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海波 彭卉
【摘 要】 实体企业作为重要的微观基础和市场主体，其发展质量愈来愈重要。在两权分离制度下，内部控制已经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其作用尚未得到统一认证。以201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内部控制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内部控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在国有企业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该推动作用更显着。中介效应检验证明了企业社会责任和投资效率在内部控制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均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也证明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由此可见，企业要重视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注重提升企业的内部治理水平，进而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实体企业； 内部控制； 全要素生产率； 企业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F270.7；F272.9；F27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3）19-0082-09
改革开放40余年，我国经济日新月异，呈现出长期高速增长的景象。但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形势和社会矛盾的深刻变化，出现了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为了化解经济发展的桎梏，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以稳中求进为基调，致力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相较于增长的“量”，发展的“质”则是经济行稳致远的关键所在[ 1 ]。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并把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作为主要目标任务，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经济高质量发展从根本上说是由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实现的[ 2 ]，企业所特有的创新能力、生产效率和活力竞争力使其成为市场主体之一，更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微观基础。
现代企业绝大部分是由未拥有公司股份的职业经理人所经营，即采用两权分离模式。在这种模式的长期影响下，公司的“所有与控制”渐行渐远，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操纵着公司的运转。管理层逐利的特性使其具有机会主义动机，利用暗箱操作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损害所有者的利益，腐蚀公司的根基[ 3 ]。为了缓解并消除委托代理产生的这种负面影响，企业亟需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来保障公司的健康发展。根据美国审计准则委员会（ASB）在1972年对内部控制所作的定义可知，内部控制是以提高经营效率和充分使用资源为目标的一种管理方法。我国继2008年以来先后颁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和《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等，意在规范并提高我国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 4 ]。内部控制作为企业的一项内部治理机制，在提高公司内部治理水平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内部控制也从根本上注重提高工作效率，完善经营管理，这一作用贯穿于企业的运营过程。从现有研究中不难发现，有效的内部控制具有正向外部效应，既可以防止管理者的自利行为，减少潜在的徇私舞弊，维护企业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又可以降低企业的资本成本，提高公司的投资效率，确保公司有足够的资金经营运转；同时还可以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创造出一个良好的氛围和环境，助力企业树立形象并取得认可。但内部控制能否帮助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仍然受外部环境以及企业自身各种机制的相互影响。那幺内部控制作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保障机制是否会影响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内部控制又是通过何种机制实现这一影响？基于此，本文主要研究内部控制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责任和投资效率在二者之间是否发挥了中介作用。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第一，将内部控制理论扩展到企业高质量发展这一研究领域，丰富了内部控制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第二，引入企业社会责任和投资效率这两个中介变量，揭示了其在内部控制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中所起的部分中介作用，是对现有研究的有益补充；第三，实证研究证明了内部控制可以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从而为企业完善内部治理机制提供可参考性建议。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内部控制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内部控制是在一定环境下，组织为达到既定管理目标而实施的各种程序和方法，作为完善内部治理体系的关键一环，内部控制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学者对内部控制的已有研究可知，内部控制确实能给企业发展带来诸多好处，比如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 5 ]、降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 6 ]、抑制企业管理层的腐败行为[ 7 ]、促进企业的创新投入[ 8 ]、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 9 ]等。另外从理论逻辑上来讲，内部控制可以在企业中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能够对企业的各项活动进行明确且有效地监督，对经营风险做出迅速又精准地应对，从而帮助企业达到发展战略目标，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由信息不对称理论可知，对信息掌握情况的差异会导致主体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而非对称信息正是制约公司发展的主要原因。管理者根据了解到的市场信息进行判断，他们更倾向于短期利益和既得成果，这与董事会所主张的长远经营目标不一致。而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加强对管理者的监管和控制，加大管理者想要弄虚作假的成本，这有助于避免管理者因自利主义驱使而发生个人道德风险和公司管理事故，也可以降低管理者违背董事会意愿，侵害股东权益，进行营私舞弊操作的可能性。除此之外，内部控制能够使企业及时发现公司所面临的潜在风险和隐患，迅速调整公司的生产方式，合理调配现有资源，进一步完善公司的经营机制，使企业更加稳健长远地发展下去。
综上分析，内部控制可以减少由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代理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要求管理者基于企业利益作出合适的经营决策，致力于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内部控制能够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二）内部控制、企业社会责任与高质量发展
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实体企业的助力和支持，但有不少公司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不惜以污染生态环境、侵犯相关者权益为代价，全然不顾企业作为社会主体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根据《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2021）》报告显示，2021年企业300强的社会责任发展指数为36.07分，依旧处于一个较低值的状态，并且绝大部分企业的发展指数都不理想，说明多数企业仍持“旁观”态度。《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4号——社会责任》明确阐述了企业社会责任与内部控制二者之间的关联性和相互性，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经营活动的一部分，其履行情况受内部控制的影响，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保证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时候更加积极、规范[ 10 ]。
根据社会契约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建立并经营的基础是在形成委托代理关系时双方定下的种种协议，其中就规定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义务。当公司把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转换为实际行动时，必不可少的就是公司治理的支持[ 11 ]，而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提升公司的治理水平，综合平衡各方利益主体的利益要求。具体来说：内部控制可以避免两权分离下管理者与所有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管理者的机会主义和不当行为，使管理者从企业发展角度制定经营决策，确保公司的正常运转；能够为员工提供制度保障，时刻关注公司员工的所需所求，不仅保证其所劳与所得相对等，而且注重提高员工的归属感和满意度，进而营造积极和谐的工作氛围；能够把顾客需求作为企业的重点考虑对象，专注研发和创新以向顾客提供更为安全、实用又优质的产品，在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同时始终把消费者的权益放在首位；能够在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关系，既提高了公司治理的信息透明度，又促进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沟通交流，进而使相关部门加强了对企业的关注和认可，增强了企业的社会资本。
践行社会责任是一种利他主义行为，内部控制作为企业的内部治理机制，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制度保障，进而帮助企业树立形象，实现长远发展。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内部控制通过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来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三）内部控制、企业投资效率与高质量发展
企业在进行财务决策和活动时必须要考虑投资效率，投资既是企业配置资源的方式之一，又在企业的财务绩效、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投资的有效与否与企业价值和稳定发展密不可分。在完全市场环境中，公司管理者进行投资活动的依据在于可投项目的净现值，即经理人会选择净现值为正且有持续上升趋势的项目。但现实中的市场并非处于完美状态，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问题的存在，企业往往难以做出理想的投资决策。近年来，上市公司的投资虽然在持续增加，但是投资效率却普遍走低，投资失败的案例屡见不鲜。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不仅会导致资源浪费，而且会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阻碍。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在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时，由于管理者与股东的财务目标不一致，管理者出于自利动机在经营管理时存在背离股东利益目标的可能，并且代理问题以及伴随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也是诱发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主要因素[ 12 ]。因此，公司要想提高投资效率水平，就要在解决代理问题方面有所作为。一是在信息传递和交流沟通方面，经理人出于自利主义在披露信息时也许会选择性地进行披露，而有效的内部控制就会减少这类行为的发生，并且有助于企业提高信息传递的信度和沟通交流的质量，从而保障公司内部各个岗位和员工都能及时获得有关投资项目的相关信息并积极做出判断。二是在监督管理和激励机制方面，内部控制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包含监督和激励的内部管理制度安排[ 13 ]。内部控制可以对经理人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由于管理层的收益会伴随公司规模的扩大而增加[ 14-15 ]，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管理者具有建立“经理帝国”的动机，这使他们将公司内自己能支配的所有资金不加辨别地全部用于投资，而内部控制的存在可以避免这种投资过度行为的发生。除此之外，内部控制还可以对管理层产生激励作用，进而鞭策他们去找寻发展前景较好的投资项目，减少管理者因为满足当下、安于现状而出现投资不足的现象[ 16 ]。
综上，内部控制让管理者的经营行为更加规范，职责更加明确，企业各项活动的开展也更加透明，信披质量的提升使企业筹集到更多的资金进行有效投资，进而推动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内部控制通过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来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原始数据，剔除了金融保险类、ST、*ST等特殊样本，删除数据异常和缺失的样本，并进行上下1%水平的缩尾处理，以此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最终保留了3 918个原始样本。企业内部控制数据来自迪博公司的内部控制指数，企业财务等其他数据来自CSMAR，运用Excel、Stata16.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根据指标个数可以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方法分为多元指标法和单一指标法。考虑到多元指标法存在主观性强、差异大和数据获取较为困难等问题，本文采用单一指标法。周绍朋[ 17 ]的研究认为高质量发展就是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相契合、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运动过程，全要素生产率不仅可以衡量企业资源配置情况，而且能反映技术创新水平，因此本文选取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并用劳动生产率作为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2.解释变量
借鉴胥朝阳等[ 18 ]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度量方式，把迪博公司发布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取对数来衡量内部控制质量。该指数通过建立内部监督、风险评估、信息沟通等指标，可以客观、真实地反映企业内部控制的状况。
3.中介变量
参考葛格等[ 19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衡量方式，以和讯网发布的社会责任综合评级得分为基础数据。选用评级分数加1取对数来度量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根据Richardson[ 20 ]所建立模型（1）的残差项的绝对值来衡量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程度，数值越大，说明企业的投资效率越低。
4.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并考虑对企业发展质量产生影响的因素，本文选择企业规模（Size）、股权集中度（Share）、资产负债率（Lev）、董事会规模（Board）、企业成长性（Growth）、企业性质（Soe）、两职合一（Dual）作为控制变量。同时，对行业效应和年份效应进行控制。各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定
依据假设1，构建基本回归模型（2）如下：
其中，模型控制了行业（Ind）、年份（Year）固定效应，用？酌i和λt代替（下同）；？着i，t为误差项。？茁1是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若？茁1显着大于0，代表内部控制能够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否则拒绝H1。
根据假设2和假设3以及温忠麟等[ 21 ]的中介效应模型，本文的中介检验模型如下：
其中，模型（4）和模型（5）中的中介变量W分别为企业社会责任CSR和企业投资效率INV。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运用Stata16.0软件进行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均值为9.377，极差为4.958，标准差为1.064；内部控制质量的均值2.814，极差为0.373，标准差为0.05；社会责任评级的均值为1.291，极差为1.575，标准差为0.256；投资效率的均值为0.033，极差为0.220，标准差为0.037。这些表明上市公司发展质量、内部控制质量、社会责任评级和投资效率的水平均具有一定差异。
（二）相关性分析
根据表3相关性分析结果可知，内部控制质量与全要素生产率在1%的水平上显着正相关；内部控制质量与社会责任的相关系数显着为正，且社会责任与全要素生产率显着正相关；内部控制质量与投资效率的相关系数为负，且投资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显着负相关。这与前文所提出的假设相符，可以初步判断变量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说明变量之间的共线性程度较小。综上可知，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变量选取得当。
（三）基准回归分析
对假设1进行回归分析，表4是基准回归结果。列（1）为未加入控制变量，也没有对行业和年份进行控制的OLS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全要素生产率（TFP）和内部控制质量（ICQ）在1%的水平上正相关。列（2）是加入了一系列的控制变量，列（3）是既加入了控制变量，又采用双向固定效应，可见ICQ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着为正，这表明内部控制可以显着提高企业的发展质量。作为企业在组织管理方面的一项治理制度，内部控制能够避免因委托代理而产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增强管理者与所有者之间的信任，使管理者在监督和激励下合法合规地经营公司，立足于更长远的视野去制定企业发展战略，促进企业朝着高标准、高要求、高质量的方向发展。因此，回归结果验证了H1。
（四）中介效应分析
依据假设2和假设3，针对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表5是中介效应的回归结果。
列（1）—列（3）是将企业社会责任（CSR）作为中介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到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在1%的水平上显着正相关，社会责任在内部控制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这是因为随着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深入，内部控制逐渐成为一种有效的企业管理方法，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营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对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提高纳税信用、增强公司合法合规具有重要意义，进而维持了企业的持续发展。因此假设2得以验证。
由列（4）—列（6）可知，内部控制与投资效率具有显着的相关性，投资效率在内部控制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投资效率不高通常包含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方面，而内部控制能够有效地约束管理层的权力，避免公司在投资活动上过分地反映个人的决策偏好，从而遏制管理层的过度投资。另外，内部控制也能借助激励机制引导管理层寻求优质投资项目，防止投资不足现象的发生。内部控制通过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来筹集更多的资金加以合理配置，推动企业的良性发展，支持了假设3。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本文主回归结果的可靠性，下面将采用更换变量度量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见表6。
第一，将用OP法计算方式得到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加入控制变量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进行回归，可以得到内部控制质量ICQ和全要素生产率（TFP_OP）在1%的水平上呈正相关关系，说明本研究的结论稳健。
第二，将劳动生产率（LAB_P）作为被解释变量。虽然全要素生产率包含的企业信息较为全面，但由于其计算结果容易受测量方法的影响，故而选择用劳动生产率再次衡量企业的发展质量。劳动生产率因其计算过程相对简单、可比性较强的特点，已被学者运用到实证研究中，本文借鉴张超等[ 22 ]的测量方法，用企业工业总产值除以员工人数来代表劳动生产率。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内部控制质量与劳动生产率存在显着正相关关系，与前文结论一致。
第三，以企业内部控制是否有缺陷（ICD）作为解释变量。ICD的赋值规则是若内部控制存在缺陷赋值为1，不存在缺陷则赋值为0。列（3）和列（4）是用ICD作为解释变量，分别对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进行回归，ICD的系数分别在5%和10%水平上负向显着，说明内部控制存在缺陷将会抑制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这也从反面验证了内部控制的完整性能够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证明了本研究的结论稳定。
（六）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内部控制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或许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向作用关系，即发展质量较好的公司有可能更加关注内部管理，会进一步加强企业的内部控制，基于此，针对在主回归分析中未能顾及到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用工具变量（IV）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2SLS）来检验。考虑到选取工具变量的标准和条件，本文将“是否披露内控评价报告（ICAC）”作为内部控制质量的工具变量，并对此变量进行赋值。若企业披露内控评价报告赋值为1，否则为0。是否披露内控评价报告是企业的一个选择性行为，往往会受到企业内部治理水平的影响，与内部控制质量高度相关，并且企业内控评价报告披露与否的这一举动并不会直接影响到企业本身的发展质量。鉴于此，是否披露内控评价报告适合作为工具变量来减少内生性问题。
表7是工具变量法（IV-2SLS）两阶段回归结果，列（1）是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Kleibergen-Paap rk LM的值为13.25，并且在1%的显着性水平上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说明该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具有较强的相关性。Kleibergen-Paap Wald rk F的值为52.79，大于10%偏误的临界值[ 23 ]，即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因此，本研究采用的工具变量是合理且有效的。列（2）是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ICQ的拟合值ICQ^与全要素生产率在1%的水平上显着正相关，这与前述的基准回归分析结果相一致。
四、扩展性研究
（一）基于产权性质的分组研究
基于我国企业在不同所有制下其组织管理、拥有资源、政府干预程度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异，为了研究内部控制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否受到产权性质的影响，将所有研究样本按照企业性质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组，并各自进行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可以看到，内部控制无论是在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都是显着的，即对企业的发展质量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并且在国有企业中推进力度更大。一方面是因为国家控股的企业更加注重对公司的内部治理，由于所属性质使其站在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做出经营决策，企业管理者追求个人利益的动机较少，其使命和担当让公司在组织治理方面更为谨慎，进而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更加稳重；另一方面是国有企业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不允许其出现经营差错，否则将对就业和民生造成重伤，这就要求企业在内部治理过程中重视对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防范，加强内部控制力度，提高企业发展质量。
（二）基于市场化程度的分组研究
疆域辽阔和历史悠久是我国的特点之一，在改革开放的引领和产业升级的推动下，我国各个地区在人口密度、资源储备和经济水平等方面存在不同，进而导致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具有差异性，企业的发展依赖于市场环境，发展质量的高低也与市场化进程息息相关。因此以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均值为界，将全部样本分为市场化程度较低和较高两组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内部控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并且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影响更为显着，究其原因在于：市场化进程更快的地区其竞争环境相对来说更加激烈，企业管理者在面对外部市场压力时更倾向于关注如何使公司获取更多资源和利益，在个人得失方面不会过多计较，因此企业的内部运营状态是向好发展，进而推动企业整体发展。除此之外，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意味着该地区的法律体系和制度环境越健全，因此不管是政策文件还是监管部门对企业的内部管理都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促使企业在内部控制方面有所提升，进而实现企业的常青发展。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201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社会契约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针对内部控制如何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展开了机制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内部控制能够显着正向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企业社会责任和投资效率在内部控制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均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在更换变量衡量方式和工具变量（IV-2SLS）两阶段回归法的检验中证实了研究结论的稳健可信度，并且在分组研究中得出内部控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显着。
（二）政策建议
为提高企业内部治理水平，加强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进而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企业本身、法律建设和监管部门等各方主体要协同联动、合作共治。
首先，企业加强对内部控制的重视。企业自身要提高对内部治理机制的重视，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将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作为一种企业文化融入到公司发展过程中。同时要优化内部控制的实施环境以便股东可以有效监督管理者的经营决策，促使管理者自觉遵守企业管理制度，保障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其次，提高对内部控制的行政管束。要加强有关内部控制制度法律法规的建设，进一步完善企业管理准则，加大对违法违规等不正当行为的处罚力度和成本。提高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增强企业与投资者和政府部门等社会主体之间的交流与信任，为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实施和完善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最后，大力发挥社会各方的监督作用。政府监管部门、第三方评估机构以及社会公众等外部监管主体要加大对企业经营的监督力度。监管部门要根据企业实际发展情况修订其评估方案，以便评估结果具有更高的效度和参考价值；相关舆论媒体要加强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制度实施和信息披露的关注，有效发挥其监督职能，避免企业管理者因逐利动机而进行暗箱操作，确保企业平稳有序地发展下去。
合理可行的内部控制制度有利于加强公司治理的规范性，降低因委托代理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经营风险问题。建立健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并切实有效地加强制度执行力度是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更是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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