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玲 李炎泽
【摘 要】 以2010—2021年我国30个省（区、市）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国家审计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审计功能发挥显着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且绿色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提升起着中介效应。进一步从地区异质性来看，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国家审计功能发挥仍有利于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文章从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及国家审计的经济后果两个方面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同时为提高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资金使用效率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 国家审计； 新型城镇化； 绿色金融；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F239.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3）19-0138-08
一、引言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路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当前形势下，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激发内需潜力、畅通“国内国外双循环”的重要抓手，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引擎。绿色金融作为构建城乡一体、生态宜居、协调发展新型城镇的资金保障，是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为响应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支持推动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提供的金融服务，可以有效解决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资金使用效率问题，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崭新机遇。但在具体运行过程中，绿色金融面临着诸多发展障碍，造成大量资金的浪费。因此国家审计应积极参与绿色金融业务审计，对资金收支往来的真实性与合规性进行审计，监督政策落实的有效性，最大限度地防范、化解绿色金融系统性风险，保障资金合理、有效利用[ 1 ]，助推新型城镇化建设。探讨国家审计通过绿色金融对城镇化的影响，不仅可以为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理论证据，而且可以为国家审计服务绿色金融业务高质量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参考。
纵观现有研究，鲜有文献关注国家审计与城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以2010—2021年省级城镇化发展指标数据为样本，沿着“国家审计功能发挥—绿色金融落实—新型城镇化水平提高”这一理论分析框架，检验国家审计揭示、预防、抵御三大功能发挥对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家审计可以显着提高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且绿色金融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在稳健性检验后以上结论依旧成立。考虑到各省份发展不平衡、经济差异较大等特点，本文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结果仍支持原假设。
本文可能的贡献：第一，探讨了国家审计通过落实绿色金融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影响，进一步拓宽了国家审计参与国家治理的研究范围，为国家审计精准服务绿色金融业务高质量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参考。第二，丰富了城镇化发展的相关研究文献，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提升城镇化发展水平提供了理论解释和现实依据。
二、文献综述
（一）国家审计的相关研究
首先，从国家审计的理论出发，探索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路径。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刘家义[ 2 ]指出国家审计的方向和制度形态是由国家治理的目标和模式决定的。蔡春和蔡利[ 3 ]认为只有国家审计的功能不断拓展，才能确保其受托经济责任全面有效履行。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靳思昌[ 4 ]指出国家审计应不断探索并实施治理导向审计，吴秋生和黄贤环[ 5 ]认为国家审计应当以善治为工作目标或价值导向。在审计参与治理的路径探索上，张立民和崔雯雯[ 6 ]认为完善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和推动公众参与监督是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主要途径。其次，从国家审计实务角度分析国家审计完善国家治理。现有研究证实国家审计能显着提升国家治理效率，在环境污染治理、医疗服务、教育资金投入、生态文明建设、产业结构优化、维护金融稳定、改善营商环境、国有企业监督等方面发挥作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家审计的功能尤为突出，审计治理是当前建设透明政府、实现国家善治乃至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备手段，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7 ]。
（二）新型城镇化的相关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在内涵解读方面：方创琳和赵文杰[ 8 ]认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为生态环境、绿色发展、社会和谐、体制完善、文化传承五个维度的建设评估指标体系；潘家华[ 9 ]指出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理念引领下，应重新构建低碳、韧性、协调的高质量城镇一体化发展；裴玮[ 10 ]认为高质量可持续城乡发展建设由结构优化、绿色生态、质效提升、动能转化、民生改善、风险防控六大指标组成。其次，在城镇化的度量方式方面：早期的文献中，学者通常采取单一指标测量法；现有文献多采用综合指标测量法，该方法能从多方面、多维度把握城镇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将人口、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综合考虑，更加准确地反映城镇化水平[ 11 ]。再次，在新型城镇化影响因素方面，学者通过研究发现数字惠普金融、创新能力、产业升级、外商投资等对城镇化发展具有显着促进作用。最后，在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方面，杨佩卿[ 12 ]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发展可以促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有助于实现产业聚集、服务聚集，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提升。
（三）绿色金融的相关研究
首先，在内涵方面：Salazar[ 13 ]提出绿色金融是以保护环境为目标寻求金融发展的创新，在金融和环保之间建立可持续金融沟通渠道；张敏[ 14 ]指出绿色金融是商业银行为全面推进绿色金融服务及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的重大资本支持。其次，在绿色金融的影响方面，丁俊权等[ 15 ]、于重阳[ 16 ]认为绿色金融的实施有利于规制企业经营决策和运作过程中的环境风险，增强经济发展的绿色动力，治理环境污染、温室效应等问题，并协调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治理三者间的关系，推动绿色产业发展的同时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实现国家金融层面的宏观调控。再次，在影响绿色金融发展因素方面，现有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能对绿色金融产生积极影响[ 17 ]，金融科技创新能够缓解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国家绿色发展政策的制定有利于增加绿色金融产品的供给，提升绿色金融服务水平。最后，在绿色金融发展问题方面：马义玲[ 18 ]指出绿色金融存在监管不足、创新缺位等情况；谢铖和朱波[ 19 ]认为有必要在国家层面开展绿色金融审计监督工作，在绿色金融管理创新和审计监督中融入更多先进的审计监督思想、审计理论、审计方法和审计工具，并在多个维度开展创新，为绿色金融的制度搭建和市场化发展以及持续繁荣创造更好的内外部监督条件。
综上所述，学术界关于国家审计、新型城镇化、绿色金融的研究比较丰富。那幺国家审计如何做好外部监督，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顺利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本文拟在现有文献研究基础上，从国家审计参与国家治理角度，将国家审计、绿色金融、新型城镇化发展放在同一框架下，深入挖掘国家审计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和绿色金融的中介作用，通过实证分析，探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国家层面如何做好监督，并为实现城镇绿色发展、化解绿色金融风险提供参考建议。
三、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国家审计与新型城镇化发展
在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国家审计作为重要的职能部门，在确保各项政策有效落实、财政资金高效利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审计机关通过开展经济账项审计工作，确保往来资金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以提升政府财政管理能力[ 20 ]，保障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国家审计对偏离国家治理方向等不合规、不符合发展预期的经济活动进行预警，纠正和改善经济主体的行为，实现经济资源合理配置和提高使用效率的目的。国家审计的工作内容应保持与时俱进，将新型城镇化发展放在首位，以国家利益为主旨，通过审计揭示、预防、抵御三大功能发挥，遏制行为主体做出违背高质量发展的行为。国家审计有责任有义务监督党中央各项政策落实情况，在资源环境、人民生活、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中开展审计工作，推动发展成果人民共享、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只有在强有力的审计监管前提下，督促政府提升投资质量、科学规划城乡建设产业布局、合理分配各项资源，才能实现新型城镇建设长远发展[ 21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审计部门在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及决算报告中发挥着监督职能，避免了资金浪费；对政府重大投资项目可行性论证、资金使用安排、建设管理、工程质量、土地利用和出让等开展审计，使资金项目做到公开、透明。基于此，提出假设。
H1：国家审计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二）国家审计与绿色金融
绿色金融作为推动工业绿色发展、淘汰落后产能、减少碳排放、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目标的经济支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增加绿色金融服务供给、实行金融业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成为我国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当前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绿色信贷资金规模比例逐年上涨，贷款结构出现绿色化趋势，但其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问题：绿色贷款评估专业性不足导致资金安全难以保障、对环境风险的理解和分析能力较弱、企业环境责任信息披露不充分不完全、绿色金融项目的监督与评价机制不够健全、绿色金融在投入环境改善中的效果难以量化、环境绩效监督评价体系建立不够完善造成资金浪费等，体现出绿色金融业务发展需要开展审计工作进行监督，以提升绿色金融资金使用的收益和成效。通过实施绿色金融审计，监督资金投入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等领域，实现绿色金融的良性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保障。国家审计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力量，具有独立、客观、执行力强等积极特征，能够发挥专职检查职能与独立的第三方监督优势，稳定金融秩序，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目标的实现，促使更多经济效益高、风险低的绿色项目得到扶持，确保绿色金融资金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起到应有作用[ 22 ]。基于此，提出假设。
H2：国家审计推进绿色金融落实。
（三）国家审计、绿色金融与新型城镇化发展
国家审计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是建立在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基础上不断演进而来的，其目的在于保证和促进政府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全面有效履行。新型城镇化是集自然、人、社会、经济“四大系统”的复杂演化规律，在绿色发展理念的背景下，建立以低耗能、低污染、生态发展和谐健康为特征，以人民为核心，有机融合产业、人口、城市、生态等诸多因素，形成一个突出集约、节约、低碳、智能等极具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23 ]。绿色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产品与服务，通过对资本的聚集，助力传统产业结构更新换代以实现经济高效发展，不仅促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而且实现产业绿色转型，吸引更多的科技人才、先进技术、研发投入汇集于绿色生产。绿色发展的同时也吸引大量人口涌入，以实现人口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张鉴君认为只有在发展好生态金融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支持生态与经济共同发展，推动产业活动高质量发展，最终实现新型城镇化；面对绿色金融产品不断更新，国家审计发挥着监督作用，解决绿色金融在信息披露和审计中存在的不完整、不规范、形式化等问题，并对可能潜在的金融风险进行提前监测预警，为日后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审计参考，更好实现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基于此，提出假设。
H3：国家审计通过推进绿色金融落实促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30个省份（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除外）2010—2021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新型城镇化发展综合体系中各项指标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对个别缺失的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处理。国家审计的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审计年鉴》中的“省级审计机关”部分数据并进行相应整理，最终得到审计项目数、审计查处金额数、审计意见提出数三项指标。数据采用Stata15.1软件进行分析，并对所有数据进行缩尾处理。
（二）变量定义和模型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新型城镇化发展（Urban），本文借鉴宣烨和彭婕的做法，采用综合指标法衡量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以人口、经济、社会、环境作为二级指标，构建了包含18个三级指标的综合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并采用熵值法进行测算。
2.解释变量
国家审计机关通过监督对被审计单位工作成果、财政收支、权力运行发挥作用，长期以来审计机关将审计项目数、审计金额查处数、审计意见提出数等作为审计工作的重要成果。本文选择以下三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来衡量国家审计功能发挥的重要依据：审计揭示功能（Audit Re）=In（审计项目数）；审计预防功能（Audit Pu）=In（审计金额查处数）；审计抵御功能（Audit Pr）=In（审计意见提出数）。
3.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为绿色金融，本文借鉴曾学文、张水平等的研究，通过构建省级绿色金融评价体系（由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绿色投资和碳金融五项指标组成，评价指标权重由专家评分法给出①）衡量省级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数据来源于天方财富金融数据库及各类统计年鉴，参考已有研究分别采用相应指标表示，为消除各指标之间的量纲影响和正负效应，采用极差标准化处理数据，如表2所示。
4.控制变量
借鉴田晖、郑强、杨瑞等的研究，本文控制以下可能影响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变量：（1）外商直接投资水平（FDI）：实际利用外资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2）金融发展程度（FDD）：机构存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3）科技发展水平（STD）：政府科技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4）对外开放程度（OPD）：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5）民生性支出强度（PFEI）：地方政府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和社会保障支出总额与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之比。（6）经济高质量发展（HQED）：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综合指数。
变量定义如表3所示。
（三）模型设定
国家审计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影响模型为：
模型（1）检验了直接效应，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度；Urban表示新型城镇化发展；AUDIT表示国家审计的一组变量，包括审计揭示（Audit Re）、审计预防（Audit Pu）、审计抵御（Audit Pr）三大功能；Controls表示控制变量；？茁0表示常数项；？着表示随机扰动项。
为讨论中介效应，参考Baron和温忠麟等的研究，本文设计中介效应模型展开路径分析，在模型（1）的基础上构建模型（2）和模型（3）。
模型（2）和模型（3）中，GRFI为中介变量，即绿色金融指数。在得到基准模型回归结果的基础上，第一步，检验国家审计能否对中介变量产生影响，即系数a的显着性，如果该系数显着，表明变量存在中介效应。第二步，将核心解释变量与中介变量同时放入模型对Urban进行回归，得到系数c'和系数b的显着性。若系数a、b显着且系数c'不显着，则存在完全中介效应；若系数c'显着且小于c，则为部分中介效应；否则，绿色金融不是国家审计促进城镇化发展的路径变量。同时，本文加入年度虚拟变量year，对年份效应加以控制。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由表4可知，各省份新型城镇化发展（Urban）最大值为0.744，最小值为0.067，绿色金融（GRFI）最大值为0.758，最小值为0.067，反映出我国不同省份城镇化发展及绿色金融普及率差异较大，因此新型城镇化的提高过程中应当重点关注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局部地区。
由表4可知，取自然对数后，审计揭示功能（Audit Re）指标均值为8.156，最大值为9.419，最小值为6.238，标准差为0.828；审计预防功能（Audit Pu）指标均值为16.442，最大值为19.043，最小值为13.786，标准差为1.125；审计抵御功能（Audit Pr）指标均值为8.797，最大值为10.155，最小值为6.711，标准差为0.836。数据显示，国家审计功能发挥在不同省份间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可能是受到审计资源分配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
（二）回归分析
为验证H1，利用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见表5。在控制年度的情况下，列（1）审计揭示功能（Audit Re）的回归系数为0.032，在1%水平上显着，表明国家审计揭示功能有利于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列（2）审计预防功能（Audit Pu）的回归系数为0.025，在1%水平上显着，表明国家审计预防功能有利于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列（3）审计抵御功能（Audit Pr）的回归系数为0.031，在1%水平上显着，表明国家审计抵御功能有利于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审计功能发挥均在1%水平上显着为正，初步验证了H1，因此，国家审计功能发挥有助于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
为验证H2，利用模型（2）进行回归，结果见表5。列（4）审计揭示功能（Audit Re）的回归系数为0.019，在1%水平上显着，表明国家审计揭示功能有利于落实绿色金融；列（5）审计预防功能（Audit Pu）的回归系数为0.012，在1%水平上显着，表明国家审计预防功能有利于落实绿色金融；列（6）审计抵御功能（Audit Pr）的回归系数为0.017，在1%水平上显着，表明国家审计抵御功能有利于落实绿色金融。审计功能发挥均在1%水平上显着为正，初步验证了H2，国家审计功能发挥有助于落实绿色金融。
为验证H3，利用模型（3）进行回归，结果见表5。列（7）审计揭示功能（Audit Re）的回归系数为0.022，在1%水平上显着，绿色金融（GRFI）的回归系数为0.515，在5%水平上显着，表明国家审计揭示功能通过落实绿色金融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列（8）审计预防功能（Audit Pu）的回归系数为0.019，绿色金融（GRFI）的回归系数为0.523，均在1%水平上显着，表明国家审计预防功能通过落实绿色金融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列（9）审计抵御功能（Audit Pr）的回归系数为0.021，绿色金融（GRFI）的回归系数为0.519，均在1%的水平上显着，表明国家审计抵御功能通过落实绿色金融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审计功能发挥均在1%水平上显着为正，初步验证了H3，国家审计功能发挥通过落实绿色金融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综上，绿色金融在国家审计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六、稳健性检验
（一）滞后分析
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检验国家审计对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效应是否稳定，将衡量国家审计功能的三个指标审计揭示功能（Audit Re）、审计预防功能（Audit Pu）、审计抵御功能（Audit Pr）分别滞后一期、两期依次代入，结果发现审计揭示功能、审计预防功能、审计抵御功能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着为正，说明滞后的国家审计功能对新型城镇化发展仍然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二）Sobel检验与Bootstrap检验
Sobel检验中，检验绿色金融是否作为国家审计促进城镇化发展的中介变量，审计揭示（Audit Re）、审计预防（Audit Pu）、审计抵御（Audit Pr）三大功能发挥均通过了Sobel检验及Goodman检验1、Goodman检验2，且中介效应比例分别为45.5%、33.3%、42.8%，结果表明国家审计功能通过绿色金融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支持以上假设。
Bootstrap检验中，对绿色金融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在审计揭示功能（Audit Re）发挥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关系中，绿色金融的中介作用显着，95%的置信区间为（0.0146，0.0310）；在审计预防功能（Audit Pu）发挥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关系中，绿色金融的中介作用显着，95%的置信区间为（0.0125，0.0246）；审计抵御功能（Audit Pr）发挥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关系中，绿色金融的中介作用显着，95%的置信区间为（0.0124，0.0283）。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表明审计揭示（Audit Re）、审计预防（Audit Pu）、审计抵御（Audit Pr）三大功能通过绿色金融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支持以上假设。
（三）更换解释变量
借鉴张龙平等学者衡量国家审计功能的研究，通过被采纳审计建议数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国家审计功能发挥，实证分析得出解释变量意见采纳的回归系数为0.012，绿色金融的回归系数为0.550，均在1%的水平上显着，与上文研究结论基本保持一致，进一步支持以上假设。
稳健性检验结果与本文研究结论一致（限于篇幅，此处省略）。
七、国家审计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地区异质性分析
国家审计的功能具有明显的地区异质性效应[ 24 ]：一是在审计质量上，东部地区审计业务时间久、经验丰富，审计机关人员工作能力、审计工作配套设备及审计技术等方面均超过西部地区；二是在审计人员上，东部地区的审计机关通过人才引进、落户等方式吸引较高工作能力的专业人才入职，同时人员在职培训的时间和频度远高于落后地区，并与国际事务所展开合作，共同探究审计方法与技术，这不仅提高审计机关整体的执业水准，而且可以更好地遵循国家制定的审计准则等规范；三是从经济发展程度看，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审计机关在监督财政资金合理使用的同时，还会对资金使用中的违规行为进行处罚，因此东部地区审计整改的效果最为显着。
本文按照现有文献对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划分原则②，将30个省级行政单位按照区域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在地区经济社会等多因素的影响下，无论国家审计揭示功能、预防功能还是抵御功能，均显着正向影响城镇化发展，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仍然成立。同时发现，国家审计三大功能的回归系数在东、中、西部地区均不同，说明审计功能发挥效果有一定差异。
八、结论和建议
本文以2010—2021年我国30个省（区、市）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国家审计三大功能的发挥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研究发现：（1）国家审计显着促进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2）国家审计通过绿色金融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3）国家审计功能发挥效果存在地区异质性差异。研究表明，国家审计机关通过对绿色金融资金开展落实审计从而发挥“预防、揭示、抵御”三大功能有效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通过对实证研究的总结，提出以下四点建议：第一，积极开展对国家绿色金融资金的跟踪审计工作，确保城镇化进程中建设资金的落实，达到发挥国家审计的揭示目的；第二，增强国家审计抵御功能，完善审计工作的事后问责制度，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积极推进审计机关与其他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交流，形成监督合力，推动国家审计工作积极参与国家治理，提高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第三，为审计机关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保证审计工作与时俱进，加强审计机关人才队伍建设，形成工作有突出、审计有顺序、合作有深度、建设有成效的审计体系，使审计工作全面有效覆盖，保证充分发挥国家审计的预防功能；第四，合理配置国家审计资源，建立东、中、西部地区协同审计体系，共享审计经验成果，同时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倾斜，推动东、中、西部地区共同发展，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参考文献】
［1］ 杨超，王天雨.金融审计助推绿色金融发展［J］.中国金融，2018（20）：47-48.
［2］ 刘家义.树立科学的审计理念 推动审计工作不断深入［J］.中国审计，2008（2）：24-26.
［3］ 蔡春，蔡利.国家审计理论研究的新发展：基于国家治理视角的初步思考［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2，27（2）：3-10，19.
［4］ 靳思昌.治理导向下国家审计功能的实现机制研究［J］.会计之友，2022（24）：64-69.
［5］ 吴秋生，黄贤环.国家审计参与实现国家善治要素的路径研究［J］.当代财经，2016（3）：120-128.
［6］ 张立民，崔雯雯.国家审计推动完善国家治理的路径研究：基于国家审计信息属性的分析［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4，29（3）：13-22.
［7］ 黄海艳，张娜.国家审计赋能我国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22（4）：146-148.
［8］ 方创琳，赵文杰.新型城镇化及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J/OL］.经济地理，2023-02-21.
［9］ 潘家华.循生态规律，提升生态治理能力与水平［J］.城市与环境研究，2019（4）：21-33.
［10］ 裴玮.基于熵值法的城市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J］.统计与决策，2020，36（16）：119-122.
［11］ 王德成，张领先，王志琴.城镇化水平计算方法比较分析［J］.农机化研究，2004（3）：61-63，66.
［12］ 杨佩卿.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与动力机制的相关性分析［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0（2）：139-149.
［13］ SALAZAR J.Environmental finance：linking two world［R］.Bratislava，Slovakia，1998.
［14］ 张敏.绿色金融政策审计监督思考［J］.青海金融，2022（1）：53-56.
［15］ 丁俊权，张红梅，王资燕.贵州省新型城镇化与绿色金融发展评价研究［J］.科技创业月刊，2016，29（15）：3-6.
［16］ 于重阳.效益审计视角下新型城镇化创新发展研究［J］.财务管理研究，2021（10）：77-80.
［17］ 欧阳文杰，陆岷峰.“双碳”目标下数字金融驱动绿色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J/OL］.金融理论与实践，2023（1）：1-10.
［18］ 马义玲.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机制障碍及路径选择［J］.征信，2017，35（3）：90-92.
［19］ 谢铖，朱波.绿色金融审计监督体系重构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2019，27（12）：67-74.
［20］ 冯丽丽，武倩，魏童.国家审计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路径研究［J］.会计之友，2022（20）：10-16.
［21］ 叶爱华.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政府投资审计监管研究［J］.财政监督，2020（20）：72-76.
［22］ 叶陈云，叶陈毅，徐斓语，等.国家审计化解金融风险特征、形势及缺失治理［J］.会计之友，2022（15）：126-132.
［23］ 田文富.“人产城”多维融合视角下的绿色城镇化及其发展路径［J］.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0，22（6）：52-58.
［24］ 马轶群.国家审计质量的区域差异性研究：基于动态面板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检验［J］.当代财经，2014（11）：119-128.
