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曼 熊尧 余正

(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 南京 211198)

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简称TBT),又称技术壁垒,是指各国在进行贸易进口管制时实施的技术标准、法律法规、合格评定程序、检验检疫制度等技术性贸易措施给国际贸易造成的障碍,最终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1]。WTO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文件有两个,分别是《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TBT协定)和《实施卫生与动植物卫生措施协定》(SPS协定),于1995年1月1日WTO正式成立起开始执行。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关税壁垒的作用逐步弱化,而技术贸易壁垒则以其广泛的适用性成为目前国际贸易中最为隐蔽和最难对付的非关税壁垒。

国内有关技术贸易壁垒与药品出口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在中药领域,内容也不外乎技术贸易壁垒的特征、表现形式,对药品出口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方法也以经验和理论为主,缺少数据支撑。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解释双边贸易流量问题的经典模型——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定量分析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药品出口到美国的影响程度,以期为政府制定政策及解决贸易争端提供参考。

1 我国药品对美国出口现状

美国是我国医药保健产品出口的最大单一市场,约占我国医药保健产品出口总金额的20%。2001-2011年间,我国对美国药品的出口总体处于上升趋势,但增长表现出很强的波动性。2008年的增长率高达63%,而此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对美药品出口的增长显着放缓,并在2011年出现了负增长。

美国是世界上实施技术性贸易壁垒最主要的国家之一,有完善的医药行业法律和标准体系,专利保护制度严密,市场准入门槛高,即便中国药品获得相关认证后得以出口,美国仍会对出口商品进行检查,对不符合相关要求的中国商品进行扣留。截至到2010年12月31日,共扣留中国商品1 991件次,其中药品291件,占总数的15%,大量的药品扣留无疑给中国药品出口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2 引力模型在国际贸易分析中的应用

引力模型最早是由Tinbergen和Poyhonen提出的实证经验模型,模型指出两国间的贸易与两国各自的经济规模成正比,与两国之间的距离成反比,形式上与牛顿万有引力公式相近,因此被称为传统引力模型。引力模型的简化形式为:

式①中,A为常数,Xi和Yj分别为两国或地区的经济规模,Eij为i国(或地区)从j国(或地区)的进口额,Dij为两国(或地区)的距离或两国(或地区)的港口距离。对①式两边取对数得到:

式②中,a0、a1与a2为回归系数,εij为随机扰动项。

为了更好地解释贸易之间的流动情况,后续研究者把政策变量(如关税)、规模变量(如人口)、货币及价格变量(如共同货币、汇率)等各种可能对贸易产生影响的变量加入模型中,提高引力模型的解释力[4]。

3 中国药品出口到美国引力模型的构建

本文借鉴国内外应用贸易引力模型研究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研究,构建中国药品出口到美国的贸易引力模型。采用以下几个解释变量:

1)中国医药工业总产值(CGDP)和美国药品市场规模(UGDP)

2.4.3 全氮 土壤全氮含量普遍也较高(图3c),和有机质含量分布规律较为一致。含量属上等(全氮含量>1.5g/kg)的耕地土壤面积有386.84 km2,占全县耕地面积的88.06%,主要分布在长顺县的北部、西部和南部乡镇;没有下等(小于0.5 g/kg)耕地土壤。

在传统的引力模型中,经常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GDP表示其经济规模,在行业贸易中,则应采用该行业的GDP来表示其经济规模。本文中分别采用2001-2010年中国医药工业总产值和美国药品市场规模来表示两国药品市场的规模,反映了中国和美国药品市场的规模和发展水平,数值越大越有利于中国对美药品的出口(数据来源:分别为中国医药统计年鉴和网络)。

2)技术贸易壁垒通报数(TBT)

TBT和(或)SPS的通报数量代表了各个国家的技术法规和标准的实施情况,以及对其他国家产品的限制情况。尽管通报最后不一定能够转化为技术性贸易壁垒,但是通报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国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意愿和状况[5],通报数增加,会增加中国药品的生产成本和出口成本,进而限制出口。本文研究中国药品的出口,因此选择ICS分类为医药卫生技术的TBT通报数与SPS的通报数之和作为衡量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量化指标(数据来源:中国技术性贸易措施)。

3)美元对人民币汇率(rate)

汇率的变动会引起进出口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动,进而对一国的出口贸易产生影响。一般来说,如果人民币升值,则以美元表示的出口药品的相对价格上升,这将削弱我国药品的价格优势,进而影响其国际竞争力,减少出口。反之,若人民币贬值,则会促进中国药品的出口。

4)距离常量

由于本文以单一国家(美国)为研究对象,故一般引力模型中的相对距离在这里就变为一个固定值,笔者将其合并在常数项里,不作解释变量考虑。

综上,本文构建引力模型的方程如下:

其中因变量EXt,是t时期内我国对美国的药品出口额(数据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a0为方程的截距,代表距离效应、时间效应以及一些对两国贸易量有影响但又不可观测的因素效应;a1、a2、a3、a4为各自变量的系数;εij为残差项,设定其服从正态分布。

4 回归结果与分析

将收集到的数据取对数后代入构建的引力模型中,用“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软件(SPSS)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根据所得结果,将所有变量引入方程进行回归分析,拟合系数、F检验均通过,但是所有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未通过t检验(P>0.05),说明这些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不显着,因此需要进行自变量的选择。

接下来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回归结果如下(表1~表3)。

表1 逐步回归模型摘要

表2 逐步回归模型方差分析

表3 逐步回归模型系数

从以上的输出结果中,可以发现:在回归过程中,自变量CGDP和TBT依次被首先选入模型并保留在模型中,而自变量UGDP和RATE则被排除在外,最终建立的模型为:

经验证,此回归模型的各项检验通过,显着性强(P>0.05),可用此模型进行预测。

5 结论和对策

5.1 结论

通过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2001-2010年间,中国的医药工业总产值对中国对美药品出口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中国的GDP每增长1%,药品出口量就增加1.057%。而美国药品领域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则对中国药品的出口有阻碍作用,技术性贸易壁垒每增加1%,中国对美的药品出口就下降0.104%。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其他形式存在的,因此,其间接的贸易效应可能远远大于其直接的贸易效应[5]。

2)模型中美国的药品市场规模最不显着,是第一个被剔除的变量,分析原因可能为中国的药品出口仅占美国药品总进口的1%左右,导致美国药品市场规模的变化对中国对美药品出口不显着。

3)解释变量中rate也处于相对不显着的状态,原因可能是该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比较高,显着性不如其他变量,导致其被掩盖并被剔除。但从第1次回归的结果来看,回归系数是正值,表明汇率降低(人民币升值)不利于中国药品的出口,与基本的经济规律不矛盾。

5.2 对策

贸易引力模型为解释国际贸易流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框架,在这一框架下,我们以对美出口为例,分析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药品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的药品出口有阻碍作用,跨越美国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限制是扩大中国医药产品出口的必由之路。那么我们应努力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参加产品和体系认证,促进国内药品管理体系国际化。药品行业是一个高度管制的行业,可以说,获得相应的产品和体系认证是中国药品进入国际市场的第一步。中国的药品管理体系与西方差别较大,且明显低于国际标准。这是基于中国药企现状的一个必然选择,但是,对医药出口企业来讲,却要熟悉两种注册体系和管理制度,增加了产品的出口成本,削弱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我们要在加快国际认证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借鉴国际先进的药品管理经验,促进药品管理体系国际化。

2)以国际现有标准为基础,加快制定国家技术标准。近年来,我国已经在药品标准的制定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新版GMP的实施、2010版《药典》的修订以及《制药工业水污染物物排放标准》的强制实施,但同时应注意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的接轨,并指导医药企业申报相关认证。另外,应积极建立与国外权威机构认证的互认机制,赢得快速进入对方市场的先机。

3)建立TBT预警机制。国外经常对技术法规和标准进行修订,而且相当多的药品出口企业认为所遭遇的壁垒源于“信息壁垒”,对外国的技术规定不了解[6]。目前中国技术性贸易措施网是中国企业了解国内外TBT最新动态最直接的渠道,各地政府也已经有针对性地建立TBT信息数据库,如厦门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网。此外,在国内还应充分发挥医药行业协会的作用,构筑更有针对性的多层次、立体的医药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预警监测系统。

参考文献

[1]高文书. 贸易技术壁垒经济分析[J]. 财贸经济, 2003,24(9): 58-63.

[2]向锐. 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对中国汽车产品出口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 四川: 西南财经大学, 2010: 37.

[3]李光德. 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研究评述[J]. 经济学研究,2010, 8(5): 44-49.

[4]谷克鉴. 国际经济学对引力模型的开发和应用[J]. 世界经济, 2001, 23(2): 14-25.

[5]孙东升, 周锦秀, 杨秀平. 我国农产品出口日本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 2005, 24(5):6-12.

[6]李宝杨, 周永亮. 对我国医药产品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研究[J]. 黑龙江对外经贸, 2006, 20(10): 3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