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瑞红 王聪颖
【摘 要】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一种高层次变革，其最终目标是构建数字化的新型商业模式。企业的审计意见是否会受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分析师关注与审计意见类型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显着提高了其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分析师关注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意见类型之间起中介作用。异质性研究表明，产权性质在数字化转型与审计意见类型之间起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能够显着改善审计意见。
【关键词】 数字化转型； 审计意见； 分析师关注； 审计意见购买； 外部治理
【中图分类号】 F23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3）24-0035-08
一、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5G、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持续创新升级，数字技术已成为经济社会进步的关键突破口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动力。随着数字化浪潮席卷世界，数据作为新的生产方式，将在未来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数字化转型成为当今政产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
推进数字化转型是国家发展的重大举措，也是时代进步的题中之义。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数字化转型对新时代巨大变革的重要意义，明确强调要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建设“数字中国”“数字强国”。同时，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技术发展、能力提升的重要表现之一，也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关键策略。近年来，受世界经济复苏势头不稳、动能减弱等因素影响，国内市场相对疲软，但有研究发现，一些数字化战略启动早、转型程度深的企业在对抗外部环境冲击的过程中具有十足的韧性[1]，比如一些生鲜电商、线上办公等新经济新业态。
审计意见是审计人员完成审计工作后发表的专业意见，为财务报告使用者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随着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证券市场越来越重视审计意见的作用。在数字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成为新常态的今天，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审计领域的作用也不容小觑。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后，是否会更容易获得标准审计意见呢？数字化转型影响审计意见的机制是什幺？当企业由于实施数字化转型而受到更多的监督，特别是受到证券分析师的关注时，作为影响审计进程的重要因素，分析师关注是否会对审计意见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基于已有文献，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意见的关系，从分析师关注角度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意见的影响路径，并按照产权性质进行异质性检验。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1）在研究立意方面，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探究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对审计意见的影响，丰富了审计意见的影响因素研究。（2）在研究范式上，主要基于“分析师关注”的信息效应进行机制检验，补充了“审计意见购买”这一可能的影响路径，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审计意见的机制研究，并且检验了不同产权性质下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意见的作用效果差异。
二、文献综述
（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机与经济后果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实施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必修课”。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并为之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2]，企业为了把握这一发展机遇，纷纷开展数字化转型；Peter et al.[3]认为数字化转型的动机是升级业务模式与组织架构，为加快企业效率提供支持。
现有文献中，有关数字化转型影响审计结果的研究较为缺乏。张永■等[4]发现，审计费用会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而减少；翟华云等[5]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审计质量，其中数字化技术应用有利于审计质量的提高，而商业模式创新的作用并不明显。
（二）审计意见的影响因素
国内外学者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已有文献主要从公司内部和会计师事务所两个角度进行研究。
从公司内部因素看，林丽萍等[6]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发现当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较高时，审计师更容易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傅绍正等[7]、刘杉等[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延期披露年报显着改善了审计意见；王凡林等[9]研究发现，公司治理结构越完善，越有可能获得标准审计意见，进一步的，良好的内外部治理环境能显着抑制因签字审计师变更而产生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姜涛等[10]认为，如果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水平越低，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就越大，即良好的内部控制制度有助于降低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
从会计师事务所角度出发，申慧慧[11]通过研究发现，签字注册会计师职级越高，越有可能对被审计单位的盈余管理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闫焕民等[12]则立足公司年报审计“忙季”这一情景，研究发现签字审计师工作量压力越大，越不容易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王爱国等[13]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工作压力大、时间压力大和客户要求提前披露年报时，签字会计师更容易发表标准审计意见；而如果审计客户上一年度被监管问询的次数越多，签字会计师则倾向于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
（三）文献述评
首先，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来看，关于数字化转型和审计结果之间关系的讨论较少，且已有研究多侧重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收费、审计质量以及审计风险等方面的影响，鲜有文献关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因此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存在研究缺口。其次，学者们已经从公司内部、会计师事务所等多个层面探讨了审计意见的影响因素，但是极少有研究关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意见的影响这一问题。综上所述，已有文献就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对于较为缺乏，本文将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角度切入，探讨可能对企业审计意见产生的影响。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化转型与审计意见
审计活动实质是被审计方与审计方之间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关系使得双方处于不对称信息的两端，为了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获得标准的审计意见，公司必须持续改进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实施了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公司为了维持良好的声誉，往往需要通过披露年报来向外部发出正面的信号，同时，数字化转型使企业内部产生高额成本，一定程度上促使企业提高年报的可读性，进而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基于此，实施数字化转型能够一定程度上提升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进而改善企业的审计意见。
实施数字化转型还会减少企业的盈余管理活动，这些企业会面临更为严格的外部监督，同时也会吸引更多的分析师关注和媒体关注，因此操纵盈余管理的空间被大幅压缩[14]，操纵盈余管理是一种非稳健的、短视的财务行为，通常会与企业长期利益冲突，不利于维持企业的财务稳定性。其次，企业数字化转型还可以通过提升企业价值[15]、强化企业的内部控制[16]等途径来提高财务稳定性，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据此，提出假设1。
H1：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企业越容易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二）数字化转型与分析师关注
根据有限注意力理论，个体在处理复杂信息或执行多个任务时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因此，即使是处理企业信息的专业人士——证券分析师在面对庞大的数据群时，注意力依然会受到限制[17]。为解决不同信息之间差异度大的问题，分析师将筛选竞争性程度较低的信息进行跟踪分析，一般来说，处于同一行业的公司信息差异化程度较低，而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普遍具备较强的数字化营销策略和数据运营能力，这些共同特性使数字化转型企业吸引到了更多分析师关注。
此外，进入数字时代，数字化转型战略是企业实现高层次转型的必然产物，更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鼓励我国中小型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革，突出强调数字化转型在当今时代的重要性，作为国家重点关注的发展战略，数字化转型企业必然会吸引到更多的分析师关注。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证券分析师关注度越高。
（三）分析师关注与审计意见及分析师关注的中介效应
作为连接上市公司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桥梁，证券分析师能有效减轻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18]。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信息透明度较低的问题，作为独立的第三方中介，分析师的信息解读和监督作用能够得以更好地发挥。此外，证券分析师是具备高敏感性的信息分析专家，是上市公司重要的外部监管者，在特定情况下，证券分析师还可以被视为外部监督的非法律替代机制。因此，更多的分析师关注意味着更多的约束，这种限制促使企业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企业也因此更容易获得标准审计意见。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3。
H3：分析师关注能提高企业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
数字化转型是国家和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一般是同行业中的领先企业，在转型升级方面具备前瞻性和较强的实践能力，对分析师的需求也相对较大。同时，证券分析师团队对于领先企业跟踪意愿较强。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在数字化转型影响审计意见类型的过程中，分析师关注是中介因素。据此提出假设4。
H4：分析师关注在数字化转型与审计意见之间起中介作用。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2021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对数据进行下列处理：剔除被特别处理的公司样本（如ST、*ST类上市公司），剔除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样本，剔除当年审计来源为IPO的公司样本，剔除缺失数据或存在数据异常的公司样本，最终筛选得到27 676个上市公司样本。样本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此外，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的分位处进行了缩尾处理。样本公司数据的整理和分析由Stata16.0软件完成。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审计意见类型（Opinion），为虚拟变量。若公司当年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Opinion为1；反之Opinion为0。
2.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程度（DCG）。参考吴非等[14]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结构特征词图谱，本文将企业数字化转型划分为“基础技术运用”和“实践技术应用”两个层次，企业数字化转型关键词的具体分类如图1所示。对样本公司年度报告中出现数字化转型关键词的词频进行汇总，以词频总数加1后的对数值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评价指标。
3.中介变量
分析师关注（Analyst）。证券分析师（或团队）对某一上市公司的关注程度越高，其对该公司重视程度也就越高。分析师关注变量为当年对该上市公司进行跟踪分析的分析师（或团队）数目加1后的自然对数（进行跟踪的一个证券分析师团队视为1）。
4.控制变量
借鉴相关研究，本文控制了盈利能力（ROA）、是否亏损（Loss）、财务杠杆（LEV）、公司规模（Size）、业务复杂度（IR）、两职合一（Dual）、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和独立董事比例（Indep）等变量（变量定义见表1）。此外，还控制了年度和行业，以降低时间变化与行业差异对研究的影响。
（三）模型设计
1.审计意见与数字化转型程度
2.分析师关注与数字化转型程度
3.审计意见与分析师关注以及分析师关注的中介效应
五、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2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审计意见（Opinion）的均值为0.965，表明约有96.5％的样本公司获得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数字化转型（DCG）的标准差为1.375，说明上市公司之间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存在一定差异。此外，分析师关注（Analyst）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3.784，表明有部分上市公司在当年并未引起证券分析师的注意，还有部分公司可以获得最多44个（e3.784-1=44）分析师团队的跟踪；其次，标准差为1.179，说明证券分析师跟踪在不同企业间分布不均衡，上市公司获得分析师关注有显着差异。
（二）相关性分析
表3是各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数字化转型程度（DCG）与审计意见（Opinion）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27，且在1%的水平上显着，表明数字化转型与标准审计意见之间有明显的正向关系。其次，分析师关注（Analyst）与审计意见（Opinion）的相关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着为正，表明分析师关注的增加为企业获得标准审计意见带来了正向影响。控制变量中，总资产报酬率（ROA）、审计复杂度（IR）、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和公司规模（Size）与审计意见（Opinion）的相关系数均通过了1%的显着性检验且为正值，而是否亏损（Loss）、财务杠杆（LEV）和独立董事比例（Indep）与审计意见（Opinion）的相关系数则在1%的水平上显着小于0。此外，由于相关系数绝对值的最大值不超过0.7，因此各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三）回归结果分析
1.基准回归结果
表4中列（1）表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审计意见类型的Logit回归结果。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程度（DCG）的回归系数为0.133，且在1%的水平上显着，也就是说，数字化转型程度每增加1个单位，企业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对应的发生比增加（e0.133-1）×100%=14.22%，即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企业更容易获得标准审计意见，H1得以验证。
列（2）为对数字化转型程度与分析师关注进行OLS回归的结果。在控制其他变量后，数字化转型程度（DCG）的回归系数是0.094，且在1%的水平上显着，说明分析师关注与数字化转型程度之间呈显着正相关关系，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能引起分析师关注度的提高，H2成立。
列（3）列示了分析师关注与审计意见类型的Logit回归结果。分析师关注Analyst的回归系数大于0且在1%的水平上显着，说明上市公司越是受到证券分析师的青睐，该企业越容易获得标准无保留意见，H3得到验证。
列（4）表示加入分析师关注这一变量后的数字化转型程度与审计意见的回归结果。数字化转型与审计意见的回归系数从0.133下降为0.094，但仍在1%水平上显着正相关，表明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企业吸引了更多的分析师关注，进而更易于获得标准审计意见，H4得到初步验证。
2.分析师关注的中介效应检验
借鉴温忠麟等[19]的研究，运用Bootstrap方法对样本进行1 000次有放回地随机抽样，检验结果见表5。间接效应_bs_1的系数为-0.0003，直接效应_bs_2的系数为0.0029，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的95%百分比置信区间和95%偏差纠正置信区间内均不包含0，证明分析师关注在数字化转型与审计意见之间起中介作用。
因此，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加深，分析师对企业的关注程度随之提高，公司获得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形成了“数字化转型程度提高→分析师关注度提高→审计意见改善”的作用渠道，H4成立。
（四）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问题
首先，尽管模型中已控制了较多变量，但仍然可能有遗漏变量使研究出现内生性问题。其次，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意见类型之间可能互相影响，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为了控制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借鉴肖红军等[20]的研究，选取样本地区同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平均水平（DCG_）作为工具变量。选取该工具变量的原因是：（1）符合相关性要求。同一地区同一行业的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水平越高，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或进一步加强转型程度的意愿。弱工具识别检验结果显示，AR和Wald的P值均通过了1%的显着性检验，拒绝“内生变量与工具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表明选取的工具变量符合相关性，且不是弱工具变量。（2）符合排他性要求。特定地区特定行业的上市公司数字化水平与某一企业的审计活动关联程度较小，不会影响到该企业的审计结果。
表6为IV-Probit的两阶段回归结果。首先，IV-Probit的第二阶段回归对原假设（H0：内生变量为外生）进行了沃尔德检验，由于P值为0.0002且在1%的水平上显着，拒绝原假设，说明数字化转型程度（DCG）为内生解释变量。其次，由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知，工具变量（DCG_）的回归系数的方向的显着性与DCG相同，说明前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2.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和两期
由于企业数字化投入和效率之间呈非线性关系，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实现具有时滞性，因此本文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意见影响的时间窗口进行延长，分别将数字化转型指标滞后一期（L1.DCG）和滞后两期（L2.DCG），再引入Logit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7列（1）、列（2）所示，数字化转型程度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后，回归系数的方向与显着性均未发生改变，因此研究结论不变。
3.更换检验模型
被解释变量Opinion为哑变量，因此适合采用Pr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Probit回归结果如表7列（3）、列（4）列示。数字化转型程度（DCG）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着性检验；加入Analyst后DCG的回归系数方向不变，显着性虽有所下降但仍通过了5%的显着性检验，说明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后更容易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六、进一步分析
（一）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
首先，因国有企业的产权性质特点，其生产经营活动都在较为严格的国家监管下进行，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实施也不例外。其次，国有企业规模大、经营范围广，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相反，非国有企业则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企业可以结合多种因素制定具有企业特色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因此本文认为数字化转型对标准审计意见的促进作用应更多地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中。为验证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意见影响的作用效果是否会由于产权性质不同而存在差异，引入产权性质（STATE）虚拟变量，将上市公司分为两类：国有企业（STATE为1）和非国有企业（STATE为0），并对样本数据按产权性质进行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在非国有企业组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标准审计意见在1%的水平上显着正相关，而在国有企业组中则不存在相关关系，因此在非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显着，即产权性质在两者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二）数字化转型、审计意见购买和审计意见
企业数字化水平提升使其经营业绩情况更为透明，不利的审计意见会加剧企业管理层的管理压力。因此，企业对于获得标准审计意见的期望会水涨船高。为了快速达成短期经营业绩目标、维持较高的企业声誉，管理者是否会不惜向审计师购买审计意见呢？为了检验“数字化转型→审计意见购买→标准审计意见”这一渠道的可能性，在Lennox[21]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数字化转型变量DCG及审计意见购买与数字化转型的交互项Shop×DCG，构建了模型5。如果Shop的估计系数显着为负，即说明变更审计师降低了公司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实现了审计意见购买。
其中，Switch表示审计师变更的虚拟变量，若公司在本期更换审计师则取1，否则取0；Shop是审计意见购买变量。
根据回归结果，Shop×DCG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着性检验，无法说明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强化了其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因此，“数字化转型→审计意见购买→标准审计意见”这一作用渠道检验不成立。结合前文，该检验再次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获得标准审计意见是通过分析师关注的信息效应，而非审计意见购买。
七、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按一定原则对样本数据进行筛选后，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与审计意见类型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数字化转型能够显着提高企业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并且能够显着增加分析师关注；其次，分析师关注在数字化转型与审计意见之间起中介效应；最后，企业产权性质发挥调节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与标准审计意见显着正相关。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
1.非国有企业应积极响应国家政策，顺势而为，依据自身特点与发展需要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2.我国应完善证券分析师行业的法律法规，促进分析师行业的健康发展。加强对证券分析师的约束，为广大投资者提供制度保障，并加大对证券分析师行业的扶持力度。
3.加强对审计工作的监管，坚决打击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监管部门应进一步加大对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审查力度与惩罚力度，规范上市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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