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 颖，潘雨晴，吕墨涵，王 坤，史宇晖
1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健康教育系，北京，100191；2悉尼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澳大利亚悉尼，2006
大学阶段是从青少年时期向成人时期过渡的重要阶段，此阶段健康行为的养成和保持会对成年期产生重要影响[1]，然而这一阶段人群体育锻炼状况并不乐观。世界多国的数据均表明，约有3/4的青少年缺乏足够的身体活动[2]。中国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中，20-69岁居民经常锻炼比例仅为14.7%[3]。
针对大学生体育锻炼与家庭和同伴支持的相关研究也较多。国内外研究表明，无论是情感、物质还是家人和同伴的示范行为，均会对体育锻炼行为产生影响[4-9]。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支持的影响强弱也在发生着变化，来自于同伴的支持的影响逐渐大于来自家庭的[10-11]，尤其是同伴的鼓励等情感支持更重要[12]。根据社会学习和社会认知理论，人的行为、个人认知因素和社会环境影响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因此，家庭和同伴等因素可能通过影响个体认知因素而影响行为。研究表明，家庭因素是通过影响个人的外部动机，同伴因素是通过影响个人的内部动机而影响青少年体力活动[13]。然而，我国目前同时针对家庭和同伴因素并且探讨两种因素通过何种路径影响大学生个人体育锻炼行为的研究依然比较少见，描述并比较这两种因素的作用路径将有利于进一步聚焦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干预的关键环节。基于此，本研究调查了北京市某综合性大学大一下学期学生的体育锻炼行为现状，着重探讨不同来源的支持及形式通过何种路径影响大学生的个人认知，进而对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产生影响，为加强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提供参考。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择北京市某综合性大学为典型案例样本，在学校内进行分层整群抽样，采用自行设计问卷收集451名大一学生的相关信息。研究对象来自于人文社科、理工科、医科3个专业方向的学生，每个专业方向选取2-9个班级以获取约150份样本。以班级为单位招募调查对象，建立调查对象微信群，通过微信群发送问卷链接并在群内实现问卷填答指导。问卷由在校大学生根据自身、家庭、同伴的情况进行填写。研究通过了北京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进行的伦理审查，伦理审查批件号为IRB0000105219019。研究回收问卷459份，经核查其中有效问卷451份，问卷有效率为98.3%。
1.2 研究方法
1.2.1 问卷调查。研究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调查，问卷的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基本情况、体育锻炼情况、自我效能、同伴和家庭相关情况。问卷由调查对象根据自己、同伴和家庭的情况作答。问卷发放时间为2019年4-6月，经知情同意后，发放问卷链接，在统一培训的调查员的指导下完成。
1.2.2 理论框架。根据健康信念模式中的自我效能和益处与障碍认知等要素，以及社会支持概念中的来源和形式的要素，本研究构建了如下体育锻炼行为影响路径的框架。研究假设是社会支持会通过自我效能和益处与障碍认知对体育锻炼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见图1。
图1 研究假设的理论框架
1.2.3 概念测量。①体育锻炼。本研究将体育锻炼界定为具有一定频率、强度、持续的有计划和重复性的身体活动。因为本研究更关注的是自觉自律的体育锻炼行为，所以体育课发生的体力活动不包括在界定范围内。参考学者修订的体育活动等级量表和分类[14]，问卷询问了被调查者最近1个月参加体育锻炼的强度、频率和时间等3个维度的等级，依据公式“运动量=Σ强度×频率×时间”计算其体育锻炼得分。赋值情况如下：运动强度从“无运动、轻微运动”到“呼吸急促、出汗很多的大强度的运动”5个级别分别赋值为0-4分；频率从“每月1次”到“几乎每天1次”6个级别分别赋值为1-6分；每次持续时间从“10分钟以下”到“60分钟”以上4个级别分别赋值为1-4分。研究涉及调查对象及其同伴和家人的体育锻炼得分，调查对象得分范围在0-152分；调查对象同伴的得分范围在0-167分；其家人的得分范围0-161分。②社会支持。一般指个体与社会各方面包括亲戚、朋友、同事、伙伴等社会人以及家庭、单位、党团、工会等社会组织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联系程度[15]。本研究将社会支持按照来源分为同伴和家庭，按照内容分为情感支持和示范行为。③同伴支持。本研究将同伴支持分为情感支持和示范行为。其中情感支持包括对体育锻炼行为的鼓励和陪伴，总分10分；示范行为通过描述“关系最为亲密的同伴”体育锻炼得分来体现。对同伴情感支持的2个测量问题的效度分析表明， KMO检验统计量为0.50，Bartlett检验结果显示P<0.001，提取1个公因子解释方差73.4%；信度分析中Cronbach's alpha为0.636。④家庭支持。本研究将家庭支持分为情感支持和示范行为。其中情感支持计分方法与同伴类似；示范行为通过描述“关系最亲密的家人”体育锻炼得分体现。对家庭情感支持的2个测量问题效度分析表明， KMO检验统计量0.50，Bartlett检验结果显示P<0.001，提取1个公因子解释方差66.2%；信度分析中Cronbach's alpha为0.455。⑤自我效能：自我效能是指调查对象对进行或坚持体育锻炼行为的信念[16]。
本研究设计题目如下：我有自信能够坚持体育锻炼；即使客观环境条件或其他因素不适宜，我仍有办法坚持体育锻炼；为了保持身体健康或理想体型，我能够坚持体育锻炼；我能够克服懒惰、劳累等主观体验而坚持进行体育锻炼；我有自己的体育锻炼计划并能够按照计划进行锻炼。对问卷中的题目与自己的符合程度进行选择，选项很不符合、不太符合、一般、比较符合、非常符合的程度分别赋值为1-5分。自我效能测量的题目，效度检验采用了因子分析，KMO检验统计量0.884，Bartlett检验结果显示P<0.001，提取1个公因子解释方差72.0%；信度分析中Cronbach's alpha为0.902。⑥益处与障碍认知：是对调查对象认知的体育锻炼行为益处和存在的障碍各4个题目测量，益处与障碍之差为认知得分，范围在[-4，16]分。KMO检验统计量分别为0.781和0.603，Bartlett检验结果显示P均<0.001，提取1个公因子(益处和障碍)解释方差分别为70.0%和55.1%；信度分析中Cronbach's alpha分别为0.839和0.538。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2.0及Mplus 7.4对数据进行分析。采用百分比、平均值或中值等进行描述性分析；因为因变量和自变量不符合严格正态分布，则通过Mann-Whitney检验、Kruskal-WallisH检验、Spearman相关分析等方法进行单因素分析；采用Bootstrap方法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水准为α=0.05。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研究调查对象中女性占比略高(53.4%)，医科学生比例略高(35.3%)。 见表1。
2.2 不同特征人口中体育锻炼得分
本研究中被调查对象体育锻炼得分的中位数如表1所示，不同性别、专业的调查对象体育锻炼得分有显着性差异，男生高于女生、理工科高于人文社科和医科。根据WHO推荐，18-64岁成年人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身体活动, 或每周至少75分钟高强度有氧身体活动, 或中等和高强度两种活动相当量的组合[17]，本研究中根据调查对象体育锻炼水平折算的达标率为16.19%。
表1 不同人口学特征调查对象的体育锻炼得分差异
2.3 同伴支持与体育锻炼得分的关系
如表2所示，除益处认知得分外，其余因素与体育锻炼行为得分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与同伴支持相比，家庭支持相关系数相对较小。
2.4 体育锻炼得分的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结构方程对理论框架进行检验，发现家庭支持在模型中并未体现出显着作用。因此在去除家庭支持两个变量后，所得结果如图2和表3。结构方程拟合系数：
AIC=8992.331, BIC=9058.114,χ2=5.560 (P=0.062), CFI =0.990, TLI =0.940, RMSEA =0.063, SRMR =0.021,R2=0.367。
对体育锻炼行为影响程度依次为自我效能(总效应值=0.358，P<0.001)、益处与障碍的认知(总效应值=0.334，P<0.001)、同伴示范行为(总效应值=0.311，P<0.01)、同伴情感支持(总效应值=0.155)。
图2 体育锻炼行为影响因素分析(标准化回归系数)
表3 同伴支持与体育锻炼行为得分的关系
3 讨论
3.1 家庭支持对大学生体育锻炼影响不显着
目前我国关于社会支持与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关系的研究虽然较为丰富，但在研究内容的设计上，同时比较家庭和同伴的影响仍比较少见，关于社会支持和体育锻炼之间的路径关系研究也尚未明确。本研究结果表明，大学一年级的人群中，家庭支持对体育锻炼行为相关关系中并未显示出统计学意义，可能与研究调查对象是大一学生有关。在低年龄组青少年群体中家庭对体育锻炼行为是具有一定的作用[4,18]。随着青少年成长和社会融入，来自于家庭、同伴影响的效力也在发生着变化，进入大学的青年人受家庭影响相对减弱，大学生社会支持来源的重心由家庭转至同伴[12,19]。
3.2 同伴示范对体育锻炼的影响以直接效应为主
已有诸多研究表明，同伴之间的健康行为存在相似性。本研究发现同伴示范行为的影响以直接效应为主，但这种示范并未通过影响自我效能而发挥作用，可能存在的原因有待探讨。一方面，缺乏互动的单纯示范作用可能确实不会改变大学生对体育锻炼的自我效能，在本研究的访谈中我们发现，大学生表示自己已经独立了，并不会受同伴锻炼行为的影响，这提示我们大学生自身也未意识到同伴之间行为的相似性，当然也就不会有自我效能的改变。另一方面，这样的结果产生可能与选择该综合大学学生普遍自我效能较高且相互之间的差异较小有关。同时，社交媒体的兴起对朋友圈锻炼行为的关注和鼓励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示范作用而增强了情感支持，使得示范行为对自我效能的影响更多归结为情感支持，也可能是产生此结果的原因。此外，因为本研究是横断面研究，具有共同体育锻炼特征人群可能会更容易聚集成为亲密同伴，也会导致这种直接效应的发生。值得注意的是，同伴示范可以通过益处障碍的认知来影响行为，提示我们可以通过塑造同龄人体育锻炼氛围的同时加强对益处和障碍的认知导向宣教也能更好发挥作用。
3.3 同伴情感对体育锻炼的影响以间接效应为主
本研究显示同伴的情感支持发挥间接效应为主，通过人群对体育锻炼的益处与障碍认知和自我效能两条路径对锻炼行为产生间接影响，这与示范行为的影响路径是不同的。已有研究证实了同伴支持与体力活动呈显着正相关，尤其表现为“朋友的鼓励与参与”“朋友的邀请与赞美”等互动因素[6]。研究证实了自我效能确实在同伴支持中会发挥中介作用，且贡献较大[20-22]，从而证实了外因是通过内因发挥作用的路径。我们研究更深入分析展示了与单纯的示范行为不同，自我效能在情感支持中的中介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提示我们未来可以通过加强同伴情感支持和塑造互动的社会氛围来促进青少年的锻炼行为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