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雪，梁建庆，2，△，李金田，李 娟，王功臣，马利芳，王 军，张子同，李晓伟，安耀荣，王启民，刘凤艳
1 甘肃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2 甘肃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敦煌医学文献整理与应用研究中心；3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肿瘤科；4 甘肃中医药大学中医临床学院；5 甘肃省中医院; 6 甘肃中医药大学校医院
本世纪初，在我国敦煌莫高窟发现大量洞藏，从壁画、彩塑等艺术成就到史籍、杂家等科技着作无不令人震撼［1］。从而引起海内外研究敦煌学的热潮。其中敦煌医学作为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给后世留有诸多珍贵遗产，如五脏论、伤寒论、诊法、食疗、医方、针灸等。其在中药学的成就主要体现为本草类着作。敦煌医学卷本中保存了南北朝及唐代4 种重要本草学着作的早期若干传本，即《本草经集注》和《亡名氏本草序例》的总论部分和《新修本草》《食疗本草》的部分残卷［2］。其内容为古医集的校勘和辑佚提供了宝贵依据。
“三才”思想即天、地、人三才，其各自独立，各有属性，又相互联系互为一体。“天”道即指长养万物的自然规律，涵盖四时、天气等。“地”道即指地域、地理，涵盖地域差别、地形等。“人”道即指地球最高等的动物，存在体质、年龄之别等。现从“三才”视角出发探讨敦煌本草类着作的思想与贡献。
1 《本草经集注》的贡献及思想
敦煌本草类医书中《本草经集注》和《亡名氏本草序例》（S.5968）均是药物总论，主要论述药物的三品、配伍、气味、采制、剂型、分量、炮制、诸病通用药、解诸药毒及药物七情的应用［3］24。因《亡名氏本草序例》残脱较多，此处不做论述。《本草经集注》论述的内容涵盖了“三才”思想，笔者通过研读其内容，认为本草与“三才”思想密不可分。
1.1 三才思想与药物分类《本草经集注·甲本》开篇云：“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3］339可见“三才”思想在内，药物万千，种类繁多，各有其品性，将其品性分为三类，不外乎应“天、地、人”。此卷本在后文载：“对《神农本草经》的药可分为三品解析注：本说如此。今按上品药性……天道仁育，故云应天。独用百二十种者，当谓寅、卯、辰、已之月，法万物生荣时也。中品药性……人怀性情，故云应人。百二十种者，谓午、未、申、酉之月，法万物熟成时也。下品药性……地体收杀，故云应地。独用一百二十五种者，当谓戌、亥、子、丑之月兼以间之，盈数加之，法万物枯时也。”［3］339由此可以窥探出“三才”思想的重要性，此卷本开篇即点出药物上、中、下三品应于天、地、人，且卷本对药物的品性加以阐述，认为上品药物“力量和厚……正应上天有好生之德”，中品药物“驱患当速……正应之于人不偏不倚”，下品药物“专攻疾病……正应之于地通鬼府决生死，故疾愈当止。”［4］此记载从宏观把握药物分类，使繁杂药物变得通透，也对后世用药遣方、指导预防及治疗疾病有借鉴意义。
1.2 三才思想与药物配伍药物配伍，即将两种及两种以上的药物搭配使用，以达到加强临床效果或者减低方药毒性的目的。《本草经集注·甲本》云：“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者宜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3］340又有注文载：“本说如此。按今用药犹如立人之制，若多君少臣，多臣少佐，则势力不周故也……大抵养命之药则多君；养性之药则多臣；治病之药则多佐……如列国诸侯，虽并得称君制，而犹归宗周……”［3］340此言明药物配伍的基本原则，虽从表面看与三才思想关系并不密切，但笔者认为此条阐述君臣佐使如立人之制也是三才思想的潜移默化。又“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根叶花实，草石骨肉。”［3］341更明确地将药物与人相类，药物性情如人一样，药物也是血肉有情之品，就像人际关系一样，在药物相处模式中同样存在相爱相杀。有注文云：“本说如此。按其主治虽同，而性理不和，更以成患。今检旧方用药，亦有相恶、相反者，服之不乃为忤。或能复有制持之者，犹如寇、贾轴汉、程、周佐吴，大体既正，不得以私情为害……半夏有毒，用之必须生姜，此是取其所畏，以相制耳。其相须、相使，不必同类……”［3］341此注文以半夏、生姜为例强调性理不和，更以成患。本草也是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其最与三才思想中“人”相应，运用药物要知晓性情，从宏观把握整体以求在临床运用中达到最佳治疗效果。
1.3 三才思想与药物制用元代王海藏《汤液本草·东垣用药心法》云：“汤者，荡也，去大病用之；散者，散也，去急病用之；丸者，缓也，舒缓而治之。”中药的剂型不同，作用力的强弱也不完全相同。正如《本草经集注·甲本》中“药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3］342又注文：“本说如此。又疾有宜服丸者，宜服散者，宜服汤者，宜服酒者，宜服膏煎者，亦兼参用，察病之源，以为其制耳。”［3］342言明中药剂型首先要随药性情，其次用药要遵循因人而异、因病而异的原则。不仅中药剂型要遵循药性，服药方法也重视药性发挥。注文云：“本说如此。按其非但药性之多方，节适早晩，复须修理。今方家所云：‘先食’‘后食’，盖此义也……或又有须酒服、饮服、温服、冷服、暖服。服汤有疏、有数，煮汤有生、有熟，皆各有法，用者并应详宜之。”［3］345从敦煌卷本记载的中药剂型及服用方法可以看出其对药性及人的重视。又注文：“按今药性，一物兼主十余病者，取其偏长为本，复应观人之虚实补泻，男女老少，苦乐荣悴，乡壤风俗并各不同。”［3］344人有男女、年龄、体质之异，生活环境之别，故用药应因人而论，法人事而用药，将三才思想中的“人”运用得淋漓尽致。
1.4 三才思想与药物采摘天地万物，生长化收藏，各有其时。敦煌本草类卷本中记载药物禀受天地之气，不同采摘时间对应不同采摘药物，其作用于人疗效各异。《本草经集注·甲本》云：“本草时月……其根物多以二月、八月采者，谓初润始萌，未冲枝叶，势力淳浓故也。至秋则枝叶就枯，又归流于下。今即事验之，春宁宜早，秋宁宜晚，其花实茎叶乃各随其成熟耳。岁月亦有早晏，不必都依本文矣。经说阴干者，谓就六甲阴中干之。依通甲法，甲子阴中在癸酉，以药着酉地也。”［3］350-351“立冬之日，菊、卷柏先生时，为阳起石、桑螵蛸，凡十物使。主二百草为之长。立春之日，木兰、射干先生，为柴胡、半夏使。主头痛四十五节。立夏之日，蜚蠊先生，为人参、茯苓使。主腹中七节，保神守中。立至之日，豕首，茱萸先生，为牡蛎、鸟喙使。主四肢三十二节。立秋之日，白芷、防风先生，为细辛、蜀椒使。主胸背二十四节。”［3］383禀受四时之气，顺应天之规律，方可药物和、精神调。
2 《新修本草》的贡献与思想
《新修本草》是唐显庆四年（公元659 年）由国家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5］。敦煌石窟古遗书中发现了《新修本草》的两个残卷（P·3714 与S·4534），其作为唐代写本珍贵而可靠。残卷内容主要论述了部分药物的性味、功用、主治、产地以及七情无恶、药物形态、真伪鉴别等内容。其残卷论述的内容虽然与原本相比多有缺失、残脱，但其中不乏“三才”思想的贯彻。
三才思想与药物产地。天地无垠，地形各异，因地制宜，方可得地之精华，应天时而生。敦煌遗书《新修本草》载药30 种，大部分药物都明确记载了采摘时间，如：“葫…五月采之”“蒜……五月五日采之”“甘遂……二月采根，阴干”“旋覆花……五月采花，日干”“乌喙……正月、二月采，阴干”［3］389-398等。由此可见古代先民当时就认识到药物气味、性情受天时等影响，依天时来采摘，得药之“天”道，方可把握临床用药的源头。在此残卷中，我们不仅可以窥见天时，对于地道的重要性也不容小觑。残卷“谨案”中对诸多药物都明确产地，如“栗…生山阴，今会籍最丰”“梅实……生汉川谷中”“胡麻……生上党川泽。入谷之中，唯此为良”“大戟……生常山”“荛花……生咸阳川谷及河南中牟”“钩吻…生傅高山谷及会稽东野”［3］387-396等，且对乌头、附子、天雄、侧子加以区分，指出“以蜀道绵州、龙州出者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地土养一方本草。药物所出亦有其道，即后世“道地药材。由此可以见得当时先民们深受三才思想中“天”“地”的影响，寻天地之法，存天地间。从残卷中我们也可了解唐代医学的发展。就敦煌遗书S·4534内容言，其残卷仅载药8种，但其中记载可以见到古代劳动人民经验智慧的总结。如蒜：“山溪中沙虱水毒大效，山人用之。”［3］390阐明了蒜有消毒作用，可治疗某些传染病、地方病。同时，地域间药物流通加强了人们之间的联系。在卷中可知唐代外来药物的传入，如樱桃称“胡颓子”；胡麻，“本生大宛”等。由此可以体会到唐代经济、文化的繁华与交融之势。
3 《食疗本草》的贡献与思想
敦煌出土的《食疗本草》残卷基本保存了该书的原始形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食疗专籍，其主要总结和发展了药食同源、同用的宝贵经验，对于今天食品开发及营养有重要学术价值。该残卷现收藏英国伦敦博物馆，编号为S·76［5］。收药26味，分别论述了该药的主治、功效、服食宜忌等，部分药物还记述了采集、俢治、地域差别及生活用途。此卷本论述内容主要与食疗密切相关，但其中不乏贯彻三才思想中的“地”道思想。
三才思想与地域差别。地有五方，东南西北中，水土不一，地形各异。《食疗本草》中提出食疗的地域性，可以窥见三才思想中“地”道的影响。“羊梅……甚酸之物是土地使然也。若南人北，杏亦不食，北人南，梅亦不啖。皆是地气郁蒸，令烦溃，好食斯物也。”［3］426“覆盆子……江东十月有悬钩子，稍小，异形。气味一同。”［3］426“燕覆子……江北人多不识此物，即南方人食之……北人只识通草，而不委子之功。”［3］424“樝子……江南将为果子，顿食之。”［3］425还指出药物随产地而异，如覆盆子条云：“北地无悬钩子，南方无覆盆子，盖土地殊也，虽两种，则不是两种之物，其功用亦相似。”［3］426残卷中石蜜、榆荚条可见国外药物的传入；论石蜜，波斯者良，蜀川者为次，东吴亦有［3］428。榆荚，高昌人多捣白皮为末，和菜菹食之美［3］428。可见此残卷对于地域差别的重视，盖天地间万物莫不生于土地，地之差异，物之各异，造就万千世界。循三才思想，遵土地之旨，方可把握万物，造化治疾。
可见，“三才”思想在敦煌医本草类医书中应用众多。敦煌本草类残卷涉及人们对药物采摘、制作、产地等多角度的认识及应用。可见敦煌医学中有“三才”思想的烙印，这种影响并不局限在理论模式，而是运用于实际生活。古代先民循天地之理，把握万物之律，治疗百疾。这种思想渗透于中医的思维模式中，运用这种理念模式把握用药规律，对于现今临床用药有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