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蕾 池国华

【摘 要】 从现实看，信贷风险是当前我国银行面临的主要金融风险之一，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敏感性更强，行业传染效应更大，甚至会波及所有行业，最终衍变为系统性风险，因此，在当前背景下，如何更加有效地防控信贷风险成为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然而，尽管有关信贷风险防控的文献十分丰富，但与实践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因此，文章从信贷风险防控策略、借款企业内部控制与风险防控、银行内部控制与信贷风险防控三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总结该领域研究的发展趋势，归纳了现有研究存在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信贷风险产生的基本原理和演化机制，并从银行内部控制视角提出了加强信贷风险防控的研究设想。

【关键词】 银企互动关系； 内部控制； 信贷风险防控

【中图分类号】 F275；F239.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3）19-0058-08

一、引言

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商业环境愈发呈现出不确定（VUCA）的特征，由此也更加凸显风险防控的重要性。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从现实看，信贷风险是当前我国银行面临的主要金融风险之一，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敏感性更强，行业传染效应更大，甚至会波及所有行业，最终衍变为系统性风险。因此，在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下，抓牢信贷风险防控这个“牛鼻子”既是当前我国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确保不发生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核心与关键，也是我国未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与基础。根据Wind数据库数据进行统计分析，2011年以来我国银行总资产被用于发放贷款的比例始终保持在60%之上，这一过于集中的资产配置结构导致银行所面临的信贷风险居高不下，而去产能、去杠杆、中美贸易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多因素叠加影响，可能会诱发更多前期积累的潜在信贷风险。因此，在当前背景下，如何更加有效地防控信贷风险成为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没有制度就没有约束。2023年1月9日，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完善内控机制，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对纪检监察干部从严管理，对系统内的腐败分子从严惩治，坚决防治“灯下黑”。可见，不论是国家治理还是企业治理，抑或银行治理，都离不开内部控制这一重要制度的支持。同样，内部控制对银行信贷风险的防控乃至金融的安全与稳定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梳理现有理论研究发现，尽管有关信贷风险防控的文献十分丰富，但与实践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并且大多侧重于外部宏观因素的影响，对内部控制所发挥的作用研究较少。本文从信贷风险防控策略、借款企业内部控制与信贷风险防控、银行内部控制与信贷风险防控三方面，在总结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该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使学者的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于实践。

二、信贷风险防控策略的研究

信贷风险的诱发与扩散受多种因素影响，既有经济、政策、制度等外部环境方面的原因，又有银行自身内部治理方面的原因，因此，信贷风险防控的研究也就形成了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从文献统计角度分析，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更偏重于宏观层面，基于微观层面的研究相对不足。

（一）宏观层面的研究

关于银行信贷风险防控的宏观层面治理策略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提高金融市场发展水平

金融市场是信贷活动发生的场所，金融市场的发展能够使银行与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得到缓解，而信息不对称是信贷风险发生的主要根源。已有研究表明，金融体系发展较好的国家，其司法体系能够很好地保护债权人权利，促使债权人更加倾向于为企业提供长期的债务融资。何重达等[ 1 ]认为投资者被法律保护越好的情况下，借款人承担的贷款利差会越低。进一步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发挥信贷风险防范作用的机制主要在于减少政府对信贷业务的干预程度、有效利用声誉机制以及缓解信息不对称。余明桂等（2008）选取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作为样本，发现当地方具有越高的金融发展水平时，国有企业就会获得越小规模和较短期限的贷款，从表面上看这种结论似乎与“法与金融”的经典理论相悖，但实际上这是金融发展水平弱化了地方政府干预下国有企业贷款支持效应的结果。沈红波等（2011）研究发现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对公开、透明的金融市场环境培育是有益的，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声誉机制的功能将得到充分发挥，企业违约风险降低，进而减弱银行信用风险。Martin-Oliver等[ 2 ]利用西班牙非金融公司1992年至2007年的数据，发现信贷风险随着信贷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而降低，这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道德风险理论对信贷风险决定因素的预测是一致的。

2.加强金融监管制度建设

现有研究发现，从金融监管制度角度改善银企关系，降低信贷市场上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降低银行信贷风险的关键途径[ 3 ]。（1）监督机制。巴塞尔协议启发了我国银行业风险监控的新思想，即对资金建立监管机制是防控银行信贷风险的创新性方法。罗玉辉和张志[ 4 ]研究指出监管机构对银行加强管控应从四个方面开展，包括授信行业集中度管理、互联网金融业务管理、金融控股集团管理和绿色金融引导监督管理。（2）存款保险制度。现有研究表明存款保险制度能够消除存款人的恐慌[ 5 ]，阻止银行挤兑并保护储户利益，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降低银行信贷风险和减少银行破产概率。高昊宇等[ 6 ]认为与国有六大行相比，存款保险制度能够显着提升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进一步研究作用机制发现，城商行传统存贷业务盈利压力及存款保险制度所带来的道德风险均发挥了中介作用。不过，项后军和张清俊[ 7 ]持有不同的观点，提出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确实降低了高风险银行的风险，同时激励了低风险银行调高风险，但当所有低风险银行都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提高自身风险时，就会推高整个银行业风险，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3）资产评估制度。信贷资产质量对银行的经营效益和金融资产安全有直接影响，资产质量是银行的生命线，完善的资产评估制度能帮助银行摸清借款人的真实“家底”，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

3.利用宏观经济政策

除了经济与制度因素外，信贷风险的产生与扩散还与政策层面的诱因密切相关，因此，合理制定与利用宏观经济政策也是防控信贷风险的重要途径。（1）货币政策。其基本观点是，当货币政策宽松时利率会下降，银行为了满足自身经营目标的实现，获得更高的收益会过多配置高风险的资产，从而导致其信贷风险水平提升，即银行贷款利率与贷款风险是逆经济周期的。张旭等[ 8 ]进一步研究了货币政策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提升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并且这种作用会受到银行杠杆率的影响。余丽霞等[ 9 ]指出货币政策越宽松，银行竞争力越弱，此时银行的风险承担会越大。（2）财税政策。张合金等（2011）研究发现，企业税收负担过重是我国银行信贷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降低银行信贷风险的途径之一是通过减轻企业税收负担、提高企业内部融资比例，降低企业融资对银行信贷的过度依赖。（3）利率市场化。王帆和陶媛婷[ 10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利率市场化程度上升时，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强度会显着降低，但高声誉审计师能够帮助银行减少利率市场化对风险管理的负面影响，提高风险管理强度。（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曹国华和刘睿凡[ 11 ]指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防控要和不良贷款处置、信贷经营转型充分结合，并重视不良贷款增长过程中有效信贷不足问题，从而打破传统业务模式，从供给入手按照国家供给侧改革的要求坚持有保有压、有扶有控的原则，稳步退出产能过剩行业，提高信贷配置效率，保障供给质量和效率，为供给侧改革提供信贷服务。

4.合理配置信贷资源

从国外研究来看，经济不确定性导致的信贷风险是因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加重了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造成银行信贷资源错配，并进一步提出了合理配置信贷资源这一治理信贷风险的重要思路。在这之前，Danisman等[ 12 ]指出，通过分权的方式能使信贷配给流动到高效率的项目上，这是通过分权实现资源高效配置进而减弱银行风险的侧面证明。关于信贷结构与信贷风险之间的关系，我国学者刘新平（2016）也进行了详细研究，发现中长期贷款占比与信贷风险负相关，企业贷款占比与信贷风险正相关，国有企业贷款占比与信贷风险正相关，信贷行业集中度与信贷风险正相关，制造业贷款占比与信贷风险正相关，并提出优化信贷结构是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有效措施。孙旭然等[ 13 ]利用我国商业银行数据，考察了竞争与金融科技对信贷结构和期限结构的影响，发现竞争促使信贷总量中信用贷款与中长期贷款占比提高，有利于信贷信用结构与期限结构的改善，进而降低信贷风险。这与Scott和Dunkelberg（2010）等的观点基本一致。

5.政府适当干预

信贷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政府的干预与引导关联较大。高国华和潘英丽（2010）等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外部监管等方式引导企业缓解银行信贷风险。进一步，胡修林和陈红丽[ 14 ]对后危机时代政府干预与银行信贷以及不良贷款率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干预对地区信贷增长以及不良贷款率下降的影响呈现一定的地域分布差异性，表现在我国东部省份的政府干预有助于提高地区信贷增长并降低不良贷款率，而西部省份的政府干预则对不良贷款率没有影响。但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Allen和Douglas（2007）研究发现，政府对金融机构的不合理干预有可能使银行产生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降低金融市场效率。孙希芳和王晨晨[ 15 ]发现在财政压力下地方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会显着促使地区信贷过度扩张，且动员性扩张的直接效应与信贷错配的间接效应同时存在。

（二）微观层面的研究

就目前而言，微观层面的信贷风险防控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公司治理、企业文化、会计信息质量、信贷风险评估、业务流程再造等方面。

1.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是银行进行风险管理活动的环境基础，决定着风险管理活动的整体有效性。围绕这一角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股权机构、董事会规模、高管薪酬等方面。（1）股权结构。曹廷求等（2006）通过对山东、河南两省29家中小商业银行的调查研究，指出政府以股东身份对银行董事会进行控制，起到了降低银行风险的明显效果。Shehzad等（2010）发现，随着控股股东参与程度的提高，信用风险趋于降低。顾海峰和闫君[ 16 ]利用2007—2017年我国25家上市银行数据，发现股权集中度与银行风险承担呈正U型关系，较低的股权集中度会降低银行风险资产配置权重和银行风险承担水平。（2）董事会规模。Mondher和Lamia[ 17 ]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与信贷风险负相关，表明在董事会成员人数较多的情况下，只有当企业支持较小风险时，才能做出最优和有效的决策。李晓庆和刘江慧（2016）、蒋海和刘雅晨（2018）也持相同观点。（3）高管薪酬。Erkens等（2012）的跨国实证研究表明，当银行薪酬激励机制出现缺陷时容易诱导银行管理者采取相对冒险的行为。李建刚和张智霞[ 18 ]将高管薪酬分为货币薪酬和股权薪酬，研究发现货币薪酬与风险承担间具有显着正相关关系，股权薪酬与风险承担间具有显着负相关关系，表明给予高货币激励会导致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而给予高股权激励有助于减少银行高管的冒险行为。Chen等（2006）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2.企业文化

澳大利亚联邦银行风险管理的经验表明，加强风险管理需要文化先行。国外文献更多从国家文化视角揭示了文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如Ashraf等（2016）、Mourouzidou-Damtsa和Milidonis（2019）、Illiashenko和Laidroo（2020）的研究均显示个人主义倾向、风险规避程度与权力距离对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具有一定影响。关于企业文化与信贷风险的关系，曹蕾和唐玮（2019）在《企业风险管理——与战略和绩效的整合》中以融合理念，基于“中魂西制”，尝试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重新诠释企业风险管理框架，并探索在我国商业银行的应用路径，以期创设一套适合我国银行的企业文化氛围。Nguyen等[ 19 ]发现拥有激进竞争倾向企业文化的银行往往会发生高风险的贷款行为、更高的贷款批准率和更少的信贷契约约束，从而面临更大的信贷风险，因此，营造适度竞争的企业文化对防范信贷风险非常重要。

3.会计信息质量

Makri和Papadatos（2014）认为，会计信息质量是影响信贷风险大小的决定性因素之一。Bushman和Williams（2012，2015）研究了及时性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发现及时确认预期贷款损失是减少银行过度承担风险的理想选择。我国学者戴德明和张姗姗[ 20 ]基于稳健性原则，研究发现在应对商业银行的风险过程中，贷款损失准备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而盈余管理行为对这种有效性作用的发挥起到了影响；在当期贷款质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商业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越多，其未来一期的个体风险和外溢风险就越低；盈余管理行为削弱了贷款损失准备的风险应对能力，商业银行受盈余管理行为影响而未足额提取的准备越多，其未来一期的个体风险和外溢风险就越高。黄有为等（2017）、汪峰等（2019）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Ha[ 21 ]以1994—2015年间美国上市银行控股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会计稳健性对银行贷款组合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保守的报告可以减少不良贷款率，降低银行的贷款风险。

4.信贷风险评估

该类研究一般以理论分析为主，通过构建信贷风险预警模型或信贷风险识别体系，预测可能出现的信贷风险，进而提出相应的信贷风险防控建议。孙茂林等（2013）通过分析银行内外部环境，构建了包括安全能力、控制能力和发展能力在内的商业银行全面信贷风险识别体系，该体系在为商业银行经营者提出风险预警的同时还可以为确定风险来源提供依据。孙志娟（2013）基于信贷过程中的指标（包括财务与非财务）构建了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预警模型，目的是预测银行信贷风险未来发展趋势。Pla-Santamaria等[ 22 ]研究了不确定条件下信用风险管理的规则，结合降维技术和折衷规划，提出了一套适度悲观的信贷决策规则，并从一组比率中提取包含信用分类所需的信息，克服了仅依靠财务和市场信息来估计信贷风险的局限。此外，还有一些文献在建立评价模型的基础上对模型的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如Bhat等[ 23 ]根据银行的财务报告披露确定了过去贷款损失驱动因素的统计建模和不利情景下未来贷款损失的压力测试两种形式的信用风险模型，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银行的信用风险模型构建与其贷款损失准备金的及时性、预测未来贷款冲销的能力以及经济衰退期间的贷款发放正相关，揭示了信用风险模型对银行信贷风险防控顺周期性的影响。黄益平和邱晗[ 24 ]利用国内一家头部数字金融平台的逐笔贷款数据，对大数据模型和传统银行模型的效果进行“赛马”分析，发现大数据风控模型具有突出的信息优势和模型优势，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违约，降低信贷风险。

5.业务流程再造

这类研究侧重于通过对银行信贷业务流程的再造来降低信贷风险。向寿生和杨磊玉[ 25 ]以流程再造为分析视角，使用2010—2014年A股主要上市银行的数据，考察银行企业营运管理完善对商业银行微观个体风险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的流程再造在银行个体风险和银行业系统性风险防范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周莉娟[ 26 ]以南昌银行为研究对象，指出该银行在贷前管理、贷中审查及贷后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风险，提出了转变传统营销理念、优化再造信贷审批流程、提高信贷人员素质等对策建议。

三、借款企业内部控制与信贷风险防控的研究

就借款企业内部控制而言，在防控风险方面的作用并不局限于企业一“域”，还能够实现对银行信贷风险的“跨界”管控。其作用机制在于高质量的企业会计信息对降低债务契约签订前和执行中的信息不对称是有利的。通过降低债务契约中的监督成本以及执行成本可以达到预防银行信贷风险的目的，而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是高质量会计信息背后最重要、最基本的决定因素。

大量研究证实，高质量的借款企业内部控制有助于商业银行对企业信贷风险进行评估，改善信贷决策，提升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Dhaliwal等（2011）、Kim等（2011）比较了内部控制不存在重大缺陷和存在重大缺陷的公司，发现存在重大缺陷公司表现出更高的银行贷款成本，银行会通过增加更多的约束条款来对债务契约进行保护。同样，国内也有类似研究结论。已有研究表明：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低[ 27 ]，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帮助企业获得更多低成本的债务融资[ 28 ]，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也会帮助公司增加获取银行新增贷款的可能性，获得更多长期贷款和更长贷款期限；而内部控制缺陷会加剧企业的信贷约束，具体表现在更高的债务融资成本、更少的新增贷款以及更短的贷款期限。此外，自愿性内部控制审计信号有助于公司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

不过，上述研究在某些方面尚未形成一致结论。如郑军等[ 29 ]提出，在金融发展相对发达地区，对非国有企业来说，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在货币政策紧缩时能显着地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对国有企业来说，这种效应不显着。但杨德明和冯晓（2011）却认为银行无法识别民营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仅能识别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郑军等[ 29 ]认为在金融发展落后的地区，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更能有效增加企业获取新增贷款的可能性；而李明和郝冰（2014）认为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越好，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对获取银行贷款的影响越显着。

四、银行内部控制与信贷风险防控的研究

根据检索情况，目前关于银行内部控制与信贷风险防控的实证研究文献数量很少，且都出现于2016年之后。Cho和Chung（2016）研究了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是否会影响贷款损失准备金及拨备，发现内部控制缺陷与贷款损失准备金及拨备显着正相关，这说明银行内部控制与信贷风险具有一定关联。Akwaa和Moreno[ 30 ]利用23个欧盟国家91家银行的面板数据发现内部控制（风险评估与控制活动）对信贷风险都具有显着影响，但由于信贷风险同时受代理问题、国家与公司特征（机构所有权、银行规模、通货膨胀、利率和GDP）的影响，因此内部控制并不能完全消除代理问题以及相关的信贷风险。Pham[ 31 ]结合越南制度背景以30家越南股份制商业银行为研究样本，采用随机游走Metropolis-Hastings算法进行贝叶斯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内部控制的五个要素对银行信贷风险都有影响。

2017年之后，我国学术界开始从实证角度对银行内部控制与信贷风险防控效果和机理进行探讨。顾海峰和张盈盈[ 32 ]以我国24家上市银行2009—2018年数据为样本，对内部控制与风险承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银行内部控制质量越高风险承担水平越低的结论。尽管该文并没有明确银行承担的风险内容，但从其采用不良贷款率、风险加权资产占比等度量信贷风险的指标反映银行承担风险水平，可以判断出该文本质上探讨了银行内部控制与信贷风险之间的关系。陈汉文和杨增生[ 33 ]以2007—2014年我国16家上市银行为样本，对内部控制与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有效降低银行资本充足率，且这一结果主要存在于资本充足率高于监管底线的样本中。王蕾等[ 34 ]以2007—2015年我国上市银行数据为样本，通过对行业信贷配置结构的考察，探究内部控制质量影响银行信贷风险的作用机理，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银行能够有效识别不同行业的风险状况，减少高风险行业的信贷资金流入，增加低风险行业的信贷资金流入，进而降低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王蕾等[ 35 ]以2007—2015年A股上市银行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和动态面板模型检验内部控制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能够显着降低银行信贷风险，内部控制的风险防控作用在系统重要性银行中更加显着，进一步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两个视角探究内部控制抑制银行信贷风险的具体路径发现代理成本在内部控制抑制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而信息不对称并没有发挥这一作用。

五、对已有研究的评述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分析，笔者认为现有研究主要呈现三种趋势，并存在以下三方面不足。

第一，关于信贷风险防控策略的研究，基本遵循了由宏观到微观的研究脉络，但研究广度不够。现有文献主要侧重于宏观层面的治理途径，而从微观层面进行系统化研究的文献还不够丰富。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事实上，信贷风险的诱发和扩散不但受银行外部环境的影响，而且与银行内部治理密切相关。因此，信贷风险的防控是一项系统工程，理应在研究中全面考虑银行宏观外部环境和微观内部治理的综合影响。在过去“大一统”的金融模式与贷款利率受管制时期，通过制定宏观货币政策与加强金融监管来防控信贷风险没有太大问题，因为彼时的银行几乎是同质的，且没有风险管控的自主权，因此早期研究偏重宏观外部治理有其历史必然性。然而，随着银行类型的多元化以及股份制改革的实施，银行之间的异质性越发凸显，整齐划一的宏观治理手段显得乏力，差异化防控策略成为替代性选择。加之，近年来利率市场化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步推进，越来越强调信贷风险的系统防控。在这一背景下，必须将信贷风险治理研究维度延伸到微观层面，构建起银行信贷风险的综合治理体系，唯有这样，信贷风险居高不下的局面方有可能得到遏制。另外，目前微观视角下的研究仍以规范研究与案例研究居多，缺少足够的实证研究。前者侧重于从技术层面构建风险评估模型，强调以风险为导向优化业务流程，本质上属于贷前防控范畴，缺乏从信贷活动全过程考虑风险防控问题；后者侧重于探索微观治理策略与信贷风险的关系，本质上属于作用效果的范畴，缺乏对内在作用机理的探讨。

第二，关于内部控制与风险防控的研究，逐渐实现了从企业延伸到银行的研究逻辑，但研究力度不够。现有关于内部控制与风险防控的文献，尤其在实证研究方面基本剔除了金融企业的样本，主要原因在于金融风险的复杂性、银行内部控制的行业异质性以及信贷数据尤其是单笔信贷数据的获取非常困难，导致直接探索内部控制与信贷风险防控的研究相对匮乏。而在直接研究中，主要考虑借款企业或者银行的单向影响，未考虑借款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关联影响。具体表现：要幺将银行内部控制视为外生既定，研究借款企业内部控制作为一种信息传导机制如何影响银行方面的信贷决策、信贷契约以及信贷风险，缺乏对银行内部控制质量差异的考虑；要幺把借款企业内部控制视为外生变量，研究银行内部控制质量作为一种管理机制如何对信贷风险进行防控，忽略了借款企业内部控制的角色与作用。事实上，信贷风险涉及银企双方主体，对信贷风险的防控是由借款企业特定风险触发内部控制机制再由银行内部控制对剩余风险进行评估与应对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过程，而单一视角下的研究忽略了信贷活动中另一方的反应，难以全面准确地把握信贷风险的本质以及内部控制防控银行信贷风险的作用机理。

第三，关于内部控制与信贷风险防控的研究，正由单纯强调结果反应的静态研究思路努力向挖掘作用机制的动态研究思路转变，但研究深度不够。风险具有动态可变的特征，因此风险防控应该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然而，已有研究只是简单比较了不同内部控制质量下银行信贷风险的静态差异，更多关注一些结果指标如不良贷款率、贷款损失准备金和拨备金等变动与否，较少关注银行内部控制如何随着借款企业特定风险的变化而调整信贷契约进而实现信贷风险防控的动态过程，即侧重于作用效果的静态研究，缺乏与作用机理相关的动态研究，导致银行内部控制如何对信贷风险进行防控至今仍然是一个“黑箱”，这为持续开展信贷业务流程的优化设计进而提高风险防控的效率与效果带来了困扰。当然，也有一些文献对信贷风险防控问题从动态视角进行了初步探索，如王蕾等[ 34-35 ]，但存在以下局限：其一，风险防控应该贯穿信贷业务全过程，包括贷前和贷后，而目前这方面的文献没有区分这两个阶段，在内容上更多强调通过信贷契约具体条款的选择和设计来实现防控目的，本质上属于贷前防控，对贷后履约期间可能发生的风险事件以及风险防控缺乏进一步研究；其二，信贷风险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而内部控制对信息不对称的降低和代理问题的缓解具有一定作用，但现有研究并没有深入揭示银行内部控制究竟如何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和缓解代理问题而达到信贷风险防控目标的作用方式及影响路径。总之，已有研究仍以“静态”研究方法为主，且对“动态”防控的理解过于笼统化，对作用机理的剖析不够细致深入。

六、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信贷风险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信贷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这类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表现形式有两种：一是贷前的逆向选择，指在银行与借款企业签订贷款契约之前，银行对借款企业的声誉、资金实力以及贷款用途等信息掌握不足导致银行错误选择高风险企业进行贷款或者没有对借款企业风险进行合理定价；二是贷后的道德风险，指在信贷契约签订后，由于监督成本的存在，借款企业具有信息优势，很可能不按照契约约定事项使用资金，将信贷资金用于高风险项目等机会主义行为。信贷风险防控的关键就在于降低这两类信息不对称程度。

从银行视角看，降低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重点在于减少银行内部信贷过程中多层级代理问题。这是因为银行内部多层级代理问题的存在会导致银行对借款企业的信息搜集意愿和搜集能力下降，信息在银行内部的传递效率下降以及银行对借款企业贷后信息监督和外部信息利用意愿及能力下降。银行内部多层级代理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银行内部不同层级之间的代理问题；其二，同层级内部不同环节之间的代理问题；其三，银行内部跨层级不同环节之间的代理问题。

银行内部控制能够从提高信息能力和加强执行意愿两方面降低银行内部信贷业务过程中存在的多层级代理问题，进而降低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内部控制五要素角度看，风险评估以及信息与沟通两个内控要素都能够提高银行的信息能力。风险评估要素本质上是银行所建立的风险识别和风险分析体系，能够通过对潜在风险的损失分布进行评价和估计，确保银行在信贷决策过程中充分权衡借款企业可能存在的各类风险，提高银行对借款企业风险信息的获取能力；信息与沟通是信息管理的最基本形式，决定了银行内部信息管理效率，其本质上是银行所建立的遍及信贷业务各环节的信息系统，能够提高自下而上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信息分析和利用能力。内部环境、控制活动以及内部监督三个内控要素能够提高银行的执行意愿。其中，内部环境要素包括价值观、权责分配、人力资源政策等，能够影响银行信贷人员的执行意识，确保其理解实现信贷风险防控目标所需要的信息搜集任务；控制活动要素本质上是信贷业务按照信贷风险防控要求得以执行的政策和程序，贯穿于银行与信贷业务有关的所有层次和部门，能够确保信贷业务各环节相关人员高效地获取、分析和利用信息；内部监督要素本质上是银行对内部控制体系运行质量进行评估的过程，确保信贷业务流程中与信息获取、信息分析和信息利用相关的控制活动能够持续改进。基于此，提高银行内部控制五要素作用的发挥程度能够成为防控银行信贷风险的有效路径。

综合上述分析，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展望未来研究可以围绕以下方向进行。

一是在未来的研究中，不仅要拓宽研究的维度，而且要扩宽研究的广度，在明确信贷风险防控作用效果的基础上，重点对其内在的作用机理进行深度挖掘及实证检验。

二是需要摈弃以往仅考虑银行一方或者仅考虑借款企业一方的研究思路，采用以银企交互关系为基础的双重视角，以银企信贷契约为研究切入点，利用从数据库获取结合手工搜集构建上市公司信贷契约数据，全面探索银行内部控制对信贷风险防控的影响。

三是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基于信贷业务全过程角度，以全程控制为理念，以风险信息的获取、分析和利用为主线，深入研究银行内部控制对信贷风险动态防控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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