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京，付 璐，肖永芝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北京 100700）
疫病与人类历史相伴而生，在我国数千年的抗疫进程中，人们采取了多种行之有效的防治手段，饮酒辟疫就是其中的一种。酒作为药食两用的典型代表，在抗疫史上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饮酒辟疫即通过某种特定方式饮酒，或将酒与药物配伍使用，以达到防治疫病的目的，是中国传统医学面对疫病流行所采取的一种应对方式。中医药在防治新冠疫情中发挥的重要作用[1]，使得中医药防治疫病的研究成了热点之一。饮酒辟疫的有关记载散见于历代史料、医籍等文献中，缺乏系统整理与研究，目前也未有针对这一现象的理论探讨。笔者拟从古籍所载饮酒辟疫的内容入手，结合中医理论进行阐释，完善中医药防治疫病的途径和方式。
1 酒的医理探析
酒的历史源远流长，历代社会对酒的认识不断深入，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人们甚至将其应用到医疗领域。酒在疫病防治方面的作用，即是在医疗实践中通过对其药效的研究而发掘出来的。
1.1 酒的起源及医药联系 《世本·作篇》载：“仪狄始作酒醪，辨五味……少康作秫酒。”[2]仪狄是夏禹时代司掌造酒的女官；少康即杜康，夏朝君主，为夏禹后代。《黄帝内经》中有“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3]26的记载，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出“酒自黄帝始”。这些将酒的发明归于仪狄、少康及黄帝的方式，是中国古代将事物产生归于着名历史人物的常见做法。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酒从饮品逐渐变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自古以来酒都被视为礼仪的重要一环，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多种用途，或宴请，或相赠，或寄情。在医学方面，入药疗疾也是酒的用途之一，《汉书·食货志》有“酒，百药之长”[4]之说，可见我国很早就有酒能入药的认识。
古时“医”写作“医”，《说文解字》对“医”的解释为：“医，治病工也。殹，恶姿也。医之性然，得酒而使，故从酉。王育说：一曰殹，病声，酒所以治病也。《周礼》有医酒，古者巫彭初作医。”[5]313段玉裁对“医”下之“酉”有两种注解，一为“以医者多爱酒也”，一为“医本酒名也”，可知在“医”这一概念产生之初就与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2 酒的功效及临床运用 酒与医在概念上的密切联系，体现出早期医家对酒的重视，在历代医家的补充下，酒的药效理论逐渐完善。有关酒功效知识的积累，为辟疫酒方的临床运用奠定了基础。
1.2.1 辛苦大热，助行药势 关于酒入药的功效记载，最早可见于南北朝梁代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卷第七“酒，味苦，大热，有毒。主行药势。”[6]酒的大热之性，陶弘景以“大寒凝海，惟酒不冰，明其热性独冠群物”[6]的自然现象进行论证，并认为大热之性是酒能助行药势的主要原因。古代本草着作常将酒用作炮制辅料，以降低药物偏性或提高疗效。《五十二病方》中记载了三十余首以酒所制之方，用酒方式各有不同，有“以温酒一杯和饮之”，或“以醇酒半斗煮之”，亦有“以酒渍之”[7]的用法，但未言明酒发挥的作用。元代王好古《汤液本草》卷之二“用药酒洗曝干”载：“黄芩、黄连、黄柏、知母，病在头面及手梢皮肤者，须用酒炒之，借酒力以上腾也。”[8]33王好古认识到酒作为辅料，其特性也能为其它药物疗效的发挥提供助力。唐代苏敬等编写的《新修本草》在酒味苦的基础上增加辛、甘之味；《汤液本草》认为酒“味辛者能散，味苦者能下，味甘者居中而缓也。为导引，可以通行一身之表，至极高之分”[8]169-170，强调酒具导引之功，进一步论证酒的辛热之性是其助行药势的基础。
汉末魏晋是历史上疫病高发的第一个时期[9]，时人在驱鬼逐邪的基础上，开始通过服药的方式除疫，服用五石散就是其中之一。因五石散极具毒性，故服后“当饮酒，令体中醺醺不绝。当饮醇酒，勿饮薄白酒也”[10]，借酒之辛热宣散解毒，从而达到防治疫疾的同时减少身体损伤的目的。
1.2.2 通脉厚肠，养脾扶肝 《本草经集注》以降，酒在本草文献中始作为药物独立记载。《新修本草》卷第十九“米等部”载“诸酒醇醨不同，唯米酒入药”[11]，指出酒味厚薄不同，入药当选米酒；其后，五代时期的《日华子本草》则直接以“米酒”为药名收录，称其能“通血脉，厚肠胃，除风及下气”[12]。孟诜在《食疗本草》卷下言酒有“通脉，养脾气，扶肝”[13]之效。
论述酒与脉的关系，肇始于《黄帝内经》。《灵枢·经脉》载：“饮酒者，卫气先行皮肤，先充络脉，络脉先盛，故卫气已平，营气乃满，而经脉大盛。”[14]38酒为熟谷之液，气悍以清，“谷入胃，脉道以通，血气乃行”[14]33；酒为水谷之精，对脉道通畅与血气运行同样有促进作用。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扁鹊提出疾病在不同阶段应以相应治法治之，当中包括“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15]的说法，说明酒对于发生在肠胃的疾病有较好的治疗作用。明代李中梓所撰《内经知要》卷下“病能”曰：“酒为阳，故先充络脉。”[16]古代米酒为冬酿夏成之清酒，其色赤如琥珀，与脉中血液之色相近，同气相求，此亦为酒能通脉助血运行的原因之一。
脾为后天之本，肝藏血，肝脾两脏与气血生化运行关系密切，酒能推动气血运行，故对肝脾二脏具有维持和促进作用。此外，酒的辛散之性可以加强肝的疏泄之功。明代陈嘉谟《本草蒙筌》卷之五载酒“少饮有节，养脾扶肝。驻颜色，荣肌肤，通血脉，厚肠胃”[17]，强调酒的养脾扶肝之功应当建立在饮酒有节的基础上。
1.2.3 辟疫去疠，祛邪除恶 《素问·汤液醪醴论篇》将酒作为药物的原因解释为：“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者，以为备耳。夫上古作汤液，故为而弗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气时至，服之万全。”[3]26醪为浊酒，醴乃清酒。中古时邪气时至，需服汤液醪醴，方可无恙，可见当时已将饮酒作为辟除邪气的手段之一。
西晋张华《博物志》载：“王肃、张衡、马均昔俱冒重雾行，一人无恙，一人病，一人死。问其故，无恙人曰：我饮酒，病者食粥，死者空腹。”[18]历代本草着作如南北朝梁代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唐代苏敬《新修本草》、宋代唐慎微《证类本草》、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等均将此例引入对酒的功效阐述。“雾者瘴之本”[19]，瘴气是一类以有毒、具有传染性气体为特征的疾病统称。饮酒者触雾无恙，说明酒具有“御雾露瘴气，敌风雪寒威，诸恶立驱，百邪竟辟”[17]之功。清代刘奎所着《松峰说疫》卷之五“诸方·避瘟方”载：“凡遇瘟疫行时，出门须先饮烧酒一杯，回家时仍再饮一杯，然后食别物，但勿至醉。”[20]210这一用法与“饮酒者触雾无恙”皆为通过饮酒达到预防疫病的目的。
酒的功效令其在辟疫酒方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饮酒辟疫现象的本质则是通过将酒与不同药物进行配合使用，达到治疗不同疫病的目的，这一现象的产生与演变与传统中医密切相关。
2 “饮酒辟疫”的起源与发展
关于饮酒辟疫的记载可上溯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陈延之《小品方》卷第六“治春夏温热病诸方”载屠苏酒“元旦饮之，辟疫疠一切不正之气”[21]，此时“辟疫”一词已见载于医籍中。《说文解字》解“辟”字云：“辟，法也。从卪从辛，节制其辠也；从口，用法者也。凡辟之属皆从辟。”[5]187辟即消除、去除之意，如南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载：“先于庭前爆竹、燃草，以辟山臊恶鬼。”[22]1饮酒辟疫就是指通过饮用特定的药物与酒以预防或治疗疫病的方法。
辟疫酒方的运用具有鲜明的传统医学特色与实际价值。流传最为广泛的辟疫酒方为“断温病令不相染方”之屠苏酒。东晋葛洪在《肘后备急方》卷八“治百病备急丸散膏诸要方第六十九”中载屠苏酒组成为“大黄五分，川椒五分，术、桂各三分，桔梗四分，乌头一分，菝楔二分。七物细切，以绢囊贮之”[23]。屠苏酒最初是预防疫病的药酒，因其在除旧迎新之元日饮用，逐渐变成象征吉祥安康的民俗文化，并在唐朝中后期传至日本、朝鲜半岛[24]。元日饮屠苏酒这一传统在国内也一直流传，《荆楚岁时记》亦载有“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于是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22]2的习俗。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及王焘《外台秘要》均将屠苏酒归入辟瘟方类。宋代以降，历代医学着作中亦有屠苏酒的记载。
除屠苏酒外，中国古代较为流行的辟疫酒方尚有椒柏酒、豉术酒等，大多为历代传承而来。椒柏酒的记载可追溯至东汉后期崔寔所撰《四民月令》：“正月之旦，是谓正日，躬率妻孥，洁祀祖祢。前期三日，家长及执事，皆致齐焉。及祀日，进酒降神。毕，乃家室尊卑，无小无大，以次列坐于先祖之前；子、妇、孙、曾，各上椒酒于其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25]其注曰：“椒酒：正旦进椒柏酒。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能（音耐）老，柏亦是仙药。”[25]虽未言及椒柏酒的辟疫之效，但体现了正旦饮用椒柏酒以延年却疾的美好愿景。此后医籍中亦有椒柏酒的药用记载，如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之二十五“酒”言：“元旦饮之，辟一切疫疠不正之气。除夕以椒三七粒、东向侧柏叶七枝，浸酒一瓶饮之。”[26]993《松峰说疫》卷之五“不染瘟方”中载有椒酒：“元日，吞赤小豆七粒，服椒酒一杯，却病避瘟。”[20]212又有避疫椒柏酒，其组成与用法与《本草纲目》相同，饮椒柏酒这一习俗从祈愿延年到用以却疾避瘟，是历代医家对药物功效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此外，唐代孙思邈所着《备急千金要方》卷第九“辟温第二”条下有“术、豉等分，酒渍，服之妙”[27]的记载；《本草纲目》卷之三“瘟疫”则言“豉和白术浸酒常饮，除瘟疫病”[26]94，以豉术酒辟疫。《松峰说疫》卷之五“除瘟方”载：“松毛酒，可避五年瘟。松毛（细切，末），酒下二钱，日三服。”[20]220可见，豉术酒、松毛酒在防治疫病方面均有各自的功效和特点。
史上不同时期疫病的发生，与当时的自然气候及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也催生了各种辟疫酒方的产生。从魏晋南北朝至清代，尽管各辟疫酒方的组成与饮用方式不尽相同，但大都以酒入药，酒发挥了重要作用。分析辟疫酒方的药物组成，归纳其医理特点是阐释饮酒辟疫现象内涵的重要途径，也可为现代预防疫病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
3 饮酒辟疫的医理探讨
辟疫酒方由酒与各种药物配伍构成。除酒之外，方中诸药在疫病防治方面亦有各自的功效。饮辟疫酒虽然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民俗，但辟疫酒方曾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确实发挥着预防疫病的作用，由于这些酒方是以酒与诸草本药物配合使用，因此有必要从中医药学角度探讨其作用机制。
3.1 顾护正气，未病先防 《黄帝内经》阐述了预防疫病传染的根本途径，如《素问·刺法论篇》云：“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3]207正气的充盈与否是决定人体健康或疾病发生的要素，“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是中医防治疾病的总则。因此，中医学重视对正气的养护，由此衍生出“未病先防”的治未病观。
辟疫酒方在药物的使用方面充分体现了治未病思想，方中药物在本草着作的记载中多有扶正却疾、轻身延年之效。《神农本草经》记载有屠苏酒方中涉及的药物功效，其中花椒有“久服之，头不白，轻身增年”[28]91之功；术（汉以前只有术而没有苍术、白术之分）“久服，轻身延年、不饥”[28]29；箘桂（肉桂）则“主百病，养精神，和颜色，为诸药先聘通使。久服轻身不老，面生光华，媚好常如童子”[28]42。三药久服能使人轻身延年，令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术尚能和中益气，进一步增强了屠苏酒补益正气之效。在补气的基础上，气机通畅是维持脏腑生理功能及气血正常运行的基础，方中花椒主邪气，下气止咳；箘桂以通为要，能疗气逆、散结气；桔梗宣肺，肺主气，朝百脉，是气血运行通畅的基础，又为肺部引经药，在治疗经口鼻而入的疫病时，能引诸药达上焦肺部，恢复肺的生理功能，保障气机通畅；乌头善治风邪侵袭所致之证，并能下气；菝葜益血气。屠苏酒方以众多益气、理气药组成，以顾护正气为要，同时重视调畅气机，使补而不滞，是未病先防的典型辟疫酒方。
椒柏酒与松毛酒亦有顾护正气的理念体现。如前文所述，椒柏酒中所用侧柏叶与花椒，和屠苏酒诸补气药一样，二者能顾护正气，保健延年。侧柏叶主治诸血证，同时能轻身益气，令人耐寒暑。唐代甄权在《药性论》中记载侧柏叶“与酒相宜”；清代汪昂所着《本草备要》卷二“木部”载：“万木皆向阳，柏独西指，受金之正气，坚劲不凋，多寿之木，故元旦饮椒柏酒以辟邪。”[29]松毛酒以松叶酒调服用，取松叶强身守正之效，以安五脏、延年益寿。
顾护正气是辟疫酒方的主要功效，通过常饮、久服的方式增强人体正气，从而达到预防疫病之目的，是中医“治未病”思想的表达。
3.2 温阳升散，驱邪外出 酒的辛散大热之性令诸辟疫酒方有向上、向外透散之力。同时，酒能助行药势，使药达病所，祛邪外出。清代沈金鳌所着《杂病源流犀烛》卷二十“瘟疫源流”载：“犯之者从口鼻入，抵脏腑，溷三焦，正闭邪盈，因而阳格于内，营卫运行之机阻于表。”[30]说明疫邪多从口鼻而入，故营卫运行受阻，气机壅滞。明代吴有性所撰《温疫论》卷下“标本”曰：“邪自窍而入，未有不由窍而出。”[31]辟疫酒方在酒辛散之效的基础上，合以其它药物，使气机通畅，从而帮助驱邪外出。
前述屠苏酒方中除诸多以理气为主要功效的药物以外，尚有大黄，其味苦性寒，能“平胃下气，除痰实、肠间结热，心腹胀满”[6]322，从而通肠涤热、推陈出新，能使邪自下出，邪去则正安。明末吴有性治疫擅用大黄，不拘前人非实证不妄投之论，强调有是证则用是药，应视病情轻重用药[32]。明代王肯堂在《证治准绳》“类方”部论述大黄时引李杲之言，认为“邪气在上，非酒不至，必用酒浸引上至高之分，驱热而下”[33]，正与屠苏酒中大黄合酒服之意相符。除酒辛散之性以外，桔梗也能引大黄药性上行。《本草纲目》卷之十二“草部”引张元素之言：“大黄苦泄峻下之药，欲引至胸中至高之分成功，须用辛甘之剂升之。譬如铁石入江，非舟楫不载。”[26]479桔梗为舟楫之剂，能载药上行，使大黄在机体上部发挥逐邪之效。方中花椒味辛性温，温中除邪，增强屠苏酒温中祛邪之力。菝葜除益血气外，尚有“啖之可以辟瘴”之功，亦有祛邪之能，《本草纲目》将之收录在“瘟疫”条目下，用于治疗时疾瘟瘴。诸药配伍，以扶正为主，同时温散邪气，令其自表、向下而出。
豉术酒与屠苏酒有相同的组方思想。方中白术以益气为要，正气充盛方能驱邪外出。《本草经集注》卷第七“果菜米谷有名无实”载豉能疗瘴气恶毒，故“春夏天气不和，蒸炒以酒渍服之”[6]504，用以辟瘴除恶。是方集白术益气、淡豆豉抗邪及酒温散于一体，故《梅师方》记载豉术酒应“常服之”。
3.3 天人相应，顺应四时 除了药物功效与配伍能通过医理进行阐释外，辟疫酒方的饮用方式和时间也能反映医学思想在传统民俗中的应用。
《肘后备急方》卷八“治百病备急丸散膏诸要方第六十九”记载了屠苏酒的饮用方式和时间：“以绢囊贮之，十二月晦日正中时，悬置井中至泥，正晓拜庆前出之，正旦取药置酒中，屠苏（酒）饮之于东向。药置井中能迎岁，可世无此病。”[23]“晦日”即农历每月的最后一天，十二月最后一天正午时将药囊置于井中，来年的正月初一取出置酒中饮用，除了有对新的一年平安无疾的期望和祝福以外，特指出需“于东向”饮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3]10，其又曰：“正月二月，天气始方，地气始发，人气在肝。”[3]28农历新年正处春季，肝五行应木，通东方，气通于春，主一身生升之机。春季阳气始发，阴未散尽，在这样的时节于东向饮辟疫酒，且此酒方中多补益正气之品，借时令特性升发一身正气，达到预防邪气的目的。椒柏酒亦是正旦取“东向侧柏叶七枝，浸酒一瓶饮”[26]993，与屠苏酒饮用方式有相同特点。
屠苏酒与椒柏酒的饮用方式蕴含着“天人相应”的观念。这一观念源自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的理念，《黄帝内经》从医学角度对其进行了阐发。《灵枢·岁露论》曰：“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14]162天、地、人为整体，人生于自然，受自然环境的影响，顺应自然则是防病治病的必然要求。《素问·五常政大论篇》载：“必先岁气无伐天和，无盛盛，无虚虚，而遗人夭殃；无致邪，无失正，绝人长命。”[3]153其强调治疗疾病时宜因时制宜，补泻得当，预防疾病时也应遵循这一法则。《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云：“无失天信，无逆气宜，无翼其胜，无赞其复，是谓至治。”[3]165顺应四时气候变化，结合人体生理特点来扶正祛邪，是古代辟疫酒方选用药物及采取不同饮用方式的主要思路，也是顾护正气的方式之一[34]，更是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在医药领域和民俗生活中的典型体现。
4 小结
饮酒辟疫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应对疫病过程中探索出的预防方式，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演变成了传统的民俗符号。辟疫酒方中也蕴含了中医学理论观念，如寓治于防，强调早期预防，以顾护一身正气为首要目的，并通过酒的使用，借酒辛热升散之性助行药势，达到祛邪外出的目的；其饮用方式亦能体现中医学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对饮酒辟疫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可为中国古代传统民俗中的药物运用提供医理方面的阐释，也能为现代临床防治疫病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