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速度有所加快。国内承接东南沿海产业转移的区域，往往也是城镇化建设的相对薄弱区域，二者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当前应充分发挥产业转移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带动作用。
一、城镇化的内涵及影响因素
城镇化是指二、三次产业在城市集聚，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使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农村普及的发展过程。城镇化是人口集聚的过程，城市经济的特征是空间密度高、商品和服务专业化。产业的发展可以使得人与人、物与物、企业与企业之间产生了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这个关系的载体体现为城市。
美国经济学家诺塞姆认为，城镇化水平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两个拐点。在城镇化率没有达到30%之前，发展速度比较缓慢，每年大约增长0.2个百分点左右。如我国从1949—1970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0.1—0.2个百分点。当城镇化率超过30%的时候，则进入快速发展期，城镇化率每年升幅可以达到1.5—2个百分点。这一阶段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带动力量为工业化。工业化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加剧了人口流动，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业、建筑业的发展，从而提高城镇化水平；当城镇化率高于60%，发展速度重新趋于放缓，这一阶段的城镇化主要带动力量为第三产业。
有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城镇化水平呈现明显的正相关。与之相比，产业集聚、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水平的相关度更为明显。一个区域的产业集群发展越完善，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越强，城镇化水平就越高。
二、产业转移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明显提升，但与工业化程度以及国际平均水平相比，仍然较为滞后，并体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2.6%，2011年城镇化率为51.3%，城镇化率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有着密切联系。如浙江省2012年城镇化率为63.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10个百分点。据学者测算，目前浙江省90%以上的市区县都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区，地方产业集群与城镇化水平的相关性达到了80%以上。也有的经济大省城镇化率偏低，如河南省2012年GDP总量排名全国第五，城镇化率仅为42.2%，这种“反差”与该省经济外向度不高、产业集聚和就业吸纳能力不强有关。
从国际经验看，当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推进时，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最为明显。英国在1700年的时候有56%的人口从事劳动生产，在工业革命带动下，19世纪末降到了16%。美国在1820年时有7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1890年这一比率降到了38%。而缺乏产业支撑的城市化，往往容易陷入“伪城镇化”或“过度城市化”。如阿根廷、乌拉圭等国城市化率均为90%左右，但其城市化并非受工业化的带动而导致的，而是国家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忽视造成的。这些国家进入城市的往往是农村的最贫困人群，导致城市失业问题严重，“贫民窟”众多，反而阻碍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
近年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开始出现产业转移现象，承接产业转移的目的地既包括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孟加拉、尼日利亚等亚非国家，也包括中国的不少中西部省份。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我国稳定外贸增长、促进就业具有积极作用，我国应当避免产业流失，实现城镇化与产业转移的双向互动。尤其是河南、四川、安徽、江西等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城镇化率均低于50%，产业转移对城镇化的带动空间相当明显，对于我国城镇化可以起到现实的促进作用。
一是降低企业综合成本，带动经济社会发展。安徽省商务厅提供的数据显示，与东南沿海地区相比，安徽省的水、电、气、工人等生产要素综合成本要低20%以上。多数企业享受到了用地、水、电等方面的优惠。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相比，中西部省份的地方政府给予企业的实际支持更为有力，产业配套、交通、工人熟练程度、产业承载能力也更大。
二是推进产城结合，带动城市配套设施建设。近年来，我国劳动力绝对数量已经有趋于减少的态势，尽管劳动力总量规模仍然很大，但招工难现象已经出现，这也成为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不少中西部省份是人口大省，剩余劳动力资源丰富。
三是加速土地流转，统筹城乡发展。产业转移的发展吸纳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把过剩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推动了农村土地流转，使土地逐步有序向龙头企业、科技大户和种田能手集中，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创造有利条件。与此同时，一些企业还直接把工厂开到县城乃至乡镇上，对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带动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条件的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问题和不足
与我国东部地区以及东南亚国家相比，我国中西部地区如同位于“中间地带”，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低于东部地区，却高于东南亚等国家，产业链、综合经营环境优于一些东南亚国家，却劣于东部地区。如果不能及时化解不利环节，产业转移也有可能跨过我国中西部地区，而直接转向其他国家。
一是劳动力资源整体依然紧缺。以安徽、江西等省份为例，劳动力工资水平比沿海地区虽然偏低，但幅度已经不大，月工资差距仅为300—500元。对于不少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劳动力已经成为“买方市场”。受沿海地区加班工资高、消费环境好、择业机遇多等条件吸引，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劳动力不愿意留在本地务工，更不愿前往中西部其他省份务工。另一些留在中西部务工的富余劳动力，则受农田、家庭、老人和孩子等因素牵绊，职业进取心相对较弱，在产业技术、敬业精神等方面较难达到企业管理者的要求。
二是物流成本相对较高。本轮产业转移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重点，产业的出口外向度较高。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出口运输成本显然高于东部。与此同时，部分中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业还没有起步，上下游配套企业缺失，很多配套产品需要从外地购进，往往存在等米下锅、等料生产的现象，难以满足转移企业对物流服务的需要。再加上用地、融资成本的提升，对于很多地级市来说，承接低于亿元的产业转移投资项目已经是“有心无力”。
三是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加大。中西部不少省份的生态环境基础较为薄弱，近年来随着产业转移“浪潮”的出现，一些地区没有明确的产业定位，盲目以企业规模为招商引资的衡量标准，比拼招商引资优惠力度。这不仅导致产业转移分散和企业同质化竞争，还将加大资源和环境压力，动摇生态环境基础。
四、促进有序承接产业转移的措施建议
尽管我国劳动力局部短缺的现象出现，但我国的潜在劳动力禀赋仍是极为可观的。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推进，未来仍将有大批的剩余劳动力进入就业市场。美国耕地面积占全球耕地面积的比重为22%，中国约为7%，而美国和中国的农民数量则分别为800万和6.5亿人。未来如果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尤其是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仍然是非常充沛的。为促进中西部地区有序承接产业转移，特提出以下几条措施建议。
一是优化产业布局，打造适合自身要素禀赋的重点产业。依据本地区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细化招商引资指导目录，实施产业链招商，变招商引资为招商选资。完善要素保障体系，增加单位土地投资强度、产出贡献度等效益指标在用地指标分配方面的权重，鼓励集约节约用地。
二是加强载体建设，降低生产企业的商务成本。将工业园区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结合起来，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建设承接沿海传统产业转移示范基地。推动商业消费、社会保障等配套措施衔接，努力解决产业工人在户籍、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后顾之忧。引导物流、金融、法律、财会等中介服务业在产业转移承接地设立分支机构。
三是结合内外市场，构建现代物流网络。围绕产业中心建设现代物流园区，实现仓储、封装、配送、加工、理货、运输和信息服务一体化运营，大量发展电子商务物流。加大口岸和物流设施建设，优化海关口岸布局，设立具有保税功能的区域物流中心。
（韩晓东，商务部政研室综合处，中国社科院投资经济系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