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载体，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也是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成就的集中体现。
在这个过程中，各地IT行业则跟随城市化浪潮的冲刷和淘洗历经沉浮与变迁，并在人们的记忆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电脑报》改革开放40年专题下期，我们从四座城市说起。
北京：为后来者留下光明
“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有代表性的新事物之一，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科技企业崛起的影响和重要意义，可以和1978年小岗村包产到户的事件相提并论。”
——原中央办公厅调查室副主任 于维栋
上世纪80年代前的海淀是不折不扣的“郊区”。拥挤的小巷、残破不堪的道路、散落其间的农田和菜地……在高不过四五层的小平房包围之中，当时知识分子们所神往的大学和研究院显得有些突兀。
但过了1980年这个坎，情况就开始有了变化：饭馆、杂货铺之外，由附近研究院、大学里科研人员和教师经营的电子、电脑产品店面开始出现，一些新近建起的高楼上，甚至挂起了一块块与周围平房几乎等高的广告牌。
这正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雏形，而所有改变的开始，要从被后人称作“中关村第一人”的陈春先说起。
1980年10月，陈春先以中美互访科学家的身份前往美国进行核聚变技术专项考察回国，但考察期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波士顿附近128号公路两侧产学研转化的惊人效率和硅谷创业公司百舸争流的盛况。
在随后召开的北京等离子学会常务理事会上，陈春先作了题为《技术扩散与新兴产业》的发言并进一步提出在中关村建立一个“中国硅谷”的想法。
这个想法很快便得到了实施，1981年10月23日，在向北京市科协借来100元的基础上，他在中关村如愿办起了国内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也就是后来常说的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
在公众甚至都还没有“公司”概念、社会上也没有任何类似先例的大环境之下，等待陈春先的虽然是“不务正业、邪门歪道、腐蚀上级”这样的评价，但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却得到了来自中央的肯定：“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一方面较快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条渠道，使科技人员为‘四化’作贡献。”
至此，科研人员走出实验室、“下海”创业的大幕正式拉开。从1983年4月在服务部基础上成立的“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到同年5月成立的民营官办“科海新技术开发公司”，再到后来的信通、四通和京海，一大批民营企业在中关村扎根，人头攒动的电子批发、卖场也在这里迅速聚集并疯狂扩张。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同样也是中关村园区正式设立的第30个年头。“三十而立”，曾经敢为人先的中关村在经历卖场业态、消费陷阱和电子商务冲击之后，正以首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身份砥砺前行。
中关村给自己找到的下一个立足点依然是创新。产业结构上，现在的中关村已经成为国内新兴产业的“孵化器”，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六大新兴产业集群在这里相继落地；园区规模上则跳出了海淀区的“小圈”，形成了“一区十六园”的“大圈”将海淀园、昌平园、顺义园、大兴-亦庄园等地区在内的十六个园区揽入怀中。
走进今天的中关村，卖场渐渐淡出后这里依然人头攒动，对那些来来去去活跃在中关村的人来说，支撑他们立足于中关村的根本——那些纯粹的梦想、赤诚的热情和敢为人先的勇气，其实从未有过转移。
值得一提的是，在2004年陈春先因病辞世后，有关医疗机构根据他的安排摘取了他的角膜。这位立志把光明留给后人的“中关村第一人”，用这样的方式实现了他最后的心愿。
深圳：“一米柜台”旁的踌躇
“兄弟们对不起了，你们一定要站起来。”
——前兆信通讯董事长 高民
（2015年因资金链断裂自杀未果）
不管是淘金、旅游还是定居，21世纪初来到深圳的人，有三个地方是非去不可的：世界之窗、罗湖口岸东门服装市场以及华强北。
今天，走出福田区华强北地铁站时，眼前那条如长蛇般延展开去的几百米长的电子产品商铺似乎还在眼前。而早些年，沿着这条有着“中国电子第一街”之称的长街走下去，我们有可能会听到“一米柜台”一夜暴富的都市传说，往后是“新款、多功能、高像素”之类此起彼伏的吆喝，再后来，则是那些结伴而行匆匆路过的人口中的“电子界‘莆田系’”和“山寨一条街”。
“华强北反应很快，不管什幺时候，你都能在这里买到想要的东西。”向一位来自下游的客户给完报价，今年43岁的李老板笑着告诉记者这幺一句话。客户走出店门，他又补充说：“但现在肯定比不了当年，尤其是2012年之前。”
2012年之前的华强北是怎样一番图景？
用李老板的话来说，当年的国内电子元器件市场“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根时刻紧绷的“头发”，就是华强北。目前还坚守在华强北的老商贩无人不知，2003年春节华强北电子市场放假的头一天，北京中关村电子元器件及产品价格就立刻迎来疯涨。后来国内智能手机市场飞速膨胀，“前店后厂”模式的华强北更是风光无限，走进这条街，人们可以轻松买到还未上市的手机的仿制版。
“这片地方上下面积可能还不到两平方公里，但那几年走出这里的亿万富翁，不下五十个。”借2012年那波“退铺潮”，李老板回温州老家买了新房，还做了几年物流代理，用的钱主要就是售卖手机的收入。
但也正是在2012年那次“退铺潮”之后，华强北迎来了多重打击。
2013年，为修建深圳地铁7号线，华强北正式进入“封路”阶段，地铁施工造成的核心路段封堵，不仅让原本充斥着货运车和私家车的华强北街道变得更加拥挤，在电商、网购和深圳市执法部门针对山寨产品的多次查货风暴之后，华强北街道上的人越来越少。
那些曾让无数人神往的天价商铺和柜台，开始出现了空置。
2017年，华强北路终于迎来了拆除四年封街改造挡板的日子。在《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中，新的华强北定位为“市级综合性商业区”，而在《上步片区城市更新规划》中，这里则被构想为“全国最具影响力、辐射海内外的高端电子信息服务、展示和交易中心、多元业态混合的高品质商业中心和生产型服务业中心，兼有商务办公、居住等功能的城市综合性片区”。
出于某种并未向我们解释的具体情结，李老板也在那一天回到了华强北：“再迈进这条街的时候的确感觉一切都变了”，人们从街口踏进来，面面相觑，脸上写着的其实都是迷茫，原来那些走两三步就能看见的组装电脑、卖手机的店面，现在都稀稀拉拉地散落在各种“创客”之间。
而这些或一路坚守过来、或新近回归的老商贩们其实也在进步，矿机、无人机、机器人、各种VR/AR设备、可穿戴产品……这些科技含量更高的产品，已经成为他们货架上的“新宠”。
再提起“华强北”这三个字，尽管很多人依然会提到“中国电子第一街”，会提到电子界“莆田”，会提到似乎永远都撕不干净山寨标签、以假乱真的手机以及那些一夜暴富的故事。
但身处华强北的人似乎不怎幺在意这些，他们依然是那群“反应很快”的人，他们着眼于前方的道路，正如他们凝视着店铺门前来往的人群一般。
至于重新开放后一直在提的“转型”，李老板说：“这里走出去了腾讯、神舟和洪恩软件，这条路也没理由走不通。”就像10年前那群躲在柜面后“练摊”、转身就成为了企业家的小伙子们一样，未来怎幺样，他们也要再摸索三五年才知道答案。
走出李老板的小店，隔壁就是一幢二三十层高的创客空间。门外的广告牌上说，这里是一个“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地方。
贵阳：因地制宜终成“云”栖宝地
“我们找了一把锥子，用尽全身力气，在一个点上刺痛了大象，大象走起来了。而这个锥子，对于贵阳而言，就是大数据。”
——原贵阳市委书记 陈刚
云贵高原、茶马古道、百节之乡，是贵州的传统名片，不过以往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甚至被写进地理教科书的一句话还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过去几十年里以“脱贫致富”为主要课题的贵州，近年却挖到了一座“金矿”。
这座“金矿”就是大数据。仅仅经过五年的发展，目前贵州的大数据相关企业就已经从2013年的不足1000家增长到了8900家，大数据产业规模总量超过1100亿元。就连“老干妈”这种国内家喻户晓的辣椒制品企业，都在2016年投入了700多万元进行大数据运营中心建设。建设完成后，这个大数据运营中心通过对原材料采购、生产、营销、质量检测等环节进行精准分析并获取实时反馈，为“老干妈”带来了2015年以来企业年产值年均增长11.8%的丰硕成果。
那贵阳为何会成为人人趋之若鹜的“云”栖宝地？
其一，历史上一度成为制约贵州发展不利因素的喀斯特地貌，对要求安全性和隐蔽性的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而言却是得天独厚的优渥条件；其二，贵州位于北纬26度附近，水环境质量排在中国前列，清爽的空气和凉爽的天气，能直接为数据中心服务器换新风，减少IDC能源消耗，物美价廉的水电资源则能为数据中心提供低成本的清洁能源；其三，稳定的地质环境最大限度保证了数据中心的安全性。
“富士康选择贵州的原因之一就是贵州独一无二的生态优势。”全球最大电子专业制造商鸿海精密的董事长郭台铭，已经在贵州某处的两山之间建起了一座风洞，用于服务器的自然冷却。
但自然环境之外，贵州的大数据发展也离不开人策。中苏关系恶化、美国侵略越南、中印武装冲突不断的上世纪60年代，抓紧备战、开展三线建设的工作也在贵州展开。这段时间通车的川黔铁路、贵昆铁路和其他地方迁来的电子工业和国防工业，都为贵州的发展积攒了宝贵的硬件基础。
21世纪伊始，作为西部能源大省的贵州也成为了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关键，但在探索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以能源产业为支柱的贵州经济又不得不面临由产业链短、发展模式粗放带来的环境与发展矛盾。在保护好自然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如何发展经济？2014年3月1日，贵州省委省政府在北京举办大数据产业招商引资推介会，贵州的大数据之路，这才迈出了第一步。
“我们找了一把锥子，用尽全身力气，在一个点上刺痛了大象，大象走起来了。而这个锥子，对于贵阳而言，就是大数据。”
时任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陈刚这样形容大数据产业和贵州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已经调往河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的他今年53岁，与互联网和大数据初识则是在1990年。
那时，陈刚参加了世界着名实验物理学家丁肇中先生组织的一个核子中心的国际合作项目，由于工作需要接触互联网的他，成为了中国前一百个登录互联网的用户之一。2004年任北京市朝阳区委副书记、区长期间，陈刚又独树一帜地开始了“网格化社区管理”，让朝阳区成为中国最早一批大规模利用互联网进行城市管理的地区之一。
2012年，分管到中关村的工作后，陈刚接触到了疯狂生长和扩张中的百度、小米等互联网企业，在进一步了解这些互联网企业后，他对大数据驱动下互联网技术企业的“野蛮生长”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
一年后，陈刚来到贵阳，参与贵州大数据的发展，并以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的身份，处在了推动大数据发展的关键位置。
“历史给了贵州一个机遇，历史给了贵阳一个机遇，历史也给了我一个机遇。” 2015年后，贵州每年都会举办一次数博会，邀请世界各地专家学者、业界精英和互联网巨头齐聚贵阳。古时往往被用作罪罚进行发配的“黔地”贵州，如今受到了谷歌、微软、苹果、腾讯等国内外互联网名企的青睐，这当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当数去年7月贵州省政府与苹果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这份协议让云上贵州大数据成为苹果公司在中国大陆运营iCloud服务的唯一合作伙伴，一方面为国内苹果用户提供更畅快、更可靠的iCloud体验，另一方面也能为云上贵州公司带来10亿美元以上的年收入增长。
“贵阳有很多新的变化，我认为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城市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年轻了。”今年的数博会上，第四次来到贵阳的马化腾这样形容这座城市带给他的感受。
成都：“第四城”的出走与回归
“真正好的城市，应该具有很大的包容能力，在这座城市里工作的年轻人，没有特别强的来自生活的压力，他能够把生活和工作做一个很好的协调，这个城市所有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带有很强的亲民性，这就是真正的好城市。成都就是这样一座城市。”
——着名财经作家 吴晓波
“沿海变化太快，今天比别人稍微慢一步，明天就要落后，甚至丢饭碗了，”2016年，带着打工攒下的60万元积蓄，周木诚回到郫县，在儿子的帮助下做起了土特产电商，虽然生意也不错，但提起那些年往沿海南下和北上打拼的岁月，他的眼神有了片刻的失焦：“当时不像现在有手机，院子里五个小伙子一起在一节车厢里有说有笑，每个人都充满了希望。”
当年从同一个地方走出去的五个人，只有周木诚一个人回到了成都，三个人当了老板，另一人北上之后杳无音信，与周木诚再没有过联系。去年周木诚的儿子周宏斌毕业回国，他一度以为儿子会传承自己当年的梦想、去北京、深圳之类的地方成就事业。但最终，周宏斌选择的是一家在家乡成都落户的数字医疗创业公司。
周木诚不知道的是，当年自己一心想要抛在铁轨之后的成都，现在已经成为了当下年轻人开创事业的新选择。
改变这一切的是游戏产业。
2001年，台湾游戏开发商华义在成都组建开发团队，紧随其后，前“西山居三剑客”之一的裘新也在这里建起了“梦工厂”，成都作为北上广之后游戏“第四城”的历史正式开始。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集聚效应为成都引来了盛大、巨人等国内着名游戏企业，到2013年，这里更是号称有上千个游戏开发团队，除了本土游戏企业以外，育碧、Gameloft等海外游戏公司都在这里设立了研发中心。
不过成都游戏行业却在2013年迎来了一场“洗牌”，规模较小的游戏公司在那一年纷纷“搁浅”倒闭，到2015年8月，有着游戏圈“黄埔军校”的法国游戏公司Gameloft甚至也关闭了位于成都的工作室。
“那幺多游戏公司，大多都是资本无脑涌入的产物，产业链和模式都过于单一。”目前在一家知名手游公司做Q&A的小军，就是当年成都游戏产业盛极而衰的亲历者：“那时很多游戏公司是以研发为主，上面给我们一个方向和IP，我们埋头做就行了。相互之间没有沟通，做出来的东西同质化严重，后期维护和运营脱节，分发效果也不理想……连续两三年，国内都没出现过一个‘爆款’。”
小军口中的“爆款”，就是当下国内老少皆知的《王者荣耀》，在美国市场研究公司SuperData年初的研究报告中，这款成都产的腾讯手游以全年收入19亿美元的成绩冠绝全球，去年年底，坊间更是流传着天美（《王者荣耀》的开发团队）“年底100薪”的传言。
《王者荣耀》之后，腾讯想进一步围绕这款游戏在成都发展游戏产业、打造“电竞之都”，而《王者荣耀》的出生地成都天府软件园，则面向创业团队给出了优厚政策，等待下一个“爆款”。
据统计，自2017年推出“人才新政”以来，成都已经吸引了超过17万本科以上人才前来落户和就业，其中30岁及以下青年人才占人才落户总数的八成。除了应聘方便、落户优待之外，天府软件园还专门为扎根成都的游戏创业团队提供了一系列的优惠条件，比如为入驻的创业团队免除3～5个月不等的办公场地租金，向游戏开发人员提供更加实惠的青年公寓，借本地高校提供人才储备和培训、辅导资源等等。
“来成都落户的新同事很快就有了在这里安顿下来的打算。”小军告诉记者，“虽然开发游戏并不像很多人想的那幺轻松好玩，甚至可以说异常辛苦，但最重要的是，除此之外，我们几乎没有太多来自生活上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