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数字经济；理论经济学；历史方法；新综合
引言
当前，对数字经济的研究，遇到框架瓶颈。流行的见解是，经济学原理是普遍，数字经济只是特殊，用普遍的原理足以解释特殊的现象。数字经济带来许多变化，但并没有改变经济学的原理。因此，经济学不需要做什么大的改变，就可以解释数字经济。
但我们认为，为了提高经济学的解释力，数字经济学需要在框架上进行重大改进。经济学需要进行新的综合，在理论经济学水平，将现有框架之外的新的解释变量纳入进来，完善解释系统，为此，要进行历史方法与技术方法的综合、古典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综合。
1. 内生历史维度，实现历史与逻辑方法的统一
经济学缺失历史框架，带来的最大问题，是无法为数据生产力在经济学中“上户口”。因此，理论经济学要合理解释数字经济，在顶层框架上，首先要做的，是将历史方法纳入，作为框架的内在结构的必要组成部分，以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新框架，替代单纯逻辑框架。这样做要解决的问题，是将数据生产力置于对数字经济的理论经济学解释的核心。
1.1 对历史方法的重新引入
在工业经济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现有经济学框架，是一个非历史的逻辑框架。非历史的意思是，历史对这个框架来说是外生变量。这种逻辑框架并非不包含历史内容，而是隐含了历史不变这样的不合理假设。
历史不变，对解释数字经济带来的障碍在于，它包含了生产力不变的预设。实际把工业生产力默认为生产力的全部。表现为，名称叫数字经济学，但内在逻辑认为，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与数字经济是同一个经济规律，因为生产力变化，是不会改变经济规律的。按这样的逻辑，理论经济学与数字经济学的关系，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用普遍的（工业化）原理足以解释特殊的（数字化）现象。历史只从工业化开始，到工业化终结。这是一种抵制数字经济学的预设。这造成了数字经济的体用之争，传统观念往往认为工业经济是体，数字经济只是用，因此数字化只不过是工业化的一个升级版（如工业化4.0），而不是一个独立经济形态。
在现有经济学说中，除了德国历史学派（代表如李斯特[1]）、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代表如马克思）具有生产力概念外，标准西方经济学基本没有生产力概念。西方微观经济学直到相当晚（近60年）才在生产函数与全要素生产率理论中，内生了技术概念。
但技术与生产力的内涵是不同的。技术经济学中的技术，还更多是工程概念（自然科学中的功能概念），而非生产力概念（社会科学概念，如涉及利益得失的概念）。这导致目前数字经济学研究中，或是排斥数据生产力的概念，或是所谈数据生产力只是科技概念、甚至科普概念。以为换成了满嘴技术术语，就是在实质性地谈论数字经济。而实际他们谈论的只是与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力概念无关的自然科学问题，在用科普概念变相否定数据生产力概念，忽视了数据生产力作为一个理论经济学基础框架问题应关注的那些要点。
以往经济学不讲生产力，实际是固化了生产力的默认选项，即假设所有生产力，只有工业生产力这一种形式。以此为基础总结经济规律，这就把现代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家这几百年有限的经验，不恰当地作为了具有更普遍的解释力的法则。当遇到信息革命时，就出现了问题。比如，工业生产力不具有通用性、复用性，而数据生产力具有通用性、复用性。在数据生产力作用下，新的经济规律所能解释的现实所占的比重，正超过工业经济学。理论经济学面临与时俱进问题。以数据基础性制度为例，目前争议的问题与理论经济学直接相关，有人对双边市场到底是不是市场都产生了疑问，对市场的认识还局限在工业时代。
用标准西方经济学作为数字经济学顶层框架存在的致命问题在于，由于它不承认历史作用，不承认存在先进生产力，任何具有具体历史特征的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与数字经济——就变得在顶层框架上没有区别了，对应的逻辑都是同一套，即传统工业化的老一套。用传统工业化逻辑看农业经济，认为是“前”经济；看数字经济，是“后”经济。总之都是非标准状态的经济，而标准只有一个，是以工业经济的自我中心论建立的。它是西方式现代化的理论经济学映射，是在西方中心论条件下形成的，反映的是西方在工业化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成功经验。中国式现代化要走的是一条历史上前无古人的路，西方可以靠自身工业化经验总结，躺在以往成功之上，故步自封（例如用物权的原理套数据规律）。但中国还要继续向数字化的方向前进，将工业化——包括其理论总结——绝对化、普适化，不利于中国式现代化在数字时代的新路探索。
之所以要在新的理论经济学框架中，重新整合进历史维度，是因为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都是技术革命引发的生产力革命的结果。经济学不能用农民的经验去指导工人，也不能用工人的经验去指导知本家，根本原因是作为人与人关系前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技术、生产力）发生了范式转变级的变化。
从数字经济学角度看，以往的各门经济学，都是工业经济学，即以工业生产力为默认生产力前提的经济学。而数字经济学是以数据生产力为生产力前提的经济学，如果数字经济学不把这一点声明出来，而仍然把工业生产力的前提假设默认下来，它的研究就几乎无法进行下去。举例来说，信息技术具有“通用目的技术”的技术特性，在生产力上具有资本通用性（使用上的非排他性），这同以工业技术排他性使用基础上的资产专用性[2]，从资源配置到社会分配的结论都会发生相应变化。用资本专用性解释资本分享使用，就会导致解释力下降。
从某种意义上说，数字经济学是广义的技术经济学。是不以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技术为主题的技术经济学，经济学在此不光涉及被技术、生产力所决定的经济，而且涉及内生技术与生产力观念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制度經济学、管理经济学会发生何种质的变化。实质上反映内生了数据生产力后，将带来经济学各个部分的范式、框架的根本调整。 一旦明确了这样的框架思路，在研究中可以采用以下方法补救现有理论经济学框架的不足。
一是引进政治经济学框架，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加强经济学的解释力。例如说明生产关系上的使用权中心论，是数据生产力、通用目的技术决定生产关系的结果。
二是采取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揭示“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数字经济”映射在产权中的“使用权-所有权-更高的使用权”现象，是否定之否定规律作用的结果。
三是采取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相综合的方法，将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分配论（社会关系分析）与西方经济学的资源配置论（技术关系论），统一在共同的均衡分析框架——垄断竞争政治经济学均衡框架——广义均衡框架下。
1.2 对东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改进
1.2.1 内生数据生产力以改进资源配置理论
标准西方经济学假定人的利益是围绕最大化而达成一致的，默认的是边际生产力分配论。但边际生产力分配论与报酬递增的现实是不兼容的（前者不考虑FC，后者必须考虑）。需要通盘考虑的是，一旦生产力前提改变（例如发生技术“革命”，而不止是技术改良），需要补上新的生产力概念，结合制度分析，重新建立分析框架。
至今为止，标准西方经济学落后于硅谷与中关村实践的一个突出表现是，虽然在新增长理论中内生了技术概念（以罗默为代表），但涉及的技术，从生产力上看，还只是工业技术，只能解释传统工业化现象，如规模经济。中国经济学现在存在一个机会，就是发展关于报酬递增的范围经济理论，将信息经济理论与服务经济理论在更高层面合二为一。在这方面，一个纲领性的主张是谢伏瞻提出的：“进入互联网时代，范围经济取代规模经济成为产业组织的主导逻辑。”[3]而西方经济学目前在这方面尚缺乏理论经济学一级的关键突破，还停留在记者与媒体的经验式归纳水平。
真正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发现了与工业化技术效率斜率相反（效能相反）的技术，即信息技术（生命技术），其经济特征是多样性[4]与异质范围报酬递增。例如，在App Store模式中，由于信息技术的作用，由资本与劳动共同构成的生态中，随着增值应用均摊作为生态固定成本的资产，导致整个生态的平均成本下降，出现资产范围报酬递增。
同时，针对通用目的技术决定资产通用性这一新现实，经济理论在社会分配方面需要回答：数据分享（网络效应、数据外部性）引起的经济和制度上的连锁反应，与技术是否存在内在联系；在不触及所有权条件下，分享资源和财产，将对利益关系产生何种与工业化时代不同的影响；等等。这些，都会指向对合约理论的突破。
大的思路是，第一，创新出基于制度的技术经济学，或内生技术的制度经济学，实现二者的综合，以说明经济变化的技术来由，比如云计算如何产生了SaaS模式；第二，在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在垄断竞争基础上实现综合，以解释制度经济内生差异化为什么还能达到全局均衡，从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例如为什么数字经济可能稳定在以往被视为垄断竞争短期均衡点的位置上，进而揭示数据生产力上的外部性对均衡的影响；第三，在古典经济学传统内部，实现政治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新综合，解决政治经济学的结论在一般均衡理论中缺乏显示度的问题，使制度经济中的分成规律得以用可计量的方式显现。
这一大思路的出发点是，由于当前的制度经济对理论经济学的突破，主要是突破了隐含的生产力假定（原有理论未明言地预设了工业化技术与工业化生产力），为了更替生产力上的前提假设条件，因此有必要注入技术经济学分析的新鲜血液；同时，由于制度经济涉及的利益问题，集中暴露出以往社会分配理论解释框架不统一，为了对于社会分配给出“统一场”式的解释，在新的综合中，利益、分配、交易费用、制度、创新、垄断等诸多分散概念，统统被统一在代表复杂性的异质性这一概念中，用租值计量，简化博弈论为双层规划数学方法，对社会分配理论进行数学化处理。
1.2.2 为政治经济学注入技术经济学的新基因
本来，政治经济学天然带有历史分析属性，但面对数字经济，政治经济学这方面的传统优势受学术官僚化、形式化干扰，正面临因脱离实际（尤其是前沿实际）而丧失的危险。
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其起步期，是具有技术经济学基因的。突出反映在恩格斯对英国纺织业生产技术与生产力发展（相当于现在互联网一样的技术革命）的深刻理解上。
但这一优良学术传统，在当代中断了。当数据生产力正在成为经济现代化新的驱动力和先导力量时，政治经济学家没有及时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传统，调整关于生产关系的研究结论，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信息技术作用的理解过于肤浅，偏离了政治经济学从生产力角度而不是从科普、自然科学角度理解问题的传统，对数据生产力带来分享、共享这种生产关系的改变不闻不问、完全失语，对数字经济与共享发展之间的理论经济学联系视而不见。
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作为以社会分配为首要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在科学技术长期处在工业化水平的条件下，习惯性地将技术和生产力作用作为外生变量。久而久之，导致生产力从内生变量变为外生变量，把生产关系从可变因素，变为不可变因素（例如不可从非分享，变为分享）。
政治经济学一旦在理论经济学层面创新滞后于实践，会带来表面上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实际上否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负面作用。最明显的一种表现就是，明明数据生产力出现了，就当它不存在，仍然把工业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默认选项；或在现象上承认数据生产力的存在，但默认工业时代的生产关系不为所动，例如，工业时代资产专用的制度，不会转化为信息时代利益分享的制度；工业时代向心化结构的治理，不会演变为网络时代去中心化结构的治理。相当于认为工业时代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信息时代的生产力不再决定生产关系。认为现有和未来的生产关系，永遠是工业时代的生产关系。打破僵局，要从这里开始。首要的是恢复“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提出时的“初心”。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义来突破工业化时期的阶段性结论，本应在发现生产力取向出现象信息技术革命这样的重大转向时，应推论出新的、反方向的技术和生产力，会导致生产关系，特别是利益关系，发生影响社会分配的急剧变化。既然政治经济学家不作为，作为数字经济的专业研究者，就需要从外部引入技术经济学的传统，帮助政治经济学家更好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逻辑。
一是要把从技术经济学角度观察到的变革信息，注入对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理解中去，研究数据生产力对利益分享的决定作用，以突破基础理论瓶颈。
二是沿着新的逻辑，更新出符合互联网时代的新的生产关系结论，特别是关于“使用而非拥有”的生产关系结论，其中可解释的最具未来潜力的实践创造，就是劳动者在市场经济完全竞争中获得高于资本家比例的剩余价值这一奇异现象（传统理论经济学的悖论级现象）。
内生技术，首先从议题设置的改变开始。具体指，要将同质性技术与异质性技术及其经济作用机理，内生进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揭示生产力作用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机理，特别是揭示工业化技术与信息化技术的不同作用方向及其利益实质。
主要议题包括：第一，研究利益（价值与权利）的技术内生机理。要重点研究信息技术对使用——包括使用价值、使用权——的改变。这是第二章的主题。
第二，研究所有权受技术决定的机理。重点从广义均衡角度研究政治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利益均衡机理，提出制度经济独特的均衡原理。解释从工业时代只求拥有的争论，转向信息时代但求使用的理论转变动因。这是第三章的主题。
第三，要研究利益交换（博弈、冲突、合作）的技术内生机理。重点研究双层规划形式下的社会分配，这是第四章的主题。
第四，研究分配的技术与生产力背景。重点研究由于技术和生产力的不同，导致使用变化，而造成的一次分配为主的公平机制同二次分配为主的公平机制的不同。研究福利含义的同质、异质之别，将劳动力分析转向勞动者分析。
以此为突破重点，将工业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推进到数字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同时结合中国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领先实践，归纳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规律。
2. 统一分析框架，实现古典与新古典新综合
当前数字经济学研究从理论经济学层面看，存在的第二个大的问题，是西方经济学框架与政治经济学框架完全分离，难以将资源配置与社会分配，统一在同一个框架下开展研究。要更全面合理地解释数字经济，需要通过对新古典的均衡理论与古典的分配理论进行统一场式的新综合。
2.1 新综合的大思路
从理论经济学高度进行配置理论与分配理论的新综合，是解决难题的必由之路。目标是在基础理论一级，将资源配置与社会分配，建立在整合的逻辑之上，将效率与公平从对立状态，整合为统一状态。这同时将是东西方经济学的结合，把强调效率的西方经济学，与强调公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合成一种新的符合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理论。
从国际范围看，安瓦尔·谢克《资本主义：竞争、冲突与危机》（上下卷）[5]开辟的研究方向，正是同一个方向上的探索。他与本文的大思路，在建立统一场理论的三个关键点上相一致：第一，同样致力于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统一；第二，同样是在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寻求整合；第三，同样是将统一场理论的突破点放在完全竞争与垄断竞争两种相反理论的对立统一上，从中寻找居中的“真实竞争”。以此作为解“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相容问题的解题大思路。
不进行这种新综合，理论上的后患是无穷的。从现在已经表现出的症象看，一种倾向是离开政治经济学孤立谈数字经济的资源配置，这样的研究置规范问题上出现的新变化于不顾，一头钻入实证，很难专业性地回答数字经济到底代表什么人的利益，会按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基础理论惯性，根据短期、局部实证草率得出数字化（甚至共享经济）扩大贫富差距的过早结论。问题根源在于实证研究没有政治经济学的分配论作“根”，浮在表面，难以深入。另一种倾向是离开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规律空谈政治经济学，这种研究往往对共享经济[6]、平台经济[7]得出片面认识，颠倒局部得失与全局得失的关系，导致政策上的“合成谬误”。究其根源，与缺乏配置均衡这个得失之“根”，有内在联系。从理论经济学层面看，产生问题的根源都在于没有从顶层框架上满足“令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理论相容”这一理论经济学条件。
新综合理论[8]是广义均衡理论，它是配置理论与分配理论的“统一场”理论。它含有古典均衡（分配均衡）与新古典均衡（配置均衡）相综合的含义，即，均衡不仅是供求均衡，它是供求均衡（配置均衡）与利益均衡（分配均衡）的复合结果，是技术关系均衡与社会关系均衡相统一的结果。这就将切好蛋糕本身，与做大蛋糕结合起来，纳入均衡定义之中，将公平内生于效率分析。
窄义均衡理论（配置均衡理论），以新古典主义帕累托最优（MC=ACmin）为标志。在广义均衡中保留为特例（将完全竞争作为同质性均衡这个特例）。在此基础上，向两个方向拓宽均衡含义，一是在资源配置分析内部，将异质性均衡（垄断竞争长期均衡，拉姆齐定价）作为广义均衡中的配置上的异质最优标准，反映数字经济不同于工业经济的资源配置特征，揭示数字经济的高附加值（“做优”）特征；二是在社会分配方向上，将异质性均衡（垄断竞争短期均衡）作为广义均衡中分配上的异质最优标准，反映数字经济不同于工业经济的社会分配特征。揭示在共享经济作用下，合作制[9]、合伙制在数字经济中“复活”的内因。
“统一场”理论的主要作用，是将不同经济学，在保持其实质立场观点不变条件下，将其议题设置与问题意识纳入统一的数学结构之中，建立起彼此语义可相互“翻译”的通用语言，并实现对位定量换算。
我们可以用图1将所有主要经济学体系提出的问题及对问题的解决，纳入统一的计算体系中。以此作为整体框架，来把握数字经济这一引起整个体系全面变革的对象。 新综合均衡可以称为生态均衡，因为它把P2（高于P1的部分称为租金）作为稳定的均衡价格水平，以A点为稳定均衡点。在传统资源配置理论中，A点仅是垄断竞争短期均衡点，但在广义均衡中，它却是长期稳定均衡点。不同在于，新综合将A到B区间的变量作为内生变量加入进来，形成新的平衡。其中含义包括两层：一是需求曲线从D1到D2的变化，代表资源配置上网络外部性（一个“梯若尔式的”变量）；二是平均成本曲线从AC1到AC2的变化，代表社会分配中的权力因素（一个“李嘉图式的”变量）。
在进行这种新综合之前，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着方法上的对立，古典经济学[10]往往将供求关系（技术关系）视为外生变量，新古典经济学又往往将社会分配（社会关系）视为外生变量。双方实际上都在将对方视为特例，而自视为通则。在古典经济学眼中，新古典理论是社会关系（从A至B区间）不产生作用（将异质性默认值设为1，即经济人、理性人为常态）这一特例下的供求理论，将均衡从A收敛到B，把人变成了物；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眼中，古典经济学都是供求关系不产生作用（如默认“社会必要”）时的利益理论， 认为从B到A是对理性的偏离。而新综合将两个方面同时内生在均衡分析之中。
数字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学框架，采用制度与非制度因素相嫁接的广义均衡框架，意在将社会分配问题，置于资源配置的背景下统一解释。按照这种统一框架，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结论可以按一个固定计量尺度（“不变价值尺度”）进行“换算”，而不影响表达各自理论的原意。这个尺度非常简单，就是把经济学中的“经济”，以P=MC作为基准，将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包括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对于均衡量所起的作用，即相对于“经济”的偏离，在量上固定为AC-MC这个尺度。
这是对古典经济学（含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总量方法与新古典经济学边际方法矛盾的彻底解决。这种解决的含义是，以平均值为特征的总量方法，表现的是异质性，而以边际值为特征的个量方法表现的是同质性。异质性與同质性的方法分歧，不在于一个采取总量，一个采取个量，而在于，前者（古典经济学）的总量平均值在均衡状态无法收敛于个量边际值，这是异质性特有的量化特征；后者（新古典经济学）的总量平均值在均衡状态收敛于个量边际值（C点），这是同质性特有的量化特征。
进一步把这一点还原到人类共同知识的背景下认识，从广义均衡角度看，真实世界的经济，处于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的矛盾运动中。当经济符合经济学中的纯粹理性——经济人理性——而运动时，各种经济现象都向一个最优点（以边际值计量的理性最优点，C点）聚拢；当经济顺应经济学中的实践理性——行为或制度逻辑——而运动时，各种经济现象又从这个最优点，发散到它的平均值（分别是代表配置差异化的B点，以及代表分配异质性的A点）。而经济本身不是这两种倾向各自走极端的状态，而多多少少是它们之间的合力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