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禾
唐 韩干《神骏图》缂丝包首
清嘉庆 月白色缂丝金龙纹男夹朝袍故宫博物院藏此件服饰为清宫旧藏，是嘉德艺术中心举办的“国采与宫色——清代宫廷织绣服饰色彩展”展品。这是清代礼服也是祭服的基本形制。此朝袍月白色，缂丝彩云金龙等纹样，应是皇帝亲祭夕月坛时所穿着祭服。
缂丝从遥远的西方走来，通过游牧少数民族得以传播到中原。其从实用的手工织物，逐渐发展为最高级的艺术品。历史上一些重要的书画作品由于制作成缂丝而得以传世，并且备受后世收藏家的珍视。而中国缂丝杰作发展演变为艺术瑰宝，与宋、元、明、清官方的重视、御用缂丝机构的设立密不可分。尤其是在宋代，缂丝达到了巅峰，名匠辈出，技艺超群。
元 缂金狮纹袍料美国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缂丝”的诞生
北宋时期庄绰（1079年至1149年）在其《鸡肋篇》一书中记载道：“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棦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故名刻丝。如妇人一衣，终岁可就。虽作百花，使不相类亦可，盖纬线非通梭所织也。”这是现存有关缂丝最早的文献记载，从中可知缂丝产地在定州，得名于其透空欣赏如“雕镂之象”的工艺特征，并且该工艺贵时费工，制成一件衣服需长达一年的时间。
与庄绰同时代的洪皓（1088年至1155年）在《松漠纪闻》中记录有回鹘人“善捻金线”，“以五色线织成袍，名曰剋丝”。明弘治年间的收藏家张习志在南宋朱克柔《缂丝牡丹》的题跋中写道：“克丝作盛于唐贞观开元间，人主崇尚文雅，书画皆以之为标帙，今所谓包首锦者是也。”
由这些记载可知，缂丝是来自回鹘人的织物，曾被少数民族称为“剋丝”。缂丝其实不是宋代才有的，唐代即已出现，一开始是以锦的名称出现，直到宋代才有正式的名称，汉人取谐音称其为“刻丝”“克丝”，此名称一直沿用至民国时期。1930年出版的《清内府刻丝刺绣书画名录》和1932年出版的《纂组英华》中均使用的是“刻”字。由此可推断，进入清宫内府后的缂丝统一装裱题签，把“克”“剋”等谐音字，统一调整为“刻丝”。
“缂”最早见于梁顾野王所纂《玉篇》：“缂，纬织也”。1960年6月上海博物馆出版的《宋缂丝莲塘乳鸭图》图录中，首先使用了“缂丝”一称。1970年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出版物及1983年辽宁省博物馆的大型图录中也使用了“缂丝”。应该说，在1935年至20世纪50年代的近代博物馆体系建立起来后，逐渐由“刻”更改为“缂”，并沿用至今。
清 仇英《后赤壁赋图》缂丝 故宫博物院藏
只为官方出品
缂丝首次正式出现在官方管理机构中，正是宋代。宋代少府监下辖文思院统管四十三作，“克丝作”便是其中一作，主要织造以宫廷画稿为主的包首和书画类装饰品，供内府收藏和赏赐之用。岁贡所用的缂丝匹料则向民间机户购买或定制。宋代的机户比较自由，既可以承接官府的织造，也可以为私人加工订单。
据历史考证，北宋的缂丝中心在河北定州。定州在唐代时丝织业就比较发达，据《中国丝绸通史》可知，唐代定州何明远家有绫机500张，用工1600余人。宋代官营的四川绫锦院有绫机154张，不到何家的三分之一。在北宋时，定州的缂丝制作就已超越汴梁（开封）的官营丝织作坊。
宋徽宗认为缂丝书画在某种程度上胜过书画，曾有“要知应是宣和物，莫作寻常黹绣看”的赞誉。由于得到帝王的首肯，更多的宫廷画家和院体画稿涌向缂丝，使这门手艺在宣和年间摆脱了实用工艺品的标签，而蜕变为书画艺术。其中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缂丝的分类，它是完全参照书画门类分为法书、释道、花鸟、花卉、翎毛、人物和山水七类。后世《清内府藏缂丝书画录》即按此分类。宣和内府的“宣和裱”对于收录书画的装裱有统一制式，缂丝书画也萧规曹随。时至今日，各大博物馆所藏传世缂丝书画也多用此法装裱。
1126年，由于女真军队的入侵，宋朝都城从汴梁迁到临安。南宋王朝又在新都城所在地附近重新发展缂丝业，临安、苏州等地的缂丝业就登上了历史舞台，以苏州为缂织中心的格局自南宋奠定后一直延续至今。
到了元代，缂丝多用于制作佛像及帝后御容，由回鹘官员唐仁祖专门负责监制。明初对于缂丝是禁止的，明太祖朱元璋认为：“见其似作淫巧，始禁之，而人间乃为罕物矣”。到了明宣宗一朝，对于缂丝工艺大加推崇，专设内造司，招南方名匠入京，织唐宋之名画名笔。缂画并用、已臻化境的《明宣宗观射图》如今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以《宣宗行乐图长卷》为稿本。除书画外，内造司也承办皇帝的缂丝衮服。
明代私人收藏家对缂丝书画一直推崇备至，赞其针线讲究，设色精妙，光彩夺目，“佳者较画更胜”。私人收藏的精妙和丰富性足以和宫廷收藏分庭抗礼。晚明文震亨（1585年至1645年）甚至认为，收藏家“不可不蓄一二幅，以画中一种”。明代的书画作品上时有文人的唱和，缂丝书画上也常有文人题跋，此类文字增加了收藏性和赏玩性。典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缂丝仙桃图》，上有沈周诗作和祝允明并都穆（1459年至1525年）唱和诗二首。
清代沿袭明代的做法，一方面在宫廷设立造办处管理缂丝，另一方面则由苏州制造府制作。从《清内府藏缂丝书画录》中可知，宋缂丝的数量为116件，清高宗乾隆手书御笔缂丝的数量是126件，数量上超过了历代累积的宋缂丝收藏，由此可见乾隆帝对于缂丝的珍爱。
高手留名青史
南宋时期，苏州地区的缂丝技艺得以发展，得益于随宋室南迁的一批缂丝工匠。其中包括北宋定州人沈子藩（1086年至1165年），他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缂织高手。据定州县志记载，1128年后，沈子藩跟随皇室的南迁转移到南方吴郡（今江苏苏州），开始收徒授业。清内府藏《宋沈子藩刻丝梅花寒鹊》《宋沈子藩刻丝花鸟》《宋沈子藩刻丝梅鹊》三幅花鸟和沈子藩的另三幅缂丝山水，都被收录于《石渠宝笈》中。
如同书画，南宋的缂丝书画上首开缂织工匠名字落款的先例。在清内府的传世缂丝作品中，留有缂丝匠人姓名的作品寥若晨星，而能在上面落款的名匠也只有四位——沈子藩、朱克柔、吴圻和吴良栋。所谓名匠，是从技到艺的升华，以文化为底蕴，以书画作媒介，以梭代替笔触。集其中大成者，方能流芳百世。
如今最为世人所知的女性缂丝名匠朱克柔（1127年至1162年）与沈子藩活跃于同一时期，据定州县志记载，沈子藩或为朱克柔的老师。《石渠宝笈》着录中有6件花鸟类作品留有朱克柔名款，被乾隆帝点评为“上等天一”，收藏于重华宫。
让朱克柔在21世纪名声大振的，是典藏于上海博物馆的《莲塘乳鸭图》。作品横105厘米、纵109厘米，是其传世作品中最大的一幅。图中精心描绘了初夏时分，荷塘内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各类植物和动物均成双成对，繁而不乱。画面布局合理，层次分明，动植物生长都符合自然规律，缂丝画稿显然出自丹青高手。
此位高手后来被证实就是朱克柔本人，她自小擅书画，后嫁入云间的染织大户中，以缂丝作为闺阁之乐。其独创了缂丝长短戗法，即把绘画中的“没骨画法”转变为纬线颜色转变中的自然灵活、符合画理的镶色手法。她的创作固然和北宋末年宣和画院的繁盛分不开，但更是自己潜心研习的结果。
明代苏州人文从简（文征明曾孙，1574年至1648年）在朱克柔《山茶蛱蝶图》上留有的题跋，详细介绍了其人其事：“朱克柔，云间人，朱思陵时，以女红行世。人物、树石、花鸟，精巧疑鬼工，品价高一时，流传至今，尤成罕购。此尺帧古澹清雅，有胜国诸名家风韵，洗去脂粉，至其运丝如运笔，是绝技，非今人所得梦见也。”赞其作品远超一般名家的书画，宁静质朴，呈现和谐之美，艺术和技艺的高度融合，已经达到非一般的高度。
另外两位留有名款的缂丝工匠是明朝的吴圻和吴良栋，分别为苏州和常州人士，各见有一张作品，未能知晓更多信息。
摹刻还是创作
缂丝是纬地起花、颜色多变的纺织艺术，原则上对于纬线的颜色没有限制，但作品上的颜色并非越多越好。宋代的作品颜色大致在七八种，明代为十七八种，清代的色彩多至20种以上。正如《纂组英华》序言中所述：“宋代缂丝颜色虽少，但变化无穷，典雅庄重，明代缂丝颜色虽多，但华丽少雅，失了韵味。”
不同朝代的作品，经纬密度也不同，这也是作品断代的一个重要依据。宋代的作品尺幅虽小，但组织结构却是最为细密的，大部分作品的经密在20至35根，纬密在90至120根；元代作品经密20至35根，纬密68至110根；明代作品经密为20至25根，纬密50至90根；清代作品经密20至25根，纬密40至75根。尽管从宋代开始，缂丝的经纬密度呈下降趋势，但是和最知名的法国宫廷葛布林工坊出品进行比较的话，就知道中国缂丝技术的极致了，因为葛布林挂毯每厘米只有12根经线、22根纬线。最精密的日本缀织经密10至12根、纬密35至38根，仅是宋代缂丝的四分之一左右。
根据画家手稿缂织出来的作品，称之为摹刻。由于丝线比墨笔的笔触细腻，通过纬线的自然晕色，能完美体现画稿中色彩的微妙变化；每寸间的繁复换梭，能够优美且忠实地再现名作的形、色、气和韵；再加上丝绸本身的优雅和精细，使缂丝作品呈现出纺织品特有的肌理。
虽然高明的匠人对于作品气韵和笔触配色会掌握得非常好，达到传神之境界，但是，摹刻是原画作的复制，还是新的艺术品类？这在中国是有争议的。而欧洲人认为缂丝的地位不仅不附属于绘画，而且在绘画之上，因此对缂丝的收藏一直没有间断过。
技术上，缂丝尽量想去靠拢绘画手稿，在生产工艺上两者则是完全不同的。艺术家提供的已经完成的画稿可以通过调整颜色进行修改，而已经完成的缂丝作品是不能对于纬线进行修改的。这就是二次创作的概念。所以欧洲工匠把绘画转化为纺织语言的时候，就获得了签名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