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荣
【摘 要】 近年来，中国高等学校的分类型发展是为了以具有统一性的高等教育框架促进高等学校“以多样化在许多目标上争取优秀”。它是高等教育为了更好适应和满足普及化时代的社会人才需求和个体教育需求，把“机会和质量、优秀和平等”结合起来的一种兼容性选择。这种兼容性选择要获得预期效果需要人们对待高等教育有关观念的转变，也需要社会阶层区隔逐步减小乃至消除的社会扁平化。在高校的分类型发展中，要促进高等学校在发展中摆脱单一化、同质化的倾向，避免盲目“升格”风，需要一定的均衡机制而不能赢者通吃。这种高校的类型划分，虽然从学理的逻辑看并不完美，但从历史的逻辑看却具有自然的合理性，因而其类型结构也会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历史进程有所变化。
【关键词】 高校类型；多样化；扁平化；历史逻辑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章编号】 1003-8418（2024）06-0001-07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236/j.cnki.jshe.2024.06.001
【作者简介】 冒荣（1949—），男，江苏如东人，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时代，也是高等学校的发展更为多样化的时代，要促进高等学校在多样化的方向上各自达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就需要解决好高等学校如何分类发展的问题。近二十年来，我国高校在办学实践中呈现出分类发展的新趋势，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引起我们思考的新问题。这里就其中的某些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多样性与统一性
自2002 年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跨入大众化阶段后，我国高等学校的发展呈现出三个显着的趋势。
1.一批研究型大学的快速成长。世纪之交我国本专科生大规模扩招的连锁效应与“211”“985”和“双一流”建设工程的实施，带来了近二十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迅速扩张。2002 年全国博士生招生3.83 万人，2023 年增加到15.33 万人，整整翻了两番；2002年硕士生招生为16.43 万人，2023 年增至114.84万人［1］，增长6 倍多。有媒体报道，2023 年我国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已达421所［2］；按2023 年的博士生招生数，平均每校招收博士生数达364人。同时，由于“211”“985”和“双一流”建设工程的相继实施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研发经费的大量投入，许多高校科研实力不断增强，所获科研经费也大幅度增长，2022年部分高校公布的所获科研经费达数亿、数十亿甚至上百亿元人民币之巨，其中位居榜首的清华大学超过360亿元［3］。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曾将每年授予博士学位数在50以上，所获联邦政府研究经费在3350 万美元以上的高校列为Ⅰ型研究型大学［4］，如果参照这样的标准，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这400 多所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毫无疑问多数都可称得上研究型大学了。
2.高职院校的大量扩展。2002年我国普通高校中高职院校有767所，2023 年增加到1580所，增长一倍多。2002 年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数共298.17 万，其中高职院校招生数89.05 万，占29.90%；2023 年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数共1042.22万，其中高职院校招生564.06 万人［5］，占54.12%。可以说，在今天的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高职教育为一半以上的高中毕业生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3.一大批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型高校的努力探索。2002年普通本科院校有629 所，2023年增长至1242 所［6］，新增613 所，这批新增的本科院校在办学上一般都会强调要有所创新，要努力为地方、为行业、为企业服务，培养适应生产、管理和服务一线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原有本科院校中也有部分高校从原来学术型的定位转向应用型的定位，不仅集中力量加强应用性学科和应用性专业建设，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也极力改变过去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的倾向。
这三方面趋势下形成的以主要培养研究型人才、应用型人才、职业技能型人才为标识的三种类型的高等学校，正在构成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基本的高等学校分类格局。
如果与发达国家高等学校的分类相比较，我国高等学校的这种分类格局，与德国高等学校主要有自治大学、应用技术大学和职业学院三大类型有一定相似之处［7］，而且德国从2005 年也开始实施类似于我国“985 工程”的旨在促进少数研究型大学向国际顶尖大学目标发展的卓越计划。但不同的是，由于强调公正平等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和二战后民主化的发展趋势，德国高等学校的发展长期维持着某种均质化的格局，向纯粹研究型院校发展只是少数能获得卓越计划支持的院校，多数自治大学还仍然保持着教学、科研并重的洪堡传统。而且，“均衡的财政支持、平等的入学机会”和不同类型高校文凭的“等值化”等制度安排，仍然维系着“德国高等教育只有类型差别而没有等级层次高低之分的均等发展态势”［8］。而我国高校分类中流行的“升格”风和隐形的“歧视链”却无疑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同类型高校的等级差异，这与德国高等学校的分类体系其实是形似而神不同的。
与我国高等学校的这种分类结构更接近的实质上还是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研究型大学、四年制学院和社区学院的分类。
20世纪50 年代后期，曾是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各种公共机构之间充满冲突的时期”，“高等教育面临着机构的臃肿、作用的矛盾、使命的混乱以及高校之间无限制的竞争和相互之间强烈的妒忌等问题的严重困扰”［9］。为摆脱这种困扰，1960 年，在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科尔主持下制订和实施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大学承担博士教育和科学研究，招收加州学业成绩排名前1/8 的高中毕业生；四年制学院“主要集中于大学本科生教育、职业计划和博士以下的选择性的研究生课程”，接受排名前1/3的高中毕业生入学；社区学院提供两年的转学教育和职业训练，向每一个高中毕业生和年满18 岁的公民都开放。有学者评价，这一计划“阻遏了加州高等教育向单一性、相似性的办学模式的倒退，给加州高等教育开辟了一条越过单一性下的平庸、以多样化在许多目标上争取优秀的通道，也促进了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向普及化的转变”［10］。因而，随后美国大多数州都创立了与其相似的机会开放的高等教育系统。
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这种高校分类结构的形成来自多方面的动力，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和高等教育强国，就需要一批能够引领知识创新和培养尖端科技人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无论是从缓解近年来和今后一段时期由于人口结构变化等导致的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冲突来看，还是从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需要为每一个高中生提供高等教育机会来看，都需要大量普通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从精英教育阶段传统的“小众性”的“学术型”转向大众性的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另外，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也是为了扭转长时间以来普通高校发展中存在的盲目追求高大上以致单一化、同质化、内卷化的倾向，引导高等学校在发展中合理定位，形成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以更好地适应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对高等学校功能更具丰富性的要求。
从这一点看，我国高等学校当下的分类与当年美国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计划中的高校分类，在动因上是有相通之处的。从不同类型高校的承担的基本办学任务来看，我国高校当下的三种类型与美国的三类高校也是基本吻合的。不同的是，与美国社区学院相比，我国的高职院校在职业训练方面负有更大比重，也并不强调为学生流动到本科院校的转学教育。
另外，目前我国研究型大学面向高中生的招生比例与美国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中当时的规定比例也有相近之处。 2023 年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数共1042.22万，其中1242 所本科院校，招生478.16万人［11］，平均每校招生约3850 人。目前我国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大学421 所，“双一流”建设大学147 所，取居于两者中间的300作为研究型大学数量的估计值，以其平均每校招收本科生4000人计，总共约120 万人，占全国本专科生招生总数的11.5%，接近1/8。
不能不看到，我国高等学校目前的这种分类与美国高等学校的分类还是具有一些明显差异的。美国高等学校的这种分类标准主要是人才培养的学历层次差异，而我国高校当下的这种分类标准主要是人才培养的素质特征差异，虽然其中终究隐含着相应的学历层次差异，但这种角度转换毕竟能在一定程度上淡化由于人才培养的学历层次差异所引致的高等学校在人们认知中的某种等级区隔。在我们这样一个曾具有封建等级制传统的社会中，会有人热心创制或乐于迎合这样的等级区隔，也会有许多人对这种等级区隔因司空见惯而无动于衷，但当这种等级区隔蔓延成高等教育成员间几乎无所不在的“鄙视链”时，对于大多数高校和高校师生在情感和利益上其实都是具有伤害性的。因而这种淡化无疑是有利于弱化和减少这种伤害的。
另一个明显的差异则是在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计划中，不同类型高校的办学使命几乎是完全固化的，而学生在不同类型高校之间却可以有转学的流动机会。在我国高等学校的分类中，由于强调的分类标准是人才培养的素质特征差异，所以某一类型高等学校的办学使命在人才培养的学历层次上并不完全固化，这种人才培养学历层次差异仍有可能在同一类型的高校中形成不同层次，例如，我国高职院校中目前已经有33 所职业本科院校。另外，不同类型高校的职能由于并非完全固化而可能存在一定的交集，例如应用型大学中就可能有应用研究型大学，因而某种类型的高校也可能向其他类型迁移。但相对于高等学校的“流动性”，对学生而言，除升学外，却基本没有在不同类型高校之间转学的那种流动。
尽管由于实际国情的不同而存在这些差异，但从我国高校分类型发展的基本目标来看，与当年美国加州高等教育规划的目的其实是具有一致性的，如果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看，它们都体现了一种努力：以高等学校多样化的发展途径建构具有统一性的高等教育结构框架，以统一性的高等教育规划促进高等学校的多样化发展。
二、兼容性选择与社会扁平化
从供求关系来说 ，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在入口端面对的是个体的教育需求，在出口端面对的则是社会的人才需求。高等教育既要从平等出发不断提高对个体教育需求的满足度，也需要从效率考虑保持与社会人才需求之间适当的契合度。虽然个体教育需求会受到社会人才需求的影响，但这两种需求并不平衡，这至少呈现在以下三点上。一是刚性需求和弹性需求的区别。这两种需求都会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但所受制约程度却有相当的差异。一般来说，高等教育面向的个体教育需求总是处于不断增长和持续上升中，不太会因经济的波动而出现明显涨落，但高等教育面向的社会人才需求却会受到经济发展更严格的制约，会随经济的波动而出现某些涨落；因而前者对于经济发展是一种刚性需求，后者则是一种弹性需求。二是过度需求和短缺需求的区别。从两者需求总量比较上看，在中国社会中由于科举制度遗留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以及现代社会中学历对劳动者就业的重要影响，在忽略时差因素时，在多数情况下，前者相对于后者往往是一种过度需求或过剩需求；后者相对于前者则是一种短缺需求或不足需求。三是前者相对于后者的超前性或滞后性。从两种需求的时间要素看，社会人才需求基本取决于当下的社会结构；个体教育需求虽然也受到当下社会结构的影响，但却更多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的期望，这使个体教育需求有可能会因人们的愿景表现出相对于社会人才需求的一定超前性。但另一方面，即使现期个体教育需求会受现期社会人才需求影响而有所变化，但由于未来诸多未知因素和人们的认知局限，这种变化往往仍然滞后于经过一定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时间周期后社会人才需求的实际变化。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高中教育阶段学生要求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不断逼近极限值，高等教育所面向的个体教育需求也会更具刚性；而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进一步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随着生产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日益广泛的应用，劳动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有可能会使教育需求相对于人才需求的过度性更为突出，产业结构的快速变化则会导致教育需求的变化更易滞后于人才需求的变化。
这两种需求的不平衡性使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实际工作往往处于一种两难境地。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只强调社会的人才需求而抑制了个体的教育需求；而在市场体制下，又可能会因单纯迎合生源市场的需求而导致其与社会人才需求间的结构性冲突。
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当前的高校分类，可以说是两难境地中的一种兼容性选择。虽然从直接的动因看，它首先是为了更好地适应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更具多样性和丰富性的社会人才需求，但从实际效果看，也是为了更好地满足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更普遍、更旺盛的高等教育入学需求。因而，它是为了把“机会和质量、优秀和平等”更好地结合起来的一种选择。曾有研究者认为，如果高等教育培养的只是传统的精英人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8%左右就基本上可以满足这样的需求。而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后，所培养的人才大量需要面向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时代后，所培养的人才有更大比例要面向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构建一个以大多数高校培养职业技能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的高等学校分类体系，引导多数高中阶段教育的毕业生在升学上选择职业技能型或应用型方向，才能使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更好地契合社会的人才需求，也才有可能使高等学校招收更多的学生，建立能让每个高中阶段教育的毕业生都获得升学机会的高等教育框架，以更高程度地满足社会的教育需求。
要使高等教育的这种兼容性选择真正获得预期的效果，还有待于人们相关观念的转变。 教育部一位领导同志曾在2020 年9月一次会议上提到：“高等教育不能身子进入普及化，脑子停留在大众化，习惯停留在精英化。”［12］高等教育精英化时代，接受高等教育者都有机会进入当时的社会精英阶层和从事“白领工作”，这使得许多低收入家庭都把争取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视作改变其命运的“跳龙门”。“在工业化社会中，高等教育学历已经变成大多数职业的入门许可证。”当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时代，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大多数就是一些行业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的普通劳动者。但这种事实在今天却似乎是许多人并不乐见或要尽力避开的。例如，多数学生家长对子女仍然执持着“望子成龙”的期待，为子女高考冲刺进入“好大学”有个“好工作”而不惜“砸锅卖铁”；不少高中教师则会以“吃不了三年苦，就要吃一辈子苦”告诫学生为此不能怕吃苦。而培养职业技能型人才的高职院校，各专业的培养目标都毫无例外地强调培养有关行业的高级专门人才或高层次人才。尽管高等教育学历实际上已只是相关职业的“入门许可证”，一些媒体却会因某名牌大学农村家庭学生比例减少而叹惜“寒门再难出贵子”。
也许这些现象其实是无可厚非的，家长的“望子成龙”只是期望下一代生活更好些，教师的告诫只是为了激励学生勤奋学习，学校强调培养高层次人才只是为了强调教学的高质量，媒体叹惜“寒门再难出贵子”只是出于对社会中阶层固化的担心。但透过这些现象我们仍然能感受到停留在高等教育精英化时代的某些社会观念，即只期望或只认为接受高等教育后就应成为“精英人士”而不能是普通劳动者。在这种观念面前，如果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只是某些行业的普通劳动者，便难入一些人的法眼，因而也难免会形成高校分类中的某种歧视链。
当然，如果更进一步看，归根结底存在决定意识，这种歧视链形成的更深刻社会根源在于现实中存在的阶层区隔。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失衡的承诺》一书中曾写道“美国是根据某种政治理想构建出来，并受着自由平等承诺或梦想的激励”，但“梦想不是实现了而是没有实现”，以至于“美国是一个失衡的社会，因为它的社会和政治不平等，存在于一个承诺平等的道德环境中”［13］。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其实也存在这样的失衡。社会主义社会在我们的信念中是一个更平等、更公正的社会，其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普通劳动者，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并无贫富贵贱之分。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经济收入悬殊，形成了富豪大款、精英人士、中产阶层和劳动群众等不同群体在生活方式、日常消费、社会交往、兴趣偏好等多方面明显的阶层区隔。在这种失衡中，出于对平等的追求，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眼光会更强烈地投向那些与高收入阶层距离更近的高校，以致因不同类型高校所培养的人才进入这些不同阶层的难易程度而形成某种歧视链。
由此看来，高等学校这种分类与以前那种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高校和专科学校的分类相比，虽然淡化了等级感，但要清除等级感和避免由此滋生的歧视链，从根本上来说，还需要社会阶层区隔的逐步减小乃至消除。“世界是平的”，经济全球化的趋势需要扫除一切贸易壁垒，让世界日益平坦。类似地，高等教育普及化和高等学校的这种分类也会呼唤社会的扁平化，以让人们在更加平等公正的社会环境中获得多样化的发展。
三、均衡机制与历史的逻辑
高等学校分类发展的目的之一是促进高等学校在发展中摆脱单一化、同质化的倾向，减少高校之间的内耗性竞争，促使高等学校在发展中合理定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同时也更好地维系高等学校之间的合理分工。当下的这种高校分类虽然避开了分层次的说法，但是，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庞大规模，即使是同一类型的高校，也有数百所甚至上千所，因而同一类型高校内部仍有可能再有“二级分类”，划分成不同类型或不同层次。例如，有人将应用型大学分成应用研究型大学、应用型技术大学、教学服务型大学和教学应用型大学［14］，30 多所“985工程”大学也被人分为5个层级［15］。在一个多类型、多层级的高等教育系统中，高等学校在追求自身发展中难免会有层次的升迁和类型的转换，而一旦形成一种“升格”风，必然会损害系统的稳定性和高等学校分类形成的合理分工。
要有效地抑制那种“升格”风，形成既有共同目标又有合理分工，既相对稳定又不固化僵死，既富竞争活力又无内卷消耗的高等学校分类体系，就需要相应的利益均衡机制，各有所得，才能各安其位。在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计划中，大学虽承担博士教育和科学研究，但面向中学生的招生数只占较小比例，社区学院招生数上占较大比例，且开放入学，这就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利益均衡。与其成反差的是，多年来，在我们的管理中更多地强调重点倾斜，由于短缺经济时代形成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策惯性，我们的管理者在今天“不差钱”的时代往往更偏爱在资源配置中设立这样那样的重点支持项目，而且支持的力度日益加大。由于获得某一重点项目往往是获得又一重点项目的条件，最后赢者通吃，输者精光。这样最受益的总是那些处于高等学校阶梯顶端的大学， 最受伤害的总是处于底层的高校，受伤更深的则是那些仅仅因为学校身份便在就业市场受到冷遇的这些学校的毕业生。这种情况不可避免会使高校上下充斥着对各种重点的焦虑感和攀比心，而高校的“升格”风只是这种焦虑感和攀比心在学校层面的一种表现。
正由于此，有人提出应该取消许多重点项目，包括取消“985工程”“211工程”大学这类称号，还大学更公平的生态环境。而笔者以为，从路径依赖原理和资源的相对短缺性特征来看，一刀切地完全废除重点项目制度是不切实际的，但必须把握好重点的适当范围与合理力度，政府资源“重点”的功能在于校正而不是放大市场的倾斜效应。另外，要保证高等教育“不差钱”，从根本上来说应当依靠对教育“分内”的依法投入，而不应当依赖某些重点项目计划的“额外”恩赐，这对应用型大学和新生的高职院校发展也许更为重要。而当这两类高校得到更好发展时，才能更好地以当下的高等学校分类体系推进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高等学校分类发展的主要目的是更好地适应社会对高等教育多样化的需求，越是具有多样化的系统必然包含越丰富的矛盾性，多样化的需求也常常会衍生出这样那样的交集，这就使得高等学校分类中绝对清晰的划界其实是极其困难的。在加州高等教育计划实施中，就曾有人批评系统各部分使命的模糊性和因此而导致的结构上的脆弱性，并特别指出承担“选择性硕士计划和与教学相关研究”的中间层次是最不安定的区段，四年制学院“在历史上就一直不满大学更多的特权地位，并始终努力争取和其同等的地位”［16］。
在我们当下的高等学校分类上，可能也存在那种学理逻辑上的并不完美之处。一方面，人的素质结构是多方面的和极其复杂的，高等学校对人才的培养和对其素质的影响其实也总是多方面的。研究型大学医学院、法学院和师范学院对学生最基本的培养也是要让他们掌握医师、律师或教师的职业技能。高职院校所培养的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的劳动者除必需的职业技能外，也需要有对实际问题的思考和探讨能力。例如，操控机床的工人在加工各种部件时为保证精度和提高效率都要开动脑筋认真研究一番，即便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会碰到有人说：“这件事我们得研究研究。”有学者在评价美国社区学院时甚至说“棘手的问题并不是鉴别优秀，而是从普通人中创造出优秀，而这才是‘教育目的的顶端”［17］。另一方面，现代大学很少有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中所阐释的那种以培养学生人文素质为怀而专注于传授博雅知识的教学院校，也极少有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所力求的能为不懈追求“无用知识”提供乐园的纯粹大学［18］，更多的是克拉克·科尔提出的“巨型大学”，不仅办学规模宏大，更重要的它是“一种不确定的机构 ”，“它的边界是模糊的”，“是一个多样化的甚至是某些相互矛盾的兴趣的集合体”［19］。今天我们的许多高校都设有诸多学院和专业，在校生都远超万人，所培养的人才常常是多类型、多规格的。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当我们以人才多方面素质中也许较显着的某一方面划分人才类型，再以高校所培养的多类型人才也许相对于其他高校比重较大的类型来为高校分类时，就可能会存在高校类型之名与其人才培养全面工作之间的某些矛盾，而这种矛盾就往往会导致分类边界的模糊性。例如网上就有不少关于职教本科和应用型本科有何区别的讨论，多数人的观点认为，技能型人才当然是应用型人才，两者的培养目标并无多少差异，只不过是发展途径不同；名称不同，“只不过是猫和咪咪的关系罢了”［20］。
但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当下我国高等学校的这种分类，其实并非来自任何人为的事前设计，并非是遵循某种学理的逻辑而形成的，很大程度上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进程中自然形成的，它反映出高等学校不同的历史发展途径，也反映了高等学校当前不同的发展倾向。以哈耶克的观点来看，它原本是“生成的”而非“构建的”，很大程度上是“自生自发的秩序”而非“组织的”或“人造的”秩序［21］。只是当人们试图以有关理论条文和政策条款来规范和控制这种分类时，才在其中掺进了“构建的”“人造的”成分。因而虽然从学理的逻辑看它并不具有人们追求的那种自洽性和完美性，但从历史的逻辑看却具有自然的合理性。当然，这种历史逻辑上的合理性，也同时意味着当下的高等学校分类体系不会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其中的分类结构必然会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历史进程而发生变化。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长青”，由于这种分类在历史逻辑上的合理性和在学理逻辑上的不完美性，教育主管部门一方面需要控制好高等学校合理的分类结构，另一方面需要注意处理好其中内含的某些矛盾关系，并需要注意根据高等学校办学实践的发展及时地调整这种分类结构，以促进高等学校在多样化方向上的优秀和卓越。而高等学校一方面应注意在高等学校分类体系中的合理定位，找准方向，处理好与其他高校之间的竞争和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又不必过分执念于学校类型之名，不是简单机械地从学校类型之名出发，而是从社会的现实需要和学校实际情况出发，确定办学的具体目标，努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自身的办学实力。正如有人所说：“当学校的办学实力和办学声誉获得了广泛的认可，谁管你叫‘猫还是‘咪咪！”［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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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Development by Type and Its Historical Logic
Mao Ro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typ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China is aimed at promoting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o "strive for excellence in many goals through diversity" with a unified higher education framework. It is a compatible choice for higher education to better adapt to and meet the demands for social talents and individual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popularization， and to combine "opportunity and quality， excellence and equalit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desired effect for this compatible choice， it requires a change in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s higher education， as well as a flattening society which gradually reduces and even eliminates the social class segreg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y type，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o get rid of the tendency of simplification and homogeneity， and to avoid the trend of blind "upgrading". Although the classific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not perf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logic， it is naturally ration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logic， so its type structure will also change with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univers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Key words： type of university; diversity; flattening; historical logic
（责任编辑 马庆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