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
这是一位中国经济金融国策背后的男人。从80年代初学成之际的“金融改革方向思考”，到眼下时兴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到20多年一以贯之的货币政策“影子人”；从金融危机中的“众人皆醉我独醒”，到深受百姓关注的房市、股市；上到决策层的采言、美国总统的回应，下到市场人士的瞩目、百姓利益之所寄，他都以其率真的性格、睿智的眼光、渊深的学识，影响、写就着许许多多精彩的故事。
夏斌被市场称为“肱股诤臣”、“国之策士”、“中国金融政策研究第一人”。有人还用“危机中的清醒人”来形容他，为此专门出了一本书，清晰勾勒出了近十年间夏斌的学术、政策故事与中国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的演变轨迹。
前些年他撰写了《中国金融战略：2020》。在这本耗时两年、被誉为“国之策士的精心力作，理论政策的高度融合，中国金融的未来谋略”的专着里，夏斌提出，未来十年中国金融战略的口号是“充分的市场化和有限的全球化”。现如今，他身为国务院参事、南开大学国家经济研究院院长，由金融而经济，为厘清中国改革的逻辑、建言改革的行动框架而“壮心不已”。
产业结构扭曲之由
朱敏：我们知道，近年来您有一篇广为流布的文章，建言中国深化经济改革的逻辑与行动框架。在您看来，居民收入增长为什么滞后于GDP增长？
夏斌：在农村，主要是工业化过程中本应归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相当大部分被地方政府和企业获得。在城市，原因有三：一是劳动者薪酬收入偏低。二是居民财产收入下降。股市下跌，负利率使储蓄受损。三是传统制造业快速发展，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国有企业分红少；资源税、利率等要素价格偏低。这三个因素直接刺激了第二产业扩张，而能扩大就业、普遍提高薪酬水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发展受到明显抑制，劳动报酬增长慢于企业利润提高。
朱敏：为什么会出现产业结构扭曲？
夏斌：一是税收问题，因而目前正在进行“营改增”的税制改革。二是过去几年财政收入增长较快，加上地方政府能以土地收入为杠杆高倍撬动贷款，所以加快了第二产业投资。特别是一些垄断性企业能获得大量贷款并以独占的优势多元化经营，如通过金融、房地产等非主业投资获取利润，所以不断推高投资水平，导致产业结构扭曲。三是服务业的投资限制过多，民间资本难以进入。四是资金、资源等要素价格改革滞后，再加上前几年外部需求繁荣的刺激，助推了垄断性、资源性企业以低廉的成本加快扩张。
扭曲的收入结构、支出结构和生产结构，加上资金、资源等要素价格低廉和行政管制、外需繁荣等因素，必然导致国内生产的大量产品和服务要靠大量出口来消化。
可见，我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问题是密切关联的，而且其成因不仅仅局限于实体经济，资金、资源等要素价格改革不到位以及土地收益分配、市场准入限制、税收和行政性垄断等因素同样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抓住核心、突出重点，全面协调推进各方面改革。
朱敏：在关于深化改革的行动框架中，您旗帜鲜明地指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应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要素价格改革为核心和突破口，推进征地、社保、财税、国企等重点领域改革。其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怎样的连锁反应？
夏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根据十八大提出的城乡居民收入翻番目标，提出居民收入提高的量化目标。主要包括：未来八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城镇居民养老标准、贫困救助线等扶弱目标；逐年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距的量化目标；逐步提高国民福利水平的各项社会保障量化目标。推进这方面改革带来的财政收支压力，会进一步倒逼财税体制改革。同时，解决长期负利率导致居民财产损失问题，会倒逼利率市场化改革。
提高农民收入重点是依法改革征地制度，让农民更多分享土地级差收入和长期增值收益。目前，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超过收入分配差距，这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应根据十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两大原则，允许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进入市场。需要提前做好准备的是，今后土地增值收益基本归农民后，我国经济马上会暴露一些突出问题，考虑到收入分配、社保改革中新增的财政支出及多年累积的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因素，就会倒逼财税体制进行深刻改革。在财税体制改革中，解决严峻的收支缺口问题，只能从提高国企分红比例和出售部分国企股权的改革中寻找出路。
要素价格改革效应
朱敏：进一步深化改革，除了要消除造成结构扭曲的需求因素，还须同时从供给方面加快改革。要素价格改革及其连锁反应又是怎样的？
夏斌：渐进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银行存贷利差必然缩小，导致竞争加剧。防范银行破产风险，会倒逼存款保险制度加快出台。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有助于监管部门改变“保姆式”监管，有助于取消民间资本入股金融机构等的行政限制，有助于发展民间中小金融机构。加快这项改革，还有利于中央银行选择更加灵活有效的间接调控方式，有利于抑制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维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进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推进水、电、气、油、矿产等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加快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必然导致一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倒逼企业改革；倒逼政府部门进一步转变职能，削减行政审批，放宽民间资本市场准入；抑制过去那种不计成本、浪费资金与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片面追求投资扩张的增长惯性，从而逼迫企业与地方政府寻找服务经济中的发展机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后达到根据市场信号和竞争压力而不是通过行政指令实现产业和区域结构调整。
朱敏：随着前面两项改革的深入，还要推进哪些重点领域改革？
夏斌：征地制度改革。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改革，也是启动我国巨大消费市场的关键举措。应坚持平等保护物权，明确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原则，允许土地平等进入市场，保护农民宅基地的相应权益；对确实为了公共利益需要而征地的，应明确严格的法律程序，特别应强调“合法补偿”，切实保护农民利益。
社会保障改革。这既是解除国民后顾之忧、扩大国内消费、纠正经济结构扭曲的一项重大经济改革，又是追求共同富裕、实现“中国梦”的一项社会历史工程。
财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是下一轮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应在当前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尽早组织力量，结合上述各项重大改革和正在试点的房产税改革，认真研究中央和地方间的财力事权关系，适度提高地方收入比例，合理测算财政中长期收支缺口及其动态变化，全面制定中长期财税改革方案。
国有企业改革。深入推进各项改革，未来国家财政会出现相当大的收支缺口。
改革次序与不确定性
朱敏：总结起来就是，抓两大核心的改革和四大重点的改革。为什么提出这样的改革顺序？
夏斌：因为其中有很强的因果关系。比如收入分配制度本质要相对公平，在这个背景之下，经过研究，在城市里面，收入赶不上GDP增长的速度，主要的原因是薪酬工资差别大，因此要改就要提高工资水平。在农村，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差距大，差距主要体现在财产收入上，因为农民几乎没有财产收入。所以，我们要进一步改变社会保障制度，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本质上还是财政改革。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专门把财税改革作为一项基本制度改革提出来，因为财税改革很重要。要改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财力和事权的关系，这也是一个比较重的任务。
朱敏：的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出台后，不仅仅提出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改革方向，而且各界人士都反映，改革的力度前所未有，内容相当广泛。对社会上的专家、学者和老百姓前一段对改革的呼吁、对民生改革的要求几乎都有。
夏斌：我们要加快改革，还要兼顾当前的社会稳定。说穿了就是要处理好整个中国改革、发展、稳定三点的关系。要稳住现在的地方财政格局，这就决定了我们改革的速度要跟当前的社会接受度结合起来。有的改革涉及到其他部门要协调的，比如需要户籍制度改革，农村人享受城市人的待遇。有的需要配套，有的是提出了方向，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到2020年前全部实现。因此，从这几个方面看，改革过程中就会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消除不确定性。所以，尽管我们有明确的改革方针，按照经济改革的核心原则，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朱敏：但改革过程中的复杂性、具体性以及不确定性怎样面对？
夏斌：这就要强调统一协调。这个不确定性要通过认知科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及相关的分析来解决。我们要寻找出中国渐进改革的关键点，什么是渐进改革，就是它的首要特点是双轨，要达到均衡，但是又没有达到完全的均衡。
这样的趋势，会贯穿整个改革的全过程，其实这本来就是渐进改革持续的动力。我们要坚定信念，既要强调总体实际，又要对以后进行改革中现实的复杂性、可能遇到的困难有信心，这是中国35年改革的内在逻辑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