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卒中病人自我隐瞒与家庭关怀度的相关性研究

脑卒中是一组导致个体在身体、心理及社会功能方面丧失独立性的疾病

。据最新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报告(GBD)显示

,我国居民总体卒中终生发病风险为39.9%，现有脑卒中病人1 300多万例

。由于脑卒中幸存者多需面临复发率高、致残率高、经济负担重等困境，致使其多存在焦虑、抑郁等不良心理状态。唐海玉

对脑卒中病人病耻感的质性研究指出：脑卒中病人为避免受到异样眼光或歧视，多存在自我隐瞒的现象，如隐瞒病情、压抑情绪、拒绝自我表露等现象。本研究中自我隐瞒主要指隐瞒病人因疾病所致的不舒适的感觉或因担心疾病预后所产生的负面情绪。自我隐瞒会加重病人的自我感受负担，从而增加病人出现焦虑、抑郁症状的风险，对病人的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家庭是脑卒中病人获取精神与情感支持的主要来源，良好的家庭功能对维持病人心理健康有重要意义，故推测良好的家庭功能可减轻病人的自我隐瞒倾向，但目前缺乏对脑卒中病人自我隐瞒的现状及相关性研究的报道。因此，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了解脑卒中病人自我隐瞒的现状及其与家庭关怀度的相关，为临床医务人员制定心理干预方案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21年7月—2021年10月,采取便利抽样法选取泸州市3所三级甲等医院的神经内科、康复科的脑卒中病人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①符合《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治指南2014》

中的诊断标准，并通过CT或磁共振成像(MRI)确诊者；②年龄≥18岁，且病情处于稳定者；③意识清醒，能通过语言或文字进行沟通；④知情同意且自愿参与者。排除标准：①有其他传染性疾病，如艾滋病、梅毒等；②合并其他重要器官如心、肝、肾等功能严重衰竭或恶性肿瘤病人；③正在参与相似调查研究者。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包括社会人口学资料和疾病相关资料，社会人口学特征包括病人年龄、性别、性格、文化程度、婚姻状况、主要照顾者、医疗支付方式、工作状态、家庭人均月收入、居住地区、居住状态、家族史11个变量，疾病相关资料包括卒中类型、发病次数2个变量。

本实验对蓖麻PIP5K基因家族的生物信息学分析及荧光定量PCR及对应的蛋白进行了整理，并进行了生物信息学的预测和分析，以及对蓖麻PIP5K的荧光定量PCR数据统计，结果表明PIP5Ks在蓖麻中对花序轴性状可能有一定的影响，PIP5K在花序轴上的差异含量与花序发育具有一定的规律性，PIP5K参与开花，这似乎是压力诱导。对蓖麻PIP5K基因家族的生物信息学分析可为后期PIP5K基因家族及PIP5K蛋白氨基酸的序列、结构、功能域，蛋白质空间结构、性质及PIP5K在植物中的相对表达等方面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但是PIP5K基因家族6个基因如何参与花序轴发育，相关调控机制尚不清楚，有待进一步验证。

1.2.3 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APGAR)

本研究共调查146例脑卒中病人，年龄31～87(63.75±10.72)岁。146例脑卒中病人SCS及APGAR总分及各维度得分见表1。146例脑卒中病人中，家庭功能良好72例(49.3%)，家庭功能中度障碍62例(42.5%)，家庭功能重度障碍12例(8.2%)。

1.2.2 自我隐瞒量表(Self-Concealment Scale,SCS)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征得医院同意后，根据纳入及排除标准，严格筛选研究对象，在获得病人及其家属知情同意后进行一对一的调查。研究者采用统一指导语，确保病人在无干扰、无暗示的情况下如实填写。

1.2 方法 所有研究对象均在清晨空腹时抽取5 ml外周静脉血，置于无菌试管中，3 000 r/min离心5～10 min，分离血清，置于-80℃的低温冰箱中冷冻待检。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对血清IL-6、IL-8、IL-10及TNF-α水平进行测定，仪器和试剂均由德国西门子公司提供，所有操作严格按照试剂盒附带的说明书进行。

1.3 研究方法

APGAR由美国学者Smilkstein

编制，包括适应度、合作度、成长度、情感度、亲密度5个维度，分数越高表示家庭功能越好，0～3分表示家庭功能存在严重障碍，4～6分表示家庭功能存在中度障碍，7～10分表示家庭功能较好。因使用简便且信效度良好，目前已广泛用于评估脑卒中病人的家庭功能状况。本研究中Cronbach′s α系数为0.813。

采用Excel进行数据录入，SPSS 26.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行描述性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法；检验水准为

=0.05，以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财政监督业务转型的目标是使财政监督从事后的合规性检查工作，转型为贯穿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和决算管理等财政运行全过程的常态化检查工作，是财政监督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风险导向审计使审计的中心环节从内控测试转向风险评估，并通过量化风险分析确定实施审计的范围和重点，合理分配审计资源，在兼顾审计效率和审计质量的前提下形成比较正确的审计意见。将风险导向审计的理念、方法和技术与财政监督工作实践相结合，把风险导向审计在分配资源和控制风险等方面的特点恰当地应用于财政监督领域，则可以在实现对财政运行全程化监督机制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总之，彩超超声影像学在妇产科急腹症的诊断中有着很高的准确率，在临床操作中十分快速简单，并且对患者不会造成痛苦，是妇产科急腹症诊断中十分良好的方法，在妇产科急腹症临床治疗中也有着很强的应用性，今后应大力推广。

1.4 统计学方法

填写完成后当场收回并逐一检查，如有漏填或错填项，及时进行完善和补充，确认无误后再次收回。本次共发放问卷150份，有效回收146份，有效回收率为97.3%。

2 结果

2.1 病人的一般资料

采用SCS评价病人的自我隐瞒状况。该量表由Larson等

编制，国内学者王才康

对其进行汉化修订。该量表为单维度量表,共10个条目,均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总分为10～50分，10～24分为低水平，25～36分为中等水平，37～50分为高水平。该量表目前在肠造口病人

、2型糖尿病病人

、颅脑损伤病人

及乳腺癌

等病人中使用，均显示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Cronbach′s α系数为0.836。

2.2 不同人口学特征脑卒中病人SCS及APGAR得分比较(见表2)

2.3 脑卒中病人SCS与APGAR总分及其各维度得分的相关性(见表3)

2.4 不同程度家庭关怀度的脑卒中病人SCS得分比较(见表4)

3 讨论

3.1 脑卒中病人普遍存在中等程度的自我隐瞒现象

本研究结果显示，脑卒中病人SCS得分为(29.36±4.12)分，处于中等程度。可能与疾病结局不良、病人对疾病知识的了解不足及受我国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关。脑卒中幸存者多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加之担心疾病复发或疾病致死等情况的发生，导致其产生巨大心理压力；同时病人对疾病知识了解有限，当身体有不适时，避免被贴上“矫情、娇气”等标签而选择“硬撑”；此外，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普遍较保守含蓄，注重隐私，有困难及疑虑时都是自己承受，不想让家人或朋友担心；亦或病人羞于向他人表达内心的真实感受或不愿让家人或朋友看见自己无助的一面等多种原因导致其产生自我隐瞒的现象。张敏等

指出自我隐瞒得分越高，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越差。故提示临床医务人员应加强对脑卒中病人自我隐瞒状况的关注，寻找病人产生自我隐瞒现象的原因并加以干预，以提升病人的社会适应能力，促进病人的身心健康。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后BEPS时代，在国际税收规则制定、执行及国际税收征管合作方面应当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3.2 脑卒中病人家庭关怀度有待提高

脑卒中病人APGAR得分为(6.23±1.89)分，说明家庭功能中度障碍，与鲁俊华等

的研究结果一致。原因可能为：个体患病后基本生活需要家人部分或完全协助，致使病人及其家人的生活、工作节奏被扰乱，加之疾病创伤致使个体心理敏感、内心脆弱，渴望得到家人的关心与支持，而家人可能更多关注的是疾病转归与结局，导致病人感受到的家庭关怀度不高。有研究指出，良好的家庭功能是病人有效应对创伤事件、维持其心理健康、提升其主观幸福感的保护因素

。故提示临床医务人员可鼓励家属参与病人的诊疗、护理及康复活动中，给予病人足够的支持与鼓励；此外，还可引导家属多与病人沟通，鼓励病人主动分享内心的感受与想法，适时了解病人的心理状态，让其感受到家人的爱护与支持，提高其家庭关怀度。

3.3 脑卒中病人自我隐瞒与家庭关怀度的相关性

本调查结果显示：脑卒中病人SCS与APGAR总分及各维度均呈负相关(

<0.05)，即家庭关怀度越高，脑卒中病人的自我隐瞒的程度就越低。已有研究证实：脑卒中病人家庭关怀度越高，病人对疾病的恐惧程度及自我感受负担越低，创伤后成长水平越高

。家庭作为病人个体患病后获取精神及情感支持的主要来源，家庭关怀度越高的脑卒中病人感受到家人的关爱与支持更多，从而更愿意主动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感受与想法，最终可降低病人的自我隐瞒程度。降低病人的自我隐瞒程度，不仅可提升个体与家人之间的亲密度，还可提高个体的社会支持水平，增强病人疾病康复的信念，对促进病人身心健康有重要意义。提示临床工作者可从病人与家庭两方面对病人自我隐瞒进行干预。就病人而言，可通过纠正脑卒中病人错误的认知及不合理的信念，鼓励病人说出身体上的不适及心理上的担忧，减轻其身心压力；就病人家庭而言，可通过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提升脑卒中病人的家庭关怀度，如教会病人家属与病人的沟通方法与技巧，引导家属多与病人沟通交流等。

4 小结

本研究结果显示：脑卒中病人普遍存在自我隐瞒的现象，且与家庭关怀度呈中等程度的负相关。提示临床医务人员应加强对脑卒中病人自我隐瞒现象的重视，同时呼吁家属关注病人的身心健康状况，可通过提升病人的家庭关怀度来降低脑卒中病人自我隐瞒的程度。

[1] GREENWOOD N,MACKENZIE A.Informal caring for stroke survivors:Meta-ethnographic review of qualitative literature[J].Maturitas,2010,66(3):268-276.

[2] KEFALE B.Global,regional,and national burden of stroke,1990-2016: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6[J].The Lancet Neurology,2019,18:439-458.

[3] 胡盛寿,高润霖,刘力生,等.《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8》概要[J].中国循环杂志,2019,34(3):209-220.

[4] 唐海玉.脑卒中患者病耻感的质性研究[J].护理实践与研究,2017,14(5):123-125.

[5] 廖声有,熊燕.青年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负性情绪与自我隐瞒、自尊的相关性研究[J].赣南医学院学报,2019,39(3):267-271.

[6]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脑血管病学组,刘鸣,等.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治指南2014[J].中华神经科杂志,2015,48(4):246-257.

[7] LARSON D G,CHASTAIN R L.Self-concealment:conceptualization,measurement,and health implications[J].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1990,9(4):439-455.

[8] 王才康.中学生自我隐瞒倾向:因素结构与发展特点[J].应用心理学,2002,8(2):15-17.

[9] 叶子文,甄莉,朱木兰,等.直肠癌肠造口患者自我隐瞒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护理学杂志,2019,34(19):73-76.

[10] 许丽娴,陈诗琪,刘思文,等.2型糖尿病患者自我隐瞒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华护理教育,2020,17(10):932-936.

[11] 焦新爱,李彤,郭明普.经验性回避、反刍思维在颅脑损伤患者自我隐瞒与创伤后应激障碍间的中介效应分析[J].内科,2020,15(4):424-427.

[12] 郑春娆.乳腺癌术后患者病耻感调查及书写表达干预研究[D].广州:南方医科大学,2020.

[13] SMILKSTEIN G.The family APGAR:a proposal for a family function test and its use by physicians[J].The Journal of Family Practice,1978,6(6):1231-1239.

[14] 张敏,郭会军,许前磊,等.HIV/AIDS患者社会适应能力与自我接纳、自我隐瞒的相关性分析[J].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2021,35(11):1262-1267.

[15] 鲁俊华,郎玉玲,关红军,等.家庭关怀度及自我效能感对脑卒中后残疾患者伤残接受度的影响[J].中国老年学杂志,2020,40(6):1324-1328.

[16] OSHIO T,KAN M R.Does social participation accelerate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to health shocks? Evidence from a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in Japan[J].Quality of Life Research,2019,28(8):2125-2133.

[17] 崔慧敏,夏征,汪凤兰,等.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疾病进展恐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现代临床护理,2020,19(10):20-25.

[18] 张健,王进华,陈静静.脑卒中失能老人康复治疗中家庭关怀度与自我感受负担的调查[J].解放军护理杂志,2017,34(11):60-61.

[19] 景颖颖,万婕,沈佳雯,等.脑卒中病人家庭关怀度与创伤后成长的状况及其相关性[J].现代临床护理,2018,17(8):2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