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欣然 周世军
[提要] 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提出精准扶贫战略，而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天然的益贫性，能够较好地发挥扶贫功能。本文通过对安徽省340家合作社调研数据进行有序Logit回归发现：表征合作社内生成长的一些指标表现越好，越有利于合作社带动农户增收。结合农民专业合作社典型扶贫案例，讨论农民专业合作社对于农户尤其是贫困户的收入带动作用。针对上述结论，本文设计了一套促使合作社、政府、金融机构、贫困户四方有效参与的精准扶贫激励机制。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精准扶贫;回归分析;机制设计
中图分类号：F325.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9年4月27日
一、引言
据统计，从2012年末至2018年末我国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取得显着成效，贫困人口累计减少8，239万人，但仍存有1，660万农村贫困人口。虽然理论研究与实践结果已经证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安排具有天然的益贫性，可以作为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理想载体。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合作社的发展仍然存在不少问题，融资难的困境一直没有解除，合作社的数量快速增长但是总体水平不高，难以带动大数量的贫困户脱贫。厘清合作社提高贫困户收入的作用机理、发展状况以及应对策略是需要政府认真关注和学者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运行情况在精准扶贫全局发展中的重要性早已为学者所重视，其必要性已成为共识。事实上，合作社对农户收入增加的正向影响作用有着坚实的理论依据。陈杰（2015）通过PSM-DID模型分析，合作社能加快农户收入增加。Ling Charles（2012）分析了合作社降低交易成本原理，认为合作社这种集体化运营模式能够减少成本，降低交易频率，从而给社员带来增收。除此之外，合作社能够给予贫困社员市场进入、价格改进、特殊服务和收益返还的利益。然而，合作社的扶贫作用尚未得到有效发挥，对于合作社当前扶贫效果不佳的现状，不少学者分析了原因。例如，李如春（2016）指出合作社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致使在实践中演变成一种“精英”或“空壳”合作社，即真正的贫困户享有资源的资格却被剥夺。有些学者认为客观上存在对贫困群体的排斥使扶贫工作“脱靶”，也有学者认为贫困户分散性大且被识别的难度高使合作社和政府难以瞄准。但是，各位学者对市场机制在合作社扶贫效果中的作用关注较少，而这一问题具有非常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也是研究合作社扶贫问题的核心。
二、调查方案设计
调查分为三期、三个维度。第一期调研从合作社自身维度调查，2017年9月至2018年4月，深入阜阳、安庆、滁州、黄山、芜湖和马鞍山6个地市，抽取15个县区，发放问卷375份。第二期调研从合作社与贫困户维度调查，于2018年7～8月深入马鞍山和县当地农民合作社对理事长及社员进行访谈调查。第三期从合作社和政府维度进行调研，于2018年9～10月赴马鞍山历阳、西埠镇进行访谈。具体调研安排如下：
第一期调研（合作社自身维度）：2017年9月至2018年4月，运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对合作社发展问题进行问卷调查。第一阶段，在安徽全省抽取阜阳、安庆、滁州、黄山、芜湖和马鞍山6个地市。第二阶段，从每个地市随机抽取2～3个县区，共计15个县区。第三阶段，从每个县区随机抽取25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共计375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对于被抽中的农民专业合作，依托安徽省农委对理事长发放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75份，回收问卷340份，回收率为90.7%，剔除问卷中漏答、错答后，获得有效问卷315份，有效率为84%。
第二期调研（合作社与贫困户维度）：2018年7～8月，前往马鞍山和县当地农民合作社进行访谈调查。农民合作社名单根据调研小组分区随机走访调查生成。调查对象为农民合作社理事长，调查方式为访谈式问卷调查，即通过与理事长交谈获取信息，从而保证了样本质量。具体调查了和县和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和县利民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和县信福乡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和县万谷粮油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合作社。
第三期调研（合作社和政府维度）：2018年9～10月，赴马鞍山历阳、西埠镇对政府有关工作人员进行访谈调查，同时实地走访金菜地、济洪蔬菜等合作社。
三、实证研究
（一）变量设置。合作社扶贫的目的在于有效识别贫困户，提高他们的收入。本文基于农户收入视角实证研究合作社对其收入的增长影响。以合作社带动农户数量增长率和合作社惠顾返还增长程度为被解释变量，同时将解释变量分为合作社基本信息，合作社发展情况两大类，根据表现从差到优分五级赋值。其中，合作社基本信息包括总资产（zssl2）、召开大会频率（zdjs1）、章程执行情况（zdjs3），合作社发展情况包括客户数量增长率（sckt1）、当地口碑（sckt2）、销售总额增长率（gmjy2）、社员数量增长率（fwnl2）、惠顾返还增长程度（fwnl3）、科技投入情况（cxfz1）、带动农户数量增长率（gmjy1）。
（二）Logit有序回归与逐步回归。通过Ordered Logit回归方法得到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的关系，并使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变量的筛选，剔除掉不显着因素，进而得到对合作社带动贫困户社员收入作用有显着性影响的因素。模型回归结果见表1。其中，模型（1）与（2）选取合作社带动农户数量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分别对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和有序回归，模型（3）与（4）则以合作社惠顾返还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分别进行逐步回归与有序回归。（表1）
合作社的扶贫效果由于规模大小、社员数量、政府支持程度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实证研究表明：（1）合作社的自身实力尤其是资产总额对合作社扶贫效果影响显着;（2）在合作社的制度建设上，合作社的章程执行越严格，扶贫效果越好，但是若频繁召开大会则会引起反作用;（3）合作社规模经营能力尤其是销售总额增长率与提高贫困户收入呈现显着的正相关关系;（4）合作社的市场拓展能力和服务带动能力与合作社带动贫困户的收入非常相关。
综上所述，合作社发展得越好，成长性越高，对带动贫困户的收入影响越显着，而外部环境如政府的扶持情况也促进着合作社的发展。
四、典型案例分析
根据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所获得的资料，本文选取两个案例从正反面进行分析，对合作社基本情况和运营模式进行归纳，讨论他们对农民尤其是对贫困户收入的带动程度。
（一）正面案例：菏泽定陶中远蔬菜合作社。该合作社于2009年成立，集生产、初加工、储运、收购、销售等业务于一体，现有256户成员，注册资本1，100万元。2012年以来，合作社带动850户贫困户从事蔬菜大棚种植，已有近1/3的贫困户靠种植大棚成功脱贫。单蔬菜种植一项，每年能为每户贫困户增加1.2万元以上纯收入。其主要做法：（1）提高服务水平。该社除了为社员给予技术指导、土地流转外，还多方融资，帮助贫困户解决资金问题，为有致富意愿的贫困户解决后顾之忧，积极引导和帮助贫困户走专业化、集约化、商品化的生态农业道路。（2）注重自身实力建设。合作社投资用于建设科技示范园、储存仓库、图书阅览室和大型培训教室等硬件设施。（3）加强市场合作。合作社先后与多家外贸蔬菜加工企业，或进出口企业公司取得联系，签订定单生产协议，拓宽市场，增加订单。（4）遵循民主管理。把民主管理工作贯穿于基础管理建设的始终，做到无表决不行事，无公示不落实，无记录不为据。
（二）反面案例：安徽阜阳市南塘兴农合作社。该社于2004年4月成立，但由于管理不善，合作社当前盈利情况较差。剖析原因：（1）组织内部存在矛盾。合作社在组织发育过程中充满各种各样的矛盾。一旦合作社内部矛盾过分突出，导致核心骨干退出合作社，多人提出退股要求，最终势必给合作社造成重大打击。（2）规模经营能力不足效益不佳。该合作社主要经营有机农产品，但社内骨干技术十分有限，所种植的蔬菜极为普遍，不具有价格优势。同时，有机种植制种费时、费力，社员收益不明显，农民合作愿望不强。（3）外部环境不利。任何组织的成长与发展都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而该合作社的注册申请至今未得到有关部门批准，当地镇政府更是对合作社成立持反对态度。
五、破解机制设计
当前合作社扶贫效果不佳，但若完全依靠政府政策帮扶也难以实现扶贫的可持续与有效性，因此必须将合作社的优势与市场力量结合，由政府出台政策来鼓励合作社参与到精准扶贫中。具体政策设计如下：
（一）以市场力量为主导，构建四方共赢的环形机制。政府首先甄别筛选出部分经营状况良好、有足够盈利空间、对贫困户帮扶力度大、具有区域优势的合作社，并提供抵押担保及税收减免，不断激发合作社扶贫助困的热情。政府的抵押担保使合作社获得金融机构贷款，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为扶贫提供了有力的资本支撑，也使贫困户在合作社运营过程中受益。其次，合作社结合实际情况，将部分运营所得收益返还政府。政府收到返还后，以扶贫拨款为补充，两者之和作为支付给银行的总利息，起到合作社盈利加上国家补助超过银行利息的效果，使得银行乐于受理。不过，对于这部分来自政府的扶贫资金，需事先进行谨慎测算。如果中央政府拨款不足，那么地方政府应当给予一定补贴，或采取减税政策，以保证本模式能够持续有效进行。
（二）设立章程监督机构，强化合作社的扶贫功效。在合作社内部设立专门的章程监督机构，该机构在认真落实相关管理条例的基础上，结合当地农业协会的指导，由机构内部职工将政府扶持政策进行细化，转变为适用不同合作社自身状况的具体的、可参考的运作条例。另外，该机构还需按时向农业协会反馈合作社的日常状态，例如合作社会议召开频率、项目审计情况、目前的收益状况等信息。根据对运营状态的分析及时进行有关条例的调整。通过探索“农业协会+小合作社+贫困农户”的精准扶贫机制，以小合作社为纽带，农业协会为平台，双向互构，促进政策的整合，实现多元主体与对象精准对接，汇聚资源，形成合力，引导农民合作社走向综合发展，强化合作社的扶贫效应。
（三）因户施策，构建四类扶贫模式。在熟人社会条件下，合作社具有甄别贫困户的显着优势。首先区分贫困户社员类型，精准结合不同类型的特点，对症下药，采取四类不同的扶贫模式。一是吸纳社员帮扶（贫困户有劳动力、一定经济基础和参社意愿）。将此类贫困户吸纳入社，由合作社提供一定的生产资料，辅以技术指导，确保贫困户稳定增收，顺利脱贫致富。二是资金互助帮扶（贫困户有劳动能力和入社意愿，但缺少必要的资金）。一方面成立农民创业资金互助部。贫困户社员申请的互助金由合作社提供，且年利率低于当地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利率;另一方面鼓励贫困户以享有的扶贫政策资金入社。实现由“输血式”到“造血式”的转变，推动合作社发展壮大。三是资本参股帮扶（贫困户缺乏资金，劳动力、管理能力较为不足）。合作社从贫困户手中流转承包地，同时为保底分红收益划线，上不封顶，让贫困户获得参股分红的收益，稳步增收。四是就业带动帮扶（贫困户有劳动力但入社意愿不强）。合作社优先在社内仓储中心、蔬菜基地等部门为贫困户社员安排就业岗位，确定年收入最低标准，通过就业创收基本实现脱贫致富。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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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吴彬，徐旭初.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益贫性及其机制[J].农村经济，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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