贯性，因太原（1996～2005年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缺失）、贵阳和银川（1996～1998年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缺失）等3个城市部分年份数据缺失，故研究时从35个大中城市中剔除，选用1996～2012年32个城市数据。人口、就业等方面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并根据《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对其中残缺的数据进行补充，反映城镇居民家庭和农村居民家庭收支方面的数据以及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来源于各城市的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在计算过程中缺失的个别数据，通过移动平均法补齐。所有变量定义及数据统计描述具体见表1。
表1 各变量定义与统计描述
（二）平稳性检验
1.序列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实证分析中“伪回归”问题，有必要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见表2），在5%的显著水平下，所有变量经过一次差分后表现为平稳，即各变量均为I（1）过程。
表2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结果
2.协整检验
在单位根检验基础上，本文采用Pedrori检验和Kao检验方法进行协整验证。结果显示（见表3），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人口城镇化率、泰尔指数、产业结构高级化、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三个协整关系，能够进行面板回归估计。
表3 协整检验结果
（三）模型回归及结果分析
在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基础上， 通过F统计量检验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见表4）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设置为固定效应模型合适。
表4 模型设定检验
对样本数据分别进行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回归估计，实证结果如表5所示。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表达式具体设置见公式3。
其中，URBit（i =1，2，...，N；t =1，2，...，T）为被解释变量，TSit、TLit、GDPRATEit（i =1，2，...，N；t =1，2，...，T）为解释变量，µit（i =1，2，...，N；t =1，2，...，T）表示随机误差项。
表5 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
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显示：
第一，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在10%显著性水平下，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比、泰尔系数值、GDP增长率与城镇化率同方向变化，满足前述理论假设。第二，从系数值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均大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的差值接近5个百分点。这可能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城后享受的社会福利等其他因素影响，农民进城后不能享受公平的社会福利，会抑制城镇化步伐。第三，产业结构高级化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相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能带来人口城镇化率更大的提升。这可能同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力就业率有关，我国就业结构的转换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化，非农产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不足，第一产业从业比重仍高达31.4%，难以发挥产业升级的集聚经济效应。综上，政府在调整经济结构、稳定经济增长及制定产业政策时，应摒弃早期的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粗放型发展模式，把关注点落脚在结构合理化上。
（四）八大经济区域差异分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的地区发展战略已由强调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转变到注重地区协调发展。根据“十一五”期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的《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和政策》报告，将选取的32个大中城市样本数据划分为八大经济区，对八大经济区域分别进行个体固定效应面板模型估计，区域差异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八大经济区域固定效应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续表）
由表6可知，我国各大经济区域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差异，在各大经济区内部城市之间也不同（见表7）。但仅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大西南综合经济区三大区域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前的系数值符号与全国32个大中城市所得计量结果一致，其余5个经济区有一项或三项系数值符号有出入，尤其东北综合经济区与全国整体计量结果差距最大。且在这八大经济区中，以上海、南京、杭州、宁波为主的东部沿海经济区各变量对城镇化率的均具有最强正向促进效应。
表7 个体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s Model）中各城市对应的常数项
首先，分析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关系。从系数值来看，除东北综合经济区和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为负值外，其余六大经济区均呈现正相关性。其中，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对人口城镇化的正向促进效应最强，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对人口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最弱，二者差距达0.413 7，这与我国各区域经济不均衡发展相关。东北综合经济区是典型的重工业发展基地，长江中游经济区是农业地区专业化生产基地及相关深加工工业聚集地，仍以第二产业发展为主，而沿海经济区利用地理优势，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四个一线大城市为代表，较早开始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向技术密集型、新型服务业转换，第三产业发展较为迅速，构成了城镇化向纵深跃进的后续动力，促使城镇化水平进入到城镇化高级发展阶段。
其次，分析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关系。从系数值来看，除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南部沿海经济区、东北综合经济区外，其余五大经济区的TL系数值均为负，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人口城镇化进程具有推动作用。其中，南部沿海经济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人口城镇化的抑制作用最强，这可能与近些年出现的农民工由沿海向内陆回流有关。尤其像北京、广州、深圳这种外来流动人口占很大比例的一线大城市，这些城市处在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却面临着“用工荒”困境。究其根源在于，在推进产业升级过程中，没有处理好相关福利制度及配套服务设施建设，经济水平高的一线大城市存在较高收入诱惑力，但同样面临较高的进城定居成本，在理性经济人假设条件下，农民工自然会选择净收益较高的中小城市寻找工作。
最后，分析经济增长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关系。从系数值来看，除东北综合经济区、大西北综合经济区的系数值为负数外，其余六大经济区均满足理论假设，反映出经济发展水平对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影响不一。其中，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的经济增长对人口城镇化的推动作用高于产业结构高级化22.63个百分点。分析东北和大西北经济区系数值为负的原因如下：在城镇化初期，经济增长的推动来自非农产业的增量式扩张，人口转移以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化为主；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来自非农产业内部结构分工的深化，这时如果产业结构升级机制匮乏，经济进一步增长对城镇化的外延式发展带动作用减弱。东北综合经济区依靠其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重工业，产业升级速度较慢，经济增长对城镇化推动乏力。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全国32个大中城市1996～2012年的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所做的实证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整体上看，产业结构升级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高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高级化对人口城镇化的正向效应强于产业结构合理化，表明经济结构调整中忽略了结构内部及空间布局的协调发展，难以发挥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空间集聚效应。第二，八大经济区之间及各经济区内部之间估计结果具有差异性。以上海、南京、杭州、宁波为主的东部沿海经济区各变量对城镇化率均具有最强正向促进效应，且估计结果显著性较好，而以兰州、西宁、乌鲁木齐为主的大西北经济区对人口城镇化的各变量估计结果显著性较弱。因此，在当前新常态经济发展背景下，我国亟需完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人口城镇化之间的传导渠道和互动机制，采取必要的疏导和强化措施，避免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滋生的泡沫。
整体来讲，稳定经济结构转变方式，推动相关制度改革步伐。一方面继续加快推进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产业升级，优化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和南部沿海经济区的产业结构，注重各城市产业空间的协调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成以服务经济为主，延伸面向腹地的产业链，加快提升国际化程度和国际竞争力。引导长江中游、黄河中游及西南、西北经济区有序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利用资源和区位优势，构建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并为长期产业升级预留足够发展空间。此外，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功能，把中小城镇发展质量放在更加重要位置，加强大城市与周边中小城镇基础设施连接和公共服务共享，推动公共资源配置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倾斜，充分发挥中小城市、小城镇吸纳东部返乡和就近就地转移农民工低成本优势，完善就业信息传递机制，增强城市群内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人口集聚能力，培育成为吸纳人口的新增长极。同时，配合各种经济社会运行制度。探索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由“门槛式”向“阶梯式”过渡的改革方案，明晰农民的土地权利，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融入城市社会的能力，以推进人口城镇化“软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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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编辑：秦光远〕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Economic Growth，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Urbanization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Based on the Empirical Study of the 32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
Zhang Dong， Yang Fu Ming， Yang Qiao
（Zhong 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Abstract：Under the New Economic Normality， along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ur country faces new challenges. This paper divides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to the 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n measures changes i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industry based on theil index calculation method ， we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growth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population by using 32 large and medium cities of 1996-2012. It turned out that economic growth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rate with the same change dire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lassical theoretical hypothesis ，and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the strongest impact.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eight economic zones ， found that different economic zones estimation result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stimation results of Shanghai-centered eastern coastal economic zone have the strongest impact on urbanization； while that of the northwest economic zone was significantly weak.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we should prevent bubble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e spatial layout of rationalization ，and work in with the economic system reform，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Key Words：Economic growth ； industrial structure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 Spatial differences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572（2016）03-0035-13
［收稿日期］2016-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4CRKO15）、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14G046）、硕士生实践创新课题（2015S0510）。
［作者简介］张东（1958），男，云南昆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房地产研究所，博导，教授，研究方向是房地产金融与投资、房地产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