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 萍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提高到2002年的3.1；如果仅仅考虑货币收入差距，或者说名义收入的差距，非洲津巴布韦的城乡收入差距比中国稍高一点，但是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1995～2002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对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明显上升，从36%提高到了43%。这意味着2002年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2/5以上来自于城乡之间的差距。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成为阻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原因之一。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大量的文献对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展开了研究。Daron Acemoglu、Michael Golosov、Aleh Tsyvinski（2007）在Econometric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理论文章《Political Economy of Mechanisms》，文章把政府官员任期引入到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政治任期越长，官员就会越考虑当地民众的需求，从而保证城乡差距的平稳与缩小，使得经济可持续增长。但是在国内，虽然已有很多专家和学者研究了政府政策的问题，但是政府官员任期与城乡收入差距到底有何影响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论证，而且缺乏实证检验。我国的情况是否会跟国外的分析结果一致，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尝试将政府短视引入到计量经济模型框架，详细、科学地考察其对经济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合理的经验研究设计，构造出能够相对准确度量政府任期的变量指标，然后选择科学稳健的实证方法，利用1998～2007年间全国31个省的面板数据论证我们的理论假设。
二、数据与实证检验
（一）研究假设、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本文以国外分析的结论为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假设为：如果地方政府官员的任期比较长的话，他的目标就会和群众的目标一致，城乡差异就会小一些，反之则不是。针对以上研究假设，建立以下实证模型：
ruigit=β1×faiit+β2×labit+β3×gtit+β4×stit+β5×ctit+μit
式中，ruigit是被解释变量，代表地区差距，ruigit用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增长率的对数表示；i代表各省份；t代表时间，本文考察的时间段为1998年～2007年；β1～β5代表回归系数；μit表示回归残差项；gtit、stit、ctit代表政府短视指标，即解释变量。本文参照国外的分析，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用近十年来各省的省长任期、省委书记任期以及省长和省委书记的共同任期来度量。
考虑到研究的科学性，在回归中加入了几个常见的控制变量：fai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的对数，lab为省内大学生占总人口密度比率的对数，表示劳动力和技术指标。变量说明归纳如表1所示。（表1）
表1 变量说明
（二）样本选择和研究数据。本文以1997～2007年31个省级数据为研究样本，全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国泰君安（CSMAR）区域经济数据库，政府的任期和更换情况来自于百度网络搜索。需要指出的是，从国泰君安数据库得到的大学生数量是抽样数据，本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获得了相应的抽样比，并对之进行了调整。对于有些数据可能由于统计误差出现的异常，例如2001的大学生数量，我们用2000年和2002年的平均值表示。由于很多指标计算增长率数据需要减去1年的样本，我们的样本期间实际为1998～2007共10年。
（三）实证研究结果。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首先作了静态面板回归，与以往研究类似，根据Hausman检验来判断应该选择FE模型还是RE模型，结果见表2。（表2） 可见，Hausman检验 P值为0.1394，基本可以拒绝使用随机效应模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同时，我们可以看出用随机效用模型做出的检验结果显示，除了劳动力指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着外，即其他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都不显着。
表2 面板回归结果
既然不支持随机效应模型，下面我们用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对之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3。（表3）
表3 城乡收入差距估计结果（1998～2004年）
回归结果R2值不高，那是因为影响城乡收入的因素可能很多，而我们所做的回归遗漏了一些变量，但是这不影响分析的结果，因为我们主要考察的是政府官员任期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之所以加入两个控制变量是出于对模型科学性的考虑。
观察模型的t检验值（t-Stat）以及概率P值（Prob），通常情况下，t检验值越大，p值越小，参数估计的置信度越高；反之，t检验值越小，p值越大，表示变量越不显着。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除了β1的P 值较大外，β2、β3、β4、β5的 p 值均较小，这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和城乡收入差距不存在显着关系，而大学生比率、政府短视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显着关系，而且显着为正。
三、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城乡收入差距的面板数据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固定资产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从表3可以看出t统计值较小，p值较大，这说明固定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着，加大对固定资产的投资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用不明显，固定资产投资不是农民收入增长的原因。
2、大学生比率与城乡收入差距。数据显示，大学生比率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大，而且作用显着。究其原因，我们可以人力资本的分配不均等来解释。在当今社会，大学生毕业后大多留在大城市或是中小城市，因为城市的就业机会多，再加上就业观念的问题，很少有大学生会去农村就业，而一般来讲教育水平越高，收入水平也就越高，因此大学生比率越高说明城市的人力资本水平和收入的提高，从而导致城乡收入比的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政府就要采取一些措施鼓励大学生去农村就业，如做好就业市场的规范、完善制度建设、积极培育和完善就业服务市场、引导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等。
3、政府短视与城乡收入差距。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政府官员任期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着，而且显着为正，即就是说政府任期越长，城乡收入差距越大，从而与我们的理论假设的结论相反。这说明，虽然国外的分析认为政府的政治任期越长，官员就越考虑当地民众需求，从而保证地区差距的平稳与缩小，使得经济可持续发展，但是国内的实证结果却不支持这一论断，这说明，我国地方官员受到来自于当地民众的压力比较小，他们的压力更多地是来自于单纯追求升职业绩的要求。任期越长，他越需要政绩来向上面官员证明自己，越是急于求得短期的增长，必然导致地区差距的扩大。同时，我们应注意到的是，在省长任期、省委书记任期以及共同任期中，省长任期的作用最显着，也就是省长的短视行为对地区差距的扩大作用最明显。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我们认为，在我国现在的体制背景下，单纯延长官员考察期并不足以让官员自觉尊重和维护民众利益，切实为民众服务，唯有加快民主政治建设与改革的进程才是缩小地区差距的真正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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