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付玉辉
移动互联网社会的风险治理与危机应对
文|付玉辉
移动互联网时代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风险社会（Risk Society），意味着更为快速社会变迁的演进，也意味着更大时空范围社会冲突的可能。作为高风险社会的一种独特类型，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风险社会需要确立能够与之匹配的更为完善的风险治理系统。
信息传播特征和信息传播体验
信息传播所呈现出的新特征主要表现在信息传播的泛在性、快捷性和个体性上。泛在性主要体现在信息传播网络和信息传播终端所组成的无缝连接传播环境上，其中以个人计算机为主的固定终端接入方式和以移动智能终端为主的移动终端接入方式成为人们接入互联网的两大主流方式，而移动智能终端接入方式的普及程度还在进一步提高；快捷性主要体现在信息传播内容的碎片化和碎片传播背后所依托的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络上。数字碎片内容和虚拟社会关系网络的紧密结合大大提高了移动互联网信息传播的速度；个体性则表现在自媒体生成土壤的滋养以及在自媒体交往平台上所形成的日渐强大的个性化、私人化的社会动员能力上。
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对于信息传播的体验出现了新的变化。以微博传播为例，用户在使用微博时在一开始一般是将其作为一个浏览信息的“浏览器”来使用；随着微博使用习惯的养成则慢慢将其作为个人生活的一个虚拟“记事本”；之后随着微博内容阅读功能和内容创作功能的强化，则使得具有自媒体特征的微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进行个人传播的信息门户，并最终成为个人的社会交往工具。从微博阅读（微博所体现的传统媒体功能）到微博书写（微博所体现的自媒体传播功能）再到微博交往（微博所体现的社会资本积累功能），充分体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用户体验的内在脉络。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众多用户的信息传播方式普遍以相对固定的个人计算机和移动智能终端作为信息发布的重要途径，而功能繁多的移动智能终端和强大的虚拟社会交往网络平台进一步强化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数字碎片化传播和个性化传播的传播优势。
危机生成机制和危机传播特征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风险社会：迈向一种新的现代性》一书中认为，风险社会对于人类而言，就像是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在考察移动互联网社会影响的时候应该认识到，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传统信息社会的固有特征正在不断发生新的变化，移动互联网正在成为现代风险社会变迁的重要诱因之一。
一方面，人们的生活形态逐渐趋于移动互联网化。移动互联网生活方式成为个人主要的生活方式形态，个人传播生态和交往生态共同构成了个人移动互联网生活的主要内容，这也同时提高了个人移动互联网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而移动互联网工作形态的变化，则使得许多个人和组织的工作形态呈现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实质上也增加了引发组织危机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政治形态正在进一步移动互联网化。近年来，我国众多政府机构官方微博和官员微博的涌现，为互联网政治带来了新的变化。例如，近年来各地公安部门纷纷开设的官方微博已颇为引人瞩目。今年全国“两会”开始之前，全国人大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开设了实名微博，成为我国目前已知开设实名微博的最高级别的官员，而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则于去年12月12日开通其微博，截至今年4月底，其微博粉丝已超过37万。以上两人的微博均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但是不可讳言，众多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进入移动互联网空间，在改善政府部门、政府官员和公众沟通方式的同时，也在政治危机应对方面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
此外，在移动互联网社会形态中，由信息传播所引发的危机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首先是危机的常态化。各种危机爆发的门槛大幅度降低，能够引发危机的信息传播出口较以往大大增多。在这种环境之下，即使是一个未经核实的信息经过广泛传播也有可能成为某个危机的引爆点。其次是危机的多重性。移动互联网传播环境中，个人危机、组织危机、政治危机往往交织在一起，重叠爆发。比如一个上市公司管理人员以私人的方式和他人在微博中进行争执及谩骂可能会引发其公司股价的下滑。可见，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各种不同类型的信息传播危机之间具有相互影响和互相转化的可能。比如自今年4月11日开始在微博等平台放大的中石化广东分公司的天价酒单危机事件即导致了其负责人鲁广余的停职。4月13日，为了举报所在单位领导，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国土局工作人员周文彬的微博自首直播，则成为了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政治危机传播的典型案例；第三是危机的复杂化。随着不同类型危机所存在相互转化和融合的可能性的增加，危机发生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因素也在不断增加。
风险治理和危机应对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于信息传播环境为风险社会所带来的变化有了新的认识。乌尔里希·贝克认为：“世界风险社会迫使我们承认世界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则会为国家观所忽视。全球风险开启了一个道德和政治的空间，它可以孕育一种超越国家边界和冲突的公民责任文化。”同样，移动互联网虽然推动当今社会进入高风险的信息社会，但是移动互联网也为我们提供了推动社会进步的良好契机。
首先，我们可以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构造宽容环境，进行理性讨论。而进一步趋于开放的移动互联网信息传播环境的构建，必然需要更为理性、宽容的公共空间以包容各种具有多元化特征的思想观点。更为理性的公共空间的建构还需要更为开放的社会治理体系。其次，可以以协商为主要方式，构造开放体制，形成透明社会。未来更加趋于敏感型信息社会的信息传播环境，需要更为开放、透明的社会交往环境与之呼应，而更为开放、透明社会的形成则意味着社会治理领域“善治”形成的可能性。第三，可以以改革为切入口，以移动互联网为依托，进一步改善社会信息传播环境，形成移动互联网环境下风险和危机的有效应对机制，塑造移动互联网时代更为开放和灵活的社会结构。
美国网络文化思想者凯文·凯利在其《失控》一书中曾提出：“控制的未来是：伙伴关系，协同控制，人机混合控制。”其观点可以引发我们对于风险治理的一些思索。在应对移动互联网时代接踵而来的危机、预防可能发生的风险时，不仅需要提高个人和组织应对危机的能力，同时还要不断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断改善组织内部、组织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断改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尽量扩大和延伸移动互联网之善，以渐次达到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善治之境，才能真正赢得这场移动互联网时代改革发展和风险危机的赛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