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宁 屈宇 李政敏

摘要:本文从翻译的信、达、雅标准、功能的对等与语用、文体风格、机器翻译等方面论述了赵元任先生的翻译思想,认为其翻译思想虽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翻译思想,但带有明显的现代语言学的特征,属于语言学派的翻译思想。

关键词:赵元任  翻译思想  信、达、雅

0 引言

赵元任先生(1892~1982)是海外华人、着名学者、语言学家、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赵元任先生对汉语深有研究,能说三十多种方言,钱歌川称他为“现代中国首屈一指的语言学家”(见《翻译的基本知识》);他既精通英、法、德、日等语言,又对翻译理论有独到的见解。

1967年赵先生在加利福利亚大学柏克莱分校所作的一次英文演讲,在1969年第29期《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半月刊)上发布,英文题目为:“Dimentions of Fidelity in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ese”, 后收入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汉语社会语言学面面观:赵元任论文集》(Aspects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Essays by Yuen Ren Chao,1976)。1969年,他又用中文发布的《论翻译中的信、达、雅的信的幅度》被国内外学者关注。

1 信的幅度

赵元任先生翻译思想精髓是关于“雅”和“达”的标准问题,他认为“雅”和“达”是相对的,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原文不雅不达,译文如果达而雅,那就“失信”了。所以,他认为:“还是得拿信作为翻译中的基本条件。”但要做到“信”必须考虑到许许多多的彼此相关的问题。因此,他提出“信的幅度”的问题。在讨论这一问题时,赵氏实际上探讨了当代翻译理论几个主要方面的问题。

1.1 关于忠实与文本类型的关系问题。赵元任认为在讨论信的各种因素之前,需要考虑一下原文的性质。原文可能是一部书、一首诗、一出戏的对话,或是一篇演说;或文字、或口头的文字,原文达而雅,译文当然也应达而雅;译文是口头语,当然不能译成书面语,反之亦然。

1.2 信与上下文语境的问题。一个词、一个短语,甚至一个句子,其确切的意义决定于上下文。他认为上下文和语境决定意义。

1.3 功能对等与语用对等的问题:如果把意义仅看作词或句的本意,那意义和功能可能会有矛盾;但如果把意义看作是上下文意义和语境意义,那就与功能一致了。他举例说,法语Ne vous derangez pas, je vous en prie! 如果按意义译成英文,应该说Dont disturb yourself, I pray you!可按作用译,应该说Please dont bother! 因为在同样情况下,英国人会这样说。这就是奈达所主张的“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也就是“语用对等”高于“语义对等”。但赵元任先生则进一步对语言的语义和功能作了分析。他认为所谓意义跟功能的不同只是程度的问题。归根结底说起来,一个字句在某场合的意义就是在那场合的功用。因此意义最合的翻译也是最用得上的翻译。这就是说,在作用上最适当的译法,也就是在意义上最适当的译法;而按照意义翻译,从某一角度看来也就是按作用翻译。这样,赵元任先生就把语义对等和功能对等辩证统一了起来。

1.4 关于直译与意译:直译与意译跟意义与功用的幅度很相近而又不相同。所谓直译是照字面一一翻译;所谓意译是取最相近而译语中较通行的语句来翻译。逐字直译可以说是细密的译法,可是如果译得不地道,在功能上与原文不对等,从整体上看就不算忠实。

1.5 关于归化与异化的问题。赵元任是主张归化的。他举例说,比方,一件事快成功了,美国人常常“到了third base”。译成中文尽可能用麻将来代替棒球,就说“听张了”(南方人说“和了”)。也就是说,要用译人语中“见次频率”相近的词语或表达方式来替代源语中的常用的词语或表达方式,才能算是忠实。这也是与功能对等一致的。正如奈达所举的例子一样,英语成语white as snow,在赤道国家的民族,也许根本不知道雪是什幺,甚至在他们的词汇中可能就没有“雪”这个词,那就得用他们词汇中见次频率较多的词来替代snow,譬如frost,egret feather等。

2 风格与忠实性

风格问题:译文风格与原文不同,显然就缺乏忠实性。赵氏说,原文跟译文体裁相当不相当自然是极为要紧的幅度。把高文典册译成俚语连篇,那是拿原作开玩笑,不是翻译。现代英语和现代汉语可以互译,可原文若是古籍,就很棘手。赵元任先生指出:“没有必要用古代语言译古代语言。”他认为最好的办法,而且也是最常取的办法,就是用一种最无时代性的体裁来翻译。这种译法虽然免不了失掉了原来的精彩和生动,可是至少可以免掉掺入与原文不合的意味。他特别告诫译者:“翻译旧东西的时候至少要避免太漂亮太时髦的词句。因为越漂亮就越容易蔫,越时髦就越容易过时。”当然“过久了先以为无时代性的,后来的人还是会觉得出来那是某时代的译文。所以有些名着过时就得重新翻译。”

3 翻译的目的和读者对象

赵元任认为考据学是实类的研究,语言学是类型的研究。那幺翻译一段史料就是翻译一个实类,如果把那材料有关的上下文做过了充分的考据之后就应该得到一个定本的译文。赵元任先生肯定了针对不同读者和不同用途的译本可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再结合其谈到的文本类型等问题,其实涉及了翻译的目的论所有主要的因素。

4 关于机器翻译

赵元任在《不用机器的翻译》(Translation Without Machine)的文章中探讨了机器翻译的可能性和困难,论述了机器翻译中存在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问题。他认为翻译过程可以看作许多幅度的空间。在每一种幅度中,翻译有好,有一般,也有坏的。因为各种因素是互相冲突的,最终的结果是各种因素复杂作用的组合。赵氏认为,要论述这些作用还为时过早,因为这些幅度尚未形成系统的概念,无法成为衡量的尺度,他所谈的就是信的幅度。

文章中他把幅度概括为六个方面:①文本性质:书面的还是口头的;②文本的篇幅:上下文和语境决定意义;③风格:风格的翻译机器很难胜任;④语法结构:在什幺层次上确定对等,是机器翻译必须解决的问题;⑤体裁和文化范畴:即不同文化对事物的分类有所不同,这是机器翻译面临的难题;⑥语用翻译:机器如何能区分语义和语用意义呢?所有这些问题,即使对译者来说也是很难的,在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之前,很难有成熟的机器翻译。

结束语:赵元任先生是一位伟大的语言学家。他对翻译的观察与研究主要从语言学角度出发,形成语言学派的翻译观。他的翻译思想是传统的,与许多翻译理论家的主张一脉相承,如严复、林语堂、胡适、瞿秋白、钱钟书等;然而,他的不少观点又很现代,显然是从国外现代语言学中汲取了不少养分。其论文《论翻译中信、达、雅的信的幅度》强调“信”的重要性和幅度性;“信”固然是第一要素,但有时为了“要达原书本意,可以稍微牺牲点准确的标准”。总而言之,他的翻译观是辩证的、灵活可变的,是他翻译实践的理论升华。他的翻译思想在今天以及今后对翻译实践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他译作中的许多精彩译例仍值得后世学习。

参考文献:

[1]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2]罗新璋.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王宗炎.介绍赵元任《译文忠实性面面观》[J].翻译通讯,1982(3).

[4]戎林海.论赵元任的翻译观[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5).

作者简介:

韦宁(1970-),男,贵州六枝人,副教授,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英语、法语习得及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